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和全球金融治理

 主持人（航宇）：各位亲爱的来宾，我是《第一财经》国际部记者航宇，欢迎来到《第一财经》专题工作坊，共同探讨当年全球财经的大趋势。

    还记得去年我们讨论的话题是自贸区，不过可惜的是这个话题只持续了半年，到了今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市场可以说是风云突变。特别是A股，我们注意到A股的大跌，同时以及全球金融市场的都大。但是根据某些说法我们知道A股大跌可能是由于境外势力恶意做空所导致的。我看到台下也有不少境外势力，当然在这些重大的财经事件上，我们《第一财经》从未缺席，一直致力于为大家带来全面、准确以及深入的财经报道。

    我是《第一财经》国际部记者，国际财经新闻主要是来自于两个地方，一个是欧洲还有就是美国，欧洲和美国发生大事传导到了香港，同时进而影响到了内地。不过去年我最大的感受其实就是中国的就是国际的，在中国资本市场发生的任何重大的财经事件，都会对这个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而进入到新的一年，中国成为20国集团的主席国必定将在这个世界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在今年中国的金融市场将会发生哪些改变，又将会如何影响这个世界，这也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G20以及全球金融治理。

    稍候《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周健工，将与据具有影响力的嘉宾共同来探讨这个话题。

    首先，我就会请上今天的主旨演讲嘉宾，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特聘杰出研究员沈联涛先生走上台前，为大家演讲，沈先生请。  

    申联涛：非常感谢主持人，我非常荣幸参加今天的《第一财经》香港这样的峰会。这个话题是非常关键的，2016年大家已经看出来是一个关键的年。今年也是中国，土耳其、澳大利亚20集团（G20）会议将在杭州举行，中国作为主席国已经站在国际平台里面开始引导未来国际发展。

    那么20国集团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成就，几方面：第一，关于国际货币劫扣；第二，气候变化；第三，普惠资本市场跟创新的发展。中国在怎么推动这个事情很关键。

    大家知道G20是G22的继承机构，G22是亚洲危机出现之后，及其极端大发达国家控制整个局面有不一定完全可以代表新兴市场，就拉了比较大的发展国家来参加。开始的时候不是一个决策机构，但是全球危机发生之后，有了G20领导峰会（G20 leaders summit）开始转向了一个决策性的机构。

    今年中国就作为2016年的主席国，他的主题是“结构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

    第一次准备会议在北京已经开了，认为是目标要创新机制建立合作平台并提供第二次转型的可靠保证。这个成就是三方面，土耳其去年达到比较成功的三方面。第一，达成打击恐怖分子主义的共识，这是很关键的；第二，在问责制的框架下增加了20集团的努力；第三，包容性议程里面，就成立了世界中小型的企业的论坛。

    大家对中国的主席国的情况有四方面：第一，全球合作；第二，对抗长期停怠，我觉得现在是全球最大的话题；第三，气候变化；第四普惠问题。

    在这些方面大家对整个的地缘政治问题都很熟悉，所以我不会讲得太多。但是在地缘金融方面，最近在北京ERAB已经成立了对全球的布雷顿劫扣是有点压力的。还有一个主要分支就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不同看法，美国是要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欧洲和日本还是要进行大量的量化宽松的推动。

    在科技问题跟气候变化问题里面大家也知道发展是硬道理，但是科技发展是很重要的渠道。在国际货币合作之间，我认为去年最大的进展就是货币基金纳入了EDR里面，对中国人民币走出国际化的情况迈出了重大的一个步骤，中国也承诺了对整个全球金融结构性会做这个贡献。

    气候变化的问题中国在巴黎会议里面也做出很重要的一个贡献，我不想讲得太多。

    普惠方面，如果全球开始有了停怠的情况下，要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中小企业的融资是最大的障碍，最大的问题，在这方面也不容易推动。G20在2009年已经看到这个问题，做了很重要的报告，这个图片解释这个推动中小企业政策里面，在中国资本市场里面证监会说了这句话就是“多层次的基本市场”。那么用什么多层次的基本市场来推动普惠金融是一个很大的组织，这不是传统经济理论来考虑的。传统的经济理论就是把纽约的交易所搬到一个新兴市场里面，这个交易所成功了，你的资本市场就成功了，这是一个很幼稚很错误的看法。

