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一带一路”

在2014年11月28日至29日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习主席提出这个问题是十分适时的。一方面，中国经济总量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中国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大国。另一方面，中国已经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发生的事情会影响世界，世界发生的事情也会影响中国。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当今国际上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中国的参与和推动，中国当然需要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既要继承和发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外交上的好传统，又要根据新的形势积极开拓创新。“一带一路”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把握大势，顺应时代潮流

时代的主题已经从战争与革命演变为和平与发展，这是国际关系中最大的变化，是统领一切的变化。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世界上出现了一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这是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演变为和平与发展后出现的一股新的潮流。然而，今天的世界是从旧世界演变过来的，战争与革命时代持续了很长时间。因此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潮流相对的，还存在一股冷战、对抗、冲突的潮流。

习近平主席指出：“认识世界发展大势，跟上时代潮流，是一个极为重要并且常做常新的课题。”从中国来讲，我们就要坚定不移地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做任何违反时代潮流的事情。

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习主席所提的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本质上涉及到21世纪应当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的问题。世界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如何建立一个适应世界变化的新的世界秩序，这是人类在不断思考、讨论的一个大问题。

过去40多年，关于世界秩序的第一次大讨论是在1974年。在纽约举行了以原料和发展为主题的联合国第六届特别联大。其目标十分明确，就是要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政府对于阿尔及利亚的这一倡议十分支持，派出了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大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第六届特别联大的意义不可低估。这是发展中国家第一次提出要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本质上是对西方在战后建立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冲击。这也是战后人类对于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第一次尝试。

全球关于世界秩序问题展开第二次大讨论，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走向结束，世界格局发生大变化的时候。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德国走向统一，东欧发生剧变，苏联走向解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见此形势踌躇满志。1990年9月11日，美国总统老布什在国会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上，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目标。1991年，老布什又在《国情咨文》中明确提出了要由美国来领导建立世界新秩序。

1992年1月31日，安理会应英国的倡议，在纽约举行了首脑会议，讨论如何巩固和加强联合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及作用。我时任外交部新闻司长兼发言人，随同李鹏总理出席了安理会的这次首脑会议。在现场的感觉是，英国倡议召开这次首脑会议实际上是要配合老布什提出的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主张。

然而，世界的多样性是客观存在，要把全世界都改造成美国那个样子是不可能的。冷战结束以来，世界的变化没有按照西方所希望的方向，而是沿着自身发展的轨迹前进。一批发展中国家在迅速崛起，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要变化，国际关系的重心正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

关于世界秩序的第三次大讨论，大概是在进入新世纪，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之后。金融危机重创了发达国家的经济。与此同时，一批发展中国家在崛起。2013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发展中国家GDP总量，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标志着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个背景下，国际上关于建立什么样的新秩序的问题，讨论得越来越多。

2011年10月，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代表团在会长郑必坚的带领下访问了美国，会见了基辛格博士和布热津斯基博士。郑必坚会长从共赢的思想出发，在展望未来十年美中关系时，提出双方要扩大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他们二位都予以积极响应。

基辛格博士说：“我是搞了一辈子‘均势’的人，现在看来，在21世纪的世界搞均势是不行了。还是您提出的办法好，扩大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

布热津斯基博士说：“我读了郑必坚先生撰写的有关扩大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的论述，很有感触。回顾过去一百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和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如果时任大国领导人的主导思想不是他们当时的思想，而是你们今天倡导的思想，我想世界的历史就要改写了。”

基辛格与布热津斯基是美国公认的两大战略家。他们二位不约而同地认同共赢的思想，很有代表性。

2014年10月中旬，亚洲协会在美国召开了一场题为《亚洲的崛起和我们共同的未来》研讨会，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和我应邀出席了会议。10月13日，会议开幕的前一天中午，基辛格请傅莹和我午餐。在谈及为什么要写《世界秩序》一书时，他说：“本来我不想再写书了，但是有一天人们问我，关于国际形势我最担心的是什么事?我想了想，我最担心的是世界秩序。新的世界秩序不建立起来，世界不会稳定，我从我的担心出发，撰写了这本书。”基辛格强调说：“美国和中国是世界秩序两大不可或缺的支柱。美中两国要坐下来谈如何构建21世纪世界秩序。”基辛格还突出了中美共建太平洋共同体的主张，他说：“中国怕美国对中国进行遏制;美国怕中国把美国挤出亚洲，双方这种相互的担心很难消除，我看最好的办法是中美共同建立太平洋共同体。让中美各自的利益进一步交融，相互依存，相互之间的担心就会逐渐消除。”

习近平主席提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话不长，却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习近平主席十分重视共赢。中国共产党关于时代潮流的表述，有一个演变的过程。邓小平时代“和平与发展”是我们时代的潮流;胡锦涛主席对时代潮流加了两个字“合作”，即“和平、发展、合作”是我们时代的潮流;习近平主席关于时代潮流又加了两个字“共赢”。我认为这两个字加得是很到位的。

共赢是国际关系中的新事物，而过去几千年，零和思维居主导地位。零和思维就是我胜你败，我赢你输，我得你失。共赢思想的出现与时代主题变化密切相关。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不可能共赢，战场上是你死我活，没有共赢;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外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也没有共赢。只有时代主题变化了，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才可能共赢。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相对于旧的国际关系而言的。什么是旧的国际关系?那是大国主宰一切的国际关系，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丛林法则盛行的国际关系。大国可以欺负小国，强国可以损害弱国，富国可以掠夺穷国。以合作共赢为核心，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就意味着用合作共赢取代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丛林法则。在新型的国际关系里，大国、小国、强国、弱国、富国、穷国一律平等。因此，新型的国际关系是更加民主的国际关系，是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关系，也是能保证世界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国际关系。

