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三会”越来越留不住人，原因据说是为养家糊口

一大波“一行三会”官员离职潮越来越引发市场关注。

金融体制改革逐步推进，新型金融业态方兴未艾，造成的金融监管层的人事变动还在持续。《第一财经日报》盘点近年来中国监管高层离职动向，发现“一行三会”离职官员分为三个走向：一是去往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二是监管系统内部调动，如央行官员去往证监会，或去往互联网金融协会;三是转向金融机构，如银行、保险、基金、证券甚至互联网金融业等。

有去往金融机构的央行离职人士向《第一财经日报》半开玩笑地表示，离职原因很简单，“为了养家糊口”。这无意中透露了监管机构收入低，内部缺少激励和约束机制，走向市场化机构成为金融精英的“无奈之举”。也有内部人士称，央行官员加入市场机构很正常，双向流动有助于央行官员理解市场，也有助于市场人士理解政策。

央行精英加速流动

随着8月伊始，姚余栋向《第一财经日报》确认辞去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职务，出任大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央行高层集体“下海”的消息又添一桩。

央行高层大变动要从2014年末说起。当时，时任央行副行长的刘士余卸任，履职农行董事长。2016年2月，刘士余任中国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

2015年初，国务院任命金中夏为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执行董事，免去其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职务。实际上，金中夏并非真正离开央行系统，这位兼具国际多边和国内央行的丰富经验的专业型官员再次走向国际战线。

2015年2月，胡晓炼辞去央行副行长一职，任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央行行长助理金琦于年初卸任，担任丝路基金董事长;5月，支付结算司副司长周金黄从央行离职，出任华瑞银行副行长。

2015年10月，1966 年出生的央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局长焦瑾璞卸任，担任上海黄金交易所理事长。在中国黄金市场国际化进程的关键时刻，此次人事变动，预计将推动上金所加快打造“上海金”品牌。

而2016年以来，央行前副行长、61岁的李东荣当选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首任会长。互联网金融方兴未艾，随着国家级行业协会成立，李东荣正试图为乱象丛生的互联网金融行业立“家规”。

包括姚余栋在内，央行今年多次开启了官员转“首席”模式，赴市场化机构任职。央行货政二司原处长、青年经济学家伍戈离职，出任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和总经理助理;3月，央行金融稳定局金融体制改革处李超出任华泰证券首席宏观研究员。

证监会人事调整未完

近日，证监会国际部主任祁斌离职赴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即“中投”)担任副总经理的消息，再次引发市场对证监会内部“人才流失”的关注。

祁斌的下一站是中国“主权基金”中投，而证监会机构部主任梁永生则是调往江苏证监局任职。业内消息显示，今年6月离开的证监会上市部副主任陆泽峰，下一站可能是到大学任教，亦不是到金融机构“淘金”。

自2014年底以来，随着市场向好、金融机构业绩爆发，以及金融反腐的深入推进，金融监管部门出现一波密集离职的热潮。据本报记者统计，仅2015年前5个月，证监会就有7名局级干部离职，这样的级别和规模比较罕见。

2015年1月，证监会宣布免去江向阳办公厅副主任、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兼新闻办公室(网络信息办公室)主任职务，随后江向阳赴博时基金担任总经理一职。

2015年3月，证监会创新业务监管部原副主任王欧离职，去了中投公司的专项投资部。同时，证监会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原办公室主任韩燕也从原岗位离开。

到了2015年5月，证监会又有三名局级干部同时离开，他们分别是稽查局原局长欧阳健生、证券基金机构监管部原副主任徐浩、私募基金监管部原副主任杨文辉。

证监会的“离职潮”在2014年就已现端倪。2014年11月赴大成基金担任总经理的罗登攀，此前曾任规划委专家顾问委员、机构部创新处负责人;同赴大成基金的还有周健男，离职前在上市部任职。

有媒体统计发现，2014年全年，证监会约有30名处级以上干部离职，其中大多数投身市场机构。可以看到，2015年下半年证监会人员离职相对较少。上述证监系统内部人士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这是因为下半年证监会出台了一项政策，规定处级以上干部离职之后，3年内不得在监管对象内部任职。

虽然无法证实该政策的出台是否为了限制人员离职，但客观上确实遏制了“离职潮”。

近期证监会内部人员离职更多的则是系统内的人事调整。今年4月，深交所总经理宋丽萍出任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党委副书记;今年5月，上证所理事长桂敏杰退休;6月，郑商所党委书记、理事长张凡离任。有证监系统内部人士预计，这一轮人事大调整可能还没有结束。

银监官员“下海”：去往金融机构居多

《第一财经日报》根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2015年以来银监会系统共有6位官员“下海”，而这一轮银监会官员“下海”更多属意银行。

“监管官员下海一方面考虑薪酬问题，另外一方面则是个人的发展问题。”一位股份制银行人士如是评论，他表示，监管指派官员到机构的，则是考虑个人本身的综合素质，与机构的“契合度”多高。

2016年6月，银监会副主席周慕冰转战农行任董事长，这是2015年以来最高级别的银监官员从监管转向金融机构。

2015年6月，银监会原非银部主任李伏安正式出任渤海银行董事长，他从河南银监局去银监会非银部仅一年时间。

2016年7月，有媒体报道上海银监局副局长蒋明康加盟均瑶集团，均瑶集团则是民营银行温州民商银行的发起人，蒋是否任职温州民商银行目前并未有确切消息。

“民营银行走向常态化，需要更多的银行业高管人才，以后监管或者其他银行高管流动还会更加频繁。”上述股份制银行人士表示，另外，互联网金融往往以更高的薪水和更多的发展空间来挖人。

2015年4月，银监会创新部副主任杨晓军出任陆金所副董事长、党委书记;不过不到一年，2016年3月，杨晓军却加盟了玖富集团出任总裁。

某大行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分析称，监管官员“下海”可能会获得比在监管机构更多的薪酬和更多的空间，不过如果调整不好角色的转换，也会“水土不服”。

除了银行业金融机构和互联网金融，信托公司也是一个去处。7月26日，大连银监局发布消息称批复了叶凌风华信信托副总裁的任职资格，叶原是银监会信托部基金监管处处长。

保监会：离职者走向创新化机构、职位

2011年以来，保监会就屡见“下海”例子，回顾此前，机构仍是重要选择之一。而近几年的趋势是，无论是机构和职位都紧跟保险行业的发展趋势，呈现向创新型机构和岗位转型的特点。

据《第一财经日报》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已有10余名保监会官员“下海”。

事实上这并非新鲜，例如早期的阳光保险集团董事长张维功曾任广东保监局局长、百年人寿董事长何勇生曾任大连保监局局长、中华联合保险董事长李迎春曾任安徽保监局局长、生命人寿保险公司副董事长方力曾任人身险监管部副主任一职等等。

随着这两年资本密集投入保险业，新筹建的保险公司亦希望“抢夺”人才，对于保险高层人才的需求亦日益旺盛。近几年来，保监会官员入驻保险企业任高管已成潮流。从2011年初至今，包括闫波、丁昶、张宗韬、赵小鸣等在内共有10多名保监会官员先后下海，转投长安责任保险、华泰保险等保险机构任高管。

近日，曾“下海”华泰财险的张宗韬以华农保险拟任总经理的身份，出现在了6月的一场车险讨论活动中，其职业履历覆盖监管层参与商车费改制度设计、财险公司实践等，职业轨迹也较为鲜明。

而地方保监局亦屡有“下海”案例，比如，江西保监局原局长张兴出任大众保险董事长，吉林保监局原局长刘德江挂帅都邦保险董事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