    金融发展需要四个不同层次的措施跟政策，这是英伦银行总经济师凯罗·戴姆（英）画的。这四个层次是什么？第一，微观审慎，就是看各个企业，各个金融机构的监管风险问题；第三是一个宏观政策，货币政策；第四是整个国际金融结构。为什么国际金融结构这么重要？人民币走出去就是一个大的话题，什么理由呢？因为你以前是一个封闭市场，一开始走出去就会影响世界市场，然后世界市场就会影响到你的内部市场。所以整个全球的数码化增长，金融的互联性、互动性，关联性，这个就意识到现在中国跟其他国家面对的更大的问题，就是信息量大，交易量大，金融的流动性大，波动性大。要怎么维持整个系统的稳定性是一个非常大的政策性的挑战。现在全球面对大问题，也是G20会面临的问题就是全球经济朝前停怠的风险。

    哈佛大学以前校长萨默斯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全球现在面对的就是一个长期全球经济体长期停怠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是摆在面前，2016年全球怎么解决不是已经是一个国家可以解决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中国在2016年做G20主席国会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怎么合作来面对这个风险是很庞大的。

    那么这个风险在哪里？第一就是全球债务是2007年以来增长的已经是57万亿美元，增长速度更快。不但是经济增长的速度下降了，全球的贸易量也开始下降，然后BIS已经说了，长期周期的变动更大，影响更深。那么在长期的通货紧缩的威胁新常态是已经变成了缓慢的压力，金融风险扩大的情况。

    最近很多经济学家也看到，全球的金融过度发展造成了错用的资源，错费的问题，这个当然会跟量化宽松政策肯定是有关的，这个实际上也就是2007年到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对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后遗症有关。

    现在很明显中国自身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在努力向创新型的经济跟服务型的经济转型，这是历史上可以说是第4个现在已经在今天讨论的问题，第四个工业革命。

    怎么说？工业革命是什么东西？把铁路建起来，把重工业建起来，把基础设计建起来，这是硬工业。但是我们走了21世纪，我们还是用老的20世纪的眼睛去看21世纪的问题，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已经从一个硬经济已经走向了软的，以前说的是虚拟经济，服务经济。用传统的GDP的办法去描述、衡量硬经济很容易，今天出了多少吨钢铁，今天用了多少电，但是怎么描述，怎么衡量服务业的经济是非常大的挑战。

    所以我们转这个型，你看美国这么新科技的国家，这么发达的国家，他的制造业已经退了，完全是一个服务业。他们说转变很慢，17万亿大的国家，3%的增长已经是很成功了。

    所以从硬经济转到软经济是要靠创新，创新这句话会对中国的增长贡献GDP2—3，甚至大于一半的GDP的量。我觉得麦肯锡做的这个分析是比较准确可靠的。中国改革方面，他的机会是在于典型的新方向就是创新，为客户服务业做好一个大环境，然后在科技方面跟工业方面做调整。

    2016年是应对全球的关键一年，尽管中国面临国内的问题跟经济增长放缓，中国作为G20主席国表明了，战略性已经讲的非常清楚了，要大家合作，打破基础设施，跟气候变化谈判的僵局做了很大贡献。

    中国已经明白了一个很重点，就是全球增长就等于国内的经济增长，国内的经济增长也等于是全球的经济增长。但是要增长就要靠创新技术可以重振国内跟全球经济增长的大途径。

    所以G20可以促进更广泛合作，有助于全球的稳定，提供全球的公共产品，更好的互惠互利。

    好了，我很简单的说了这个框架，谢谢大家。  

    主持人（航宇）：沈先生是我们亚洲财经界的泰斗人物，也为中国的金融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时间关系，他就只能演讲到这里。接下来我要有请《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周健工为大家致辞。  

    周健工：尊敬的各位嘉宾和媒体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是《第一财经》连续第五年参加亚洲金融论坛这样的活动，也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我记得我第一次在会展中心来参加这样一个重大的国际金融盛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在1997年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这里开了一次年会。我后来还拜读了沈主席写的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这本书。

