重建社会与企业的联系

一些思想领袖建议，我们应该为持续的经济动荡做好准备，因为不稳定将成为未来的一种常态，而非意外。国债问题犹如脱缰野马不受控制，政府为了摆脱困境不得不大力缩减公共开支，结果给全球经济带来了进一步的不利影响。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竭力应对根本性的金融危机：失业率提高，累积的不良债务得不到解决，而且没有可靠的保障措施用以防止未来的经济崩溃，这些都是这场危机的特点。

难怪我们当中很多人都认为商业世界与整个社会是脱节的，而且商业世界不愿意或没有能力使其生产力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

目前，企业已经成为世界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方案的构成要素。企业与社会脱节来源于当今的商业模式，一直以来它都被用来使狭隘、自私的利益合法化。过去15年里，跨国公司的数量翻了一番，而其海外业务和分支机构的数量几乎是原来的三倍。今天，200家企业的产值之和占全球GDP的23%，在全球100强经济体中有51个是公司。

这些变化表明，企业不再是社会挑战与需求的同路人——即便它们曾经真的携手同行。

虽然企业与社会脱节的问题日益严重，但人们很少讨论解决的办法。一些组织不但不去解决世界的问题，反而成为这些问题的制造者。在决定是否为这些组织工作时，越来越多的员工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他们成了所谓的自由职业者、自雇式的独立型一人企业。工业革命之前，80%的人都是个体经营者。从20世纪起，企业才开始雇用大部分可用的劳动力。20世纪80年代末，自雇比例达到了历史最低：90%的人都在为企业工作。

从那时起，形势再次逆转。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变化中，个人开始脱离企业，重新回到自雇状态。在21世纪的前十年中，超过40%的员工又一次成为个体经营者。

这一新兴趋势为我们看待就业和所谓的失业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重建企业与社会的联系已经成为管理的一项主要挑战。企业的问题已经不是没能为解决社会问题作出贡献那么简单；更糟的是，人们认为企业是以社会为代价谋取利润的。管理者被看作自私自利的利益相关者，作为特权阶层中拥有权力的成员，没有展现出大家所期望的责任感和领导力。为了恢复企业对社会有益的形象，重新赢得公众的信任，企业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我们不但要重新思考治理、管理和领导企业的方式，还要重新审视企业在社会中的价值与作用。

过去，人们用过很多不同的方法来重建企业与社会的联系，其中包括企业社会责任、企业公民、商业道德、社会企业家精神、公平交易、自觉资本主义和企业可持续性。虽然他们关注的焦点不同，但这些方法都有一个相同的目标：使企业与社会重新整合。此外，学者们还提出过若干倡议，目的是推动企业将这些想法付诸实践，其中包括联合国全球契约、全球负责任领导力倡议组织、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欧洲企业社会责任协会（CSR Europe）、欧洲社会商业学会（EABIS）和考克斯原则（Caux Principles）等等。

2011年，迈克尔·波特和马克·克雷默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使共享价值方法成为主流。比如，2006年雀巢开始重视“创造共享价值”（CSV），并从2008年起开始报告这方面的成果。2003年，杰德·埃默森（Jed Emerson）提出了“混合价值”概念，将企业创造收入和创造社会价值的活动融为一体。

大约同一时间，菲利普·德伍特（Philippe de Woot）提出在企业内部履行社会责任。此外，他还建立了深植于人本思想中的全方位的企业模型，并将领导力重新定义为企业家精神、领导力和政治才能的三位一体。波特和克雷默可能对达到该领域的转折点有重要贡献，因此我们应该对创造共享价值进行更深入的了解。

共享价值管理的出现说明人们朝着重建企业成功与社会进步的联系迈出了积极的一步。在经商的同时为社会作一些有益的贡献，不是社会责任或慈善，而是实现经济成功的一种不同方式；不是可有可无的企业行为，而是企业各项活动的核心。共享价值管理以一种充满社会目的的更复杂的资本主义形式，重建了企业成功与社会进步的联系，这种方式曾经迷失于狭隘的管理方法和短期思维时代。这种目的不是出于慈善，而是出于对通过社会价值创造经济价值的更深刻的理解。

近年来，没有任何一个概念能够像“创造共享价值”那样令企业管理人员着迷。用价值代替责任，消除了企业社会责任（CSR）暗含的道德压力。然而，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对创造共享价值提出了挑战，称它是“肿瘤上的绷带”，是经过小心伪装的“漂绿”行为。事实上，除非这一概念产生了我们所需要的、足以打破现有范式的影响，否则创造共享价值就有可能和企业社会责任一道面临同样的窘境。

（本文作者为凯特琳·穆夫及团队，该团队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造福世界的管理教育》，译者周祖城、徐淑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