    所以我非常的感慨，其实每一次置身于这样的会场都赶上了全球经济的一次重大的危机或者一次重大的转折，这一次我也有这样的强烈感受。

    昨天，我一天都在会场听很多人在谈全球的经济、金融、贸易这方面的形式，但是大家不约而同的都把话题引向了中国。

    其实刚才沈主席在演讲的时候，也获得了2015年的中国GDP的数据是6.9%，增长了，这是全球非常非常关注的整个中国的经济和金融的形式。

    《第一财经》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目前为止也是最大的一个财经媒体集团，我们对中国的金融改革是非常非常关注的，我们从3个方面来关注金融改革。

    第一，中国的资本市场如何帮助中国实现一次转型？从这种要素投入的经济转向创新型的经济，中国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如何帮助中国实现实体经济的转型是我们关注的一条主线。

    第二条主线，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中国如何成为全球的货币金融体系的一个跟随者或者一个搭便车者，变成一个变革者，变成一个建设者，其实这一点是我们《第一财经》非常关注的。

    正好2016年9月份，G20中国作为东道主在杭州举办G20的峰会，实际上这个时机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今天定了这样的选题。

    我们关注中国金融改革的第三点实际上是金融和资本的市场，其实对于一个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一个富于国家，对于整个的中国日益成长的庞大的生产阶层，他们的家庭和个人财富管理其实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第一财经》也是非常关注中国的金融改革，这是我们关注的三条主线。

    今天我们还是回到G20这样的主题，我们不是谈一些非常空洞的G20，我们会结合当下、现在，尤其是这次亚洲金融年会上，大家围绕着中国的金融市场、金融改革谈一些热门话题我们来展开这样的讨论。

    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的主持人邀请我们的嘉宾上台。 

    主持人（航宇）：接下来的圆桌谈的环节将由周总亲自主持，同时我也邀请今天圆桌的讨论嘉宾，他们是纪源资本合伙人卓福民、香港大学商学院及社会科学院金融与公共政策教授肖耿、瑞银财富管理投资总监办公室董事总经理兼大中华区首席投资总监及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胡一帆、美国德劭集团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唐堂、溶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

    有请各位圆桌讨论嘉宾上台。 

    周健工：我们大概有五到六个问题，其实不可能每个问题都去谈的很多的，我们大致有一个简单的分工。

    我想临时插一个小问题，因为刚才中国的经济数据公布了是6.9%  ，我想请在座的几位，如果哪位愿意评论，当然沈博士和胡博士一定要讨论的，肖教授和卓总也可以，因为你们的专业就是这方面的，想请你们简单的评论一下6.9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你们怎么解读它？  

    沈建光：我先开个头，6.9%其实是预期到的，因为前三季度已经出来了，政府最后也是有很强的决心去稳增长的。关键就是从6.9当中，我看这是近年来一个最低的数字，验证了新常态，说明中国经济增速逐步下滑，增速越来越低，这个是事实了。

    第二点，从这个数据当中也可以看到经济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从投资来看都在下滑。所以中国经济2015年是第一个投资比重已经大幅下滑的一年，就是说消费和服务业是我们中国经济的支柱，但是传统的投资和制造业已经出现了很大的挑战。这个转型，就是说低增长背后还是有一些亮点的。

    第三点，我觉得6.9虽然好像预期的低，但是整个就业市场还是比较稳健的。我们看到还是出现了民工慌乱的情况，就反映了新常态下人口结构的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其实中国政府一个转型的决心。

    最后我想说，这个数据其实也反映了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靠需求端，靠刺激投资、刺激工业再去稳增长这种做法可能已经没有效果了，所以这也是中国领导人提到了供给侧的改革。

    供给侧的改革核心就是创新，增加它的效率、劳动生产率，还有就像减税这些要让民营经济或者是个人发挥它的活力，这个体制创新是最重要的，今后经济能维持稳增长的关键。  

    胡一帆：刚才我基本上也同意建光的评论，我觉得6.9确实也是意料之中的，今年也是看到了经济持续下滑的趋势，我们觉得今年在16年的话，可能整体在十三五当中，我们觉得这个GDP也是呈“L”型的增长。也就是说今年可能要比去年更加严峻，GDP会下滑到6.5%。

    刚才我们也看到投资在下滑、消费也是在比较温和的增长，缺口比较乏力，我们可能更面临趋同的挑战。今年的政策可能和去年前十年不太一样，就是我们的财政政策今年可能会发挥比较大的作用，货币政策会继续保持宽松。

    所以我觉得整体的中国经济还是在继续下滑，但是我们觉得硬着力的风险还是比较小，所以整体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在新常态过程中的一个挑战。  

    嘉宾：我也做一个评论，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变化非常非常小，但是有一点就业非常稳定。就业稳定的原因是人是活的，他都从“鬼城”跑到大城市去，所以大城市的房地产恢复的非常好。但是总投资和整个制造业在下降，这个代表一个什么？我的理解是中国五年规划，我们长远的结构性改革非常好，但是短期的经济稳定政策几乎没有。就是说投资下滑太快，坏的投资都停下来了，好的投资跟不上，特别是在人口流入的大城市的一些非常需要的投资出不来。每一个大城市堵车、污水处理这些领域，我觉得需要有大量的筹资立刻跟上，要不然我们投资的数据、增长的数据，他给人市场的印象是一直不往下滑的。

    但实际上这个数据说明中国经济其实是非常好的，因为它已经在深刻的结构转型，就是好的城市越来越好，差的城市越来越差。但是我们短期的政策还没有跟上。  

    周健工：这个6.9大概是十多年来最低的一个数据，但是即使是6.9也是来之不易的，而且在2016年还会进行这样一个探底的过程。但是实际上这样一个探底的过程未必对中国经济是一个坏事，我是从这几位经济学家解读中听到的这样一个信息。

    其实这样一个经济探底的过程中，实际上在中国的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效益。我们可以看到从去年中国发生了一个过山车式的这样一个深度的调整，接着人民币汇率也发生了拐点性的变化，接着新年以来资本市场就延续了这样一种动荡。

    从这一点来说，昨天我听了很多人在讲，其实大家不由自主的把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全球整个金融市场的动荡跟中国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联系起来的，我想请教几位肖教授、沈博士、卓董，这一轮，你们怎么看中国经济的深度调整，以及在资本市场基本改革中反应出来的这一年半年以来的现象，跟全球金融动荡之间的关系。

    肖耿：我想这个问题关键问题就是全球的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全球的经济的治理也有了联动效应，我觉得关键问题在哪里呢？我认为中国还是应该把自己的事情干好，我有这么几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中国目前金融的改革和治理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时候。

    为什么这么说？按理说，经济好的时候我们比较有钱，改革起来比较容易。但是往往经济好的时候认为我们这些做法都不错，为什么？就是改革的体例问题比较大，而经济不好的时候，你不改不行，就改了，被迫的改了，我们主要处于这么一个阶段。

    刚才肖耿教授已经讲了，好经济和坏经济，我不讲好经济和坏经济，旧的经济和新的经济，或者说传统经济和新经济。

    传统经济引擎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问题，他的转缩已经越来越慢了，甚至有一部分停歇，而新经济的力量还没有起来，没有主导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最大最大的支撑的动力是什么？

    新经济刚刚慢慢在生产，他要靠一个资本，要靠金融来支撑他。如果我们金融不能支撑新经济，那么这个问题就大了，要进一步的改革就会发生问题。

    怎么讲？我是做创业投资的，我们接触了大量的新兴经济，特别是互联网，也包括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化，物联网、IOT，这部分的经济有一个特征就是轻、薄、软，跟传统经济的重、厚、硬是不一样的。

    怎么轻呢？资产都是轻的，怎么是薄呢？他们业务一般都是比较单薄，什么叫软呢？相当一部分投资是软件。

    所以跟我们过去十年二十年的大量的经济增长，我们依靠的是重、厚、硬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原来是基建，房地产拉动。基建、房地产拉动，拉到我们手里有重资产，我们土地可以抵押。你可以手里有厂房可以抵押，你可以有机器设备可以抵押。所以很多我们搞的是间接投资，实际上中国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什么变化？大家可能以为我们中国最大的一个债务危机是地方政府危机，或者是中央政府债务危机。但实际上，这个债务占GDP的比重也就58%。

    刚才我们沈主席讲到了整个全世界新增的一个债务量是非常巨大的，跟我们现在GDP不成比例，还在增加。新兴国家这个比例增加更加大。

    那么中国现在是什么问题呢？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企业债务占的GDP的比重非常之大，我不知道各位是否知道这个比重。

    这个比重不是政府占GDP的58%，企业的债务要占到GDP的120%，这个比例非常大。正常情况是50%，像美国40%、欧洲50%，任何比较高也只有70%，所以就有了中央三中全会经济体制改革里面写了一句，中国这个要从间接融资为主，要走向直接融资为主，这么一句。

    这句话说起来比较容易，当碰到了我们新兴的那些产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出来的时候，他们的资产是没办法抵押的。就搞个互联网的企业，就有几台电脑，你怎么抵押，怎么去做？所以传统的金融改革、结构改革如果不改，已经完全阻碍了中国新经济的一个增长环境。

    那么怎么办？大家看到刚才周健工提到的这些问题，中国现在这些政党……

    我的感觉是有两个，第一个，我觉得还是要坚持，以市场之手为主来调节市场，不要一碰到什么问题像保姆一样马上出来，我们政府的手要变成一个闲不住的手，本两插在口袋里面不干预，看到不行了，手又要拿出来了。

    这个经常摸来摸去，摸到最后有一个问题，人家都知道你下一步要干什么，特别是政府高手在明里，我们很多操作的高手在民间都在暗里，出一招搞得不好就出问题了。

    所以我有一句话“政策有风险，出台须谨慎”，要么你要出台的话就要在危机的关头出，你就一剑封喉。我特别欣赏97年金融风暴的时候，我那时候正好在香港，我做上海区的CEO。当时我们沈主席在金融管理局，一出手索罗斯马上就败了，基本上是一个晚上，这件事马上扭转乾坤。我当时看我们自己的股票，从60多块，两个多月的时间掉到了9块钱。33个恒正指数一样，上市非常非常直接。但这种情况下，一个项目做出来好了，一招毙命，一剑封喉。

    我希望政府多出这种招，不要今天出一个招明年又收回去，也就是说出台要谨慎，不能随随便便出招，谢谢。  

    嘉宾：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实际上是比97年的时候亚洲金融风暴要好很多，当时银行坏账一般人都认为是40%。我们对外的债务资产只要是占GDP17%，我们有净资产，美国是-20%。中国家庭资产杠杆率非常低，中央政府杠杆率也非常低，就是借债借的非常少。主要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和企业，但是地方政府他的分布非常不均匀，我们最近做研究像佛山有一些很好的城市，他的债务不是问题。

    一批企业需要破产，但是因为中国整个经济在过去二三十年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个财富相当于GDP的好多倍。五倍六倍八倍，各种各样的计算都有。

    所以整个负债的状况并不是那么严重，严重的是那些已经破产的企业，他比较要停止运作。就是当时朱镕基关停并转，把坏资产转到资产管理公司，这一步是一定要做的，这一步中国做的太慢了。

    同时在整个经济进行深度结构调整的时候，短期的宏观经济的稳定财政政策和投资政策，这个做得太少，市场看不到希望。

    所以我觉得今年全世界都看中国，因为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增长的贡献60%、70%，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中国短期的宏观稳定政策如果不是很成功的话，对中国自己，对全球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别是对预期的是影响很大的。  

    嘉宾：刚才两位都讲的非常好，我就做两点补充。

    第一点，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中国的现在的体量是非常大的，特别是人民币加入了特别提款权（SDR）之后，资本向开放。中国以前的封闭的国内的资本市场跟国际很大程度就接轨了，所以这个影响就会极大地放大。我记得去年习近平访英的时候，曾经说到过，十年前访过一次英国，当时中国的GDP还比不上英国的GDP。这一次15年访英的时候，中国的GDP是英国的4倍。所以在这种变化，中国的体量变成这么大的体量，而且中国的人民币成为了全球储备货币之一。去年我听说，如果人民币真的变成自由开放的，资本开放，中国接近时代与美金的储蓄，老百姓怎么安排储蓄都会对全球的金融市场造成巨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变化可能是G20全球金融治理的一个新的情况，就是中国的一举一动对全球的影响。任何风险也是放大了，所以大家都担心中国这样一个负面的冲击，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其实G20全球金融治理的问题在中国内部，中国的金融治理问题也是非常关键的。现在中国的央行不是以前关起门来自己国内解决，而是变成一个全球性的货币的央行，所以洋行的一举一动……但是中国目前自己内部的金融治理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混业经营，金融其实都已经混业了，但是我们金融的监管体系还是叫一行（人民银行），三个专门的监管机构（三会），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相互之间金融监管比较封闭式的监管，但是其实他所监管的对象都已经是混业经营了。所以很多方面的监管，这也是全球金融治理，中国自身的一个问题。

    所以很多政策的不协调，我觉得这是今后需要解决的问题。政策的不协调，也会产生刚才像卓总讲到的，政府很多出来之后没效果了，然后又回，又出招，就没有达到有效的政策，达到一剑封喉的作用。

    中国过去的传统，我们的治理结构是很不善于跟市场沟通的，那么你不跟市场沟通又缺乏协调，那你很多政策出来之后又觉得不对又收回来，这样影响信息，而且是对今后投资者市场不知道你的预期怎么办。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很多做法治理结构的改革，包括我们很多政策都是半夜里出台的，很多政策都是周末出台的，这个情况其实完全可以改变。就是事先跟市场沟通，怎么样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全球有重大影响的监管机构，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对全球的冲击变得更可控。 

    周健工：正好就转向我的下一个问题，人民国际化的问题，我想问一下瑞银的胡一帆博士。其实刚才大家也都谈到了，其实人民币的国际化对于中国国内的监管和中国整合全球的金融的治理和监管都提出了一个新的更高的要求，我想听一下胡博士在这有什么看法。

   

    胡一帆：确实是，中国加入了SDR，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无论是从全球还是从国内，如果从国内的话，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实际上让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的国家。加入SDR我觉得中国在全球的金融界有更多的话语权。

    现在全球的金融治理在金融危机之后，大家提出了很多的挑战，尤其是国际储备货币定性，大家对单一美元主导金融体系也提出了很多的疑问和挑战。

    第二，在国际上，尤其是在金融危机或者发生动荡的时候，国际的货币这一侧怎么样相互协调、相互共进。

    第三，在货币政策方面，因为现在全球的资本流动越来越对各国的经济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看到美联储可能有加息的预期，全球资本就从比较先进国家流出。比如说当先进国家有这种比较热的时候，资金不断地流向。

    我想中国又是新兴国家，又是在崛起中的新兴国家，确实他的货币政策的制定对全球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这个货币政策已经不是封闭的货币政策，所以对央行有很大的挑战。

    我们现在尤其是中国加入SDR之后，我们认为首先确实非常同意沈博士的说法，第一我们要加强在管理预期方面，这一点我想美联储给了我们很多很好的经验，这个在管理预期上面怎么更透明的政策，在管理预期上面的协调。

    第二，我们的政策往往反应不是前瞻式的，这一点也给市场造成了很大的猜测、等待。这样的，实际上现在中国政策不进是中国自己对全球有很大的影响。

    第三，中国的体量非常大。原来我们总觉得中国政策更多的就是从实体经济步入全球，包括在贸易上面有很大的影响，资本市场我们还没有完全的开放。现在就可以通过各种资本市场的渠道，包括汇率，包括对于全球的投资等等产生更多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对全球来说可能今后审慎管理，政策更加的透明协调，这个也是提出了更多的机遇和挑战。 

    周健工：我们下一个问题，我们谈到了最近的中国以及全球的新兴市场的动荡，其实另外一个背景是美联储的加息。就是一系列的像美元的升值，金融市场的动荡，一些新兴市场的五国四国的货币的贬值，包括大宗商品价格的暴跌，其实多多少少都跟美联储的加息有关系，接下来就请肖耿教授和沈博士谈一下，在美联储加息的整个2016年，中国应该怎么应对美联储加息？  

    沈建光：我觉得中国不需要再降息，因为中国的利率应该是比美国高的，因为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比美国高。但是中国需要稳定的人民币的汇率，因为人民币在经济动荡的时候会很容易超常。最重要的也就是说中国要把自己短期的宏观经济稳定一定要稳住，因为中国是有条件，有能力在宏观经济短期稳定方面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中国有很多需要投资，需要花钱的地方，这件事情做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在动荡的国际环境里面能够自己稳住自己，就对全球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肖耿：我觉得这一次其实人民币现在面临最大的贬值压力的一个背景就是美元升值，美联储加息预期。美元从去年年中14年开始升值，升值了20%多，但是人民币跟美元是挂钩的。所以人民币兑其他货币也升了20%。

    目前来看，这个就造成了给大家的印象就是人民币现在高估，所以有贬值的压力。这个对已经加入了SDR之后的中国央行货币就产生了很大的压力，接下来是继续跟美元维持稳定还是跟美元脱。，我觉得人民银行做了尝试，“811”，8月11号去年。这个一脱钩，如果美元保持强势，兑人民币，兑美元的贬值的压力就会增大，所以这个其实是当前美元升值对现在中国的一个最大的挑战。

    其实美元过去的两个大的走强周期，一个是在70年代，一个是在90年代，一个是拉丁美洲危机，一个是亚洲金融危机。现在大家关注点，包括中国这次，所以这次焦点在中国。

    我是感觉到央行心里一定要顶住，我觉得很多人建议中国央行一次性贬值15%，这其实也是海外投资者最担心的。一下子一次性贬值造成了突然袭击，但是我觉得会完全打乱预期，而且使人民币出现了资金外流，出现了竞争性贬值的最大的一个风险点。

    现在如果人民币要顶住的话，对一揽子货币顶住，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利好。我的一个观察最大利好点，我看了71年之后美联储到现在7次加息周期，有5次加息周期，加息其实刚刚开始之后，一年美联是贬值的，这个很有意思，跟大家想象完全不同。其实他升值在加息之前都已经升好了，这是美联储提前的沟通。美元从14年到现在升了20%多了，升加息之后，如果今年的美联储加息周期没有想象的这么激进的话，美元如果是有贬值的空间的话，那么人民币完全就不应该陷在自乱阵脚，自己做贬值，这样使资金大量外逃，造成自己的金融动荡。

    所以我就希望决策者可以看到这形式，使人民币还是维持稳定是一个最重要的政策。  

    嘉宾：这个我很快补充一下，我觉得美联储加息实际上大家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大家判断叫“靴子落地”。在15年主要货币兑美元贬值很多，所以大家觉得今年美联储加息也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也会比较谨慎。但是在今年的第一个星期就给了市场很大的振动，所以我觉得可能市场还是低估了美联储及时缓慢加息的这么一个效应，我觉得尤其是中国。

    因为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和很多投资者谈，大家觉得中国资本市场相对是比较封闭，再加上人民币还是高息货币，所以我觉得今年美联储的加息再加上中国因素确实给市场带来很多的动荡。我们最近也是调整了今年对市场风险的评估，就是把风险资产调成了中性的这么一个评级。 

    周健工：接下来其实我们谈到中国和全球的金融，其实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互联网和技术对于金融的这种改变，甚至有人说是一种颠覆，其实这个是完全不能忽略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我想请唐堂谈一下，尤其是我们叫互联网金融也好，其实在中国表现的发展是极为的迅猛和突出，当然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其实今年政府从鼓励到现在变得比较审慎，其实就说明了在这个领域，蕴藏着极大地发展前来，同时在金融创新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在中国目前面临这样一种形式。

   

    唐堂：说我是专家，但是我说一下分享金融的一些想法。

    其实分享金融这个前景是非常好的，大家都可以认可这一点。不过不是每个行业发展速度会是一样的，有几个特点，有些行业分享金融会比较快，它有一个标准化的服务。今天如果是交通工具的话，像从A点到B点的话，不太建议他的车子是什么样子，安全带其实都没有扣。如果我中文不太好，要请家教补习中文的话，这个就不是一个标准化的服务。这个东西的话，可能今天选了一个家教，我明天会换一个人，我不可能今天找一个好的家教，然后就回去这个平台再找另外一个家教，除非他不适合我。

    所以第一点，我们从投资的角度来讲，我们要看一个行业的标准化的服务；

    第二，就是一个用户他享受这个服务的频率。我今天做计程车，或者你需要交通工具是哪一天常常需要的，好几次。我去一个旅游，需要住宿的话是一年可以好几次。但如果是找一个木匠、书匠，我可能一辈子就用那么几次，我不可能去下载一个APP去享受他的服务，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更核心的是政府参与的程度。比如说如果我们今天是在讲美国纽约市，你就要开计程车，你要提供这个交通工具的服务的话，你就要有一个计程车牌，这是非常贵的一个东西。最贵的时候，一个牌照要接近100万美金，是一个车子十几、二十倍的一个价格去买一个牌照，买了之后你可以开计程车载乘客，可是你的收费是有限制的。

    所以你今天有个手机可以去找司机，它方便，又有效率，又可以自己定价格，最后可以避免成本，当然它发展是非常非常快的。

    同样的一个旅馆房间要缴税，百分之十，百分之十几的税，你通过手机订你的房间可能不需要这个成本，所以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可是，这其实有一个公平性的问题，牵扯到是不是一个不公平竞争的一个问题。早期的话，你是一个创新的公司，可能不太在乎这一些。但是今天你去旧金山，去一些各式各国的一些城市，他其实krm（英）的司机已经是计程车司机的好几倍了。所以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创新，一个很新的产品，它其实比较主流的一个产品，一个服务。

    那跟政府之间的互动，它受不受监管，实际上已经是它发展的一个阻碍了。所以从中国的角度来讲的话，很多企业它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他需要转型，他不成熟还需要接受，甚至主动的去跟当地市政府去协调，这样子他才能更迅速的持续的发展。

    不同行业当然有不同发展的瓶颈跟前途，从投资的角度来讲的话当然非常看好这一块的，作为经济转型的话也需要这一块，但是要看什么样特点的行业要怎么样去发展，谢谢。  

    周健工：最后一分钟给Zhuo Fumin，你刚才说互联网金融你也想有一些意见和大家分享。  

    卓福民：我想我们因为投了互联网东西比较多一点，我是这么看的，现在不要认为互联网包括互联网金融反应的问题比较多，有可能政府要踩刹车的，我们最怕踩刹车。

    我认为，因为传统的投资基本上是投于旧的经济，传统的经济。整个这套体制完全打破需要这么一个突破口，需要一个契机，需要一个守住的切入的一个刀口，这个刀口就是互联网金融。我已经看到了这种爆发力，看到它的背后的那种怎么样推动传统的金融结构性改革的力量已经显示出来，如果政府继续在这条路上支持互联网金融往前行，同时进行必要的规范，我相信中国的互联网经济会越走越好，越走越安全，越走越规范，而且一两年不变，谢谢。

    周健工：好，我们在短短的45分钟时间谈了一系列重大的问题，其实我们最终的落脚点其实还是回到中国。我们可以看多中国金融改革面临着我也称之为三期叠加的这样的挑战。

    第一个，经济从旧经济向新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需要金融市场改革。

    第二，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SDR其实对中国在国内和国际的金融的监管和治理这方面的水平实际上要求是更高的。

    第三，技术的挑战。实际上面临着互联网技术带来的一种金融创新，实际上也对我们今后改革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这一轮讨论谈到了三个非常核心的关于中国金融改革的话题，我觉得我们应该以热烈的掌声来感谢我们的嘉宾给我们的精彩分享。好，谢谢大家。

    主持人（航宇）：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发言，请大家先留步，在台上进行一张大合影。就站在我们的话题之前，经过一年的时间看哪个嘉宾说错话了，还请你们上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