“一带一路”的战略倡议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讲话，提出了构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同年10月3日，习主席又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提出了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这两个倡议被概括为“一带一路”开放包容的经济合作倡议。这是在中国外交史上，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提出涉及六七十个国家、四五十亿人口、影响深远的倡议。实现这个倡议需要好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这个倡议提出后引起了国内、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中国方面经过深思熟虑的，考虑到时代主题的变化、全球局势、欧亚大陆的现实、中国的需要和应尽的职责。

1.契合时代主题

在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游戏规则是零和博弈。今天则不然，游戏规则是正和博弈、合作共赢，这是时代主题变化所带来的结果。

我们千万不能轻视游戏规则的变化。在零和博弈的时代，我们都记得西方大国在崛起的时候，到全世界去殖民扩张，掠夺当地的资源，这在当时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今天还行吗?今天行不通了。中国30多年的大发展，就是遵循了合作共赢的游戏规则。我们没有把中国经济增长只留给自己，而是与世界各国的合作伙伴分享，才迎来了中国经济的大发展。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

2.顺应全球局势

放眼全球，国际形势林林总总，让人眼花缭乱。但是仔细看，可以看到今天世界上呈现出三个中心：

第一个中心是全球动荡、局部战争和冲突的中心，在中东和北非。全球的各种矛盾在这里集中反映：大国在这里角逐，地区大国在这里争夺。已经历时60多年的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冲突在这里延续;叙利亚的内战也已经持续了5年多，上千万人沦为难民;也门的内战如火如荼;利比亚各派力量在那里厮杀，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在那里扩展自己的势力。中东和北非成为全球动荡的中心，全世界关注。特别令人忧虑的是，中东、北非这种局势的动荡、冲突、局部战争眼下还看不到尽头。中东和北非人民正在经历一场大劫难。

第二个中心是危机叠加的中心，在欧洲。欧洲现在面临三重危机叠加的局面：一是东面的乌克兰危机;二是南面的中东、北非地区危机，造成恐怖袭击频发，难民潮一浪接一浪，涌向欧洲;三是欧洲内部的危机。

三重危机叠加，这可能是战后欧洲历史上第一次。这三重危机解决起来难度都很大，东面乌克兰危机有冷战的阴影;南面的危机某种程度上是文明冲突的反映;欧洲内部的危机既有内部体制上的因素，又有外部因素影响。2008年一场突如其来、破坏力极大的金融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美国成为金融危机的中心。但是后来，随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恶化，全球金融危机的中心逐渐转移到欧洲。金融危机既暴露了欧元诞生过程中先天不足的毛病，又彰显了欧洲代议制民主体制上的问题。再加上外部危机带来的冲击，诸如难民潮、恐怖主义袭击，又引发欧洲内部的各种政党正在展开一场大辩论，各种政治势力正在进行重新组合。三重危机叠加，使欧洲陷入了困境，欧洲人焦头烂额。这种状况很难在短期内结束。

第三个中心即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在亚洲，特别是东亚。过去几十年，东亚经济增长始终是走在全球经济增长的前列。东亚的增长大约为全球平均增速的两倍以上。特别是中国，过去30多年年增长率一直接近10%。

把这三个中心联系起来看，我们会得出以下三条结论：

首先，在全球化的今天，有了中东、北非这个全球动荡、局部战争、冲突频发的中心，已经让国际社会忙得苦不堪言。国际社会为之消耗了大量的外交资源，而且还不得不继续这样做。

其二，欧洲历来是全球一个举足轻重的地区。今天欧洲成为全球危机叠加的中心，这一方面让全世界神经都很紧张，另一方面本来对国际问题非常热心也非常活跃的欧洲领导人不得不把更多精力投向欧洲内部，应对危机。

其三，东亚所面临的战略机遇期依然存在。这是因为：

(1)几十年来，东亚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使东亚各国充分受益，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改善。东亚各国十分珍视自己作为全球经济增长中心的地位，而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去破坏它。这就是为什么东亚地区尽管存在着领土争端和某种程度的紧张，但有关国家仍旧主张和平解决争端。

(2)东亚经济的增长不仅是东亚所需要的，而且是全世界所需要的。2015年在全球经济放缓、增长乏力的大背景下，东亚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44%。因此，世界各国、各国家集团都期望作为全球经济增长中心的东亚能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3.符合世界经济现实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增速放缓，根本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对发达国家而言，科技创新尚未出现大的突破，形成新的可持续的增长点。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基础设施不足，制约了经济的增长。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后长期的低利率形成了巨大的投资潜力。但这些潜力没有能同好的项目结合起来，形成经济增长的实际动力。

为什么2008年金融危机后，长期的低利率所形成的巨大投资潜力不往亚洲基础设施领域去呢?因为西方的大银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就是一般不对基础设施投资，因为基础设施周期长、回报率低。这是西方国家根据他们自身的经验得出这样的结论。然而中国过去几十年大发展的经验就不是这样。

中国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

我出席了2015年11月1日至3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会见了美国前任财政部长萨默斯。萨默斯是在国际经济领域中最早指出“需求不足”的人士。我肯定他发现了这个全球经济面临的大问题。如果可以将更多资本引入到发展中国家，刺激消费，拉动需求，将会对世界经济产生正面效果。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证实了这个观点。2010年到2020年东亚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高达8万亿美元，然而到位的资金少得可怜，简直是杯水车薪。

我还对萨默斯先生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倡议，就是针对全球需求不足提出的。如果这些倡议能够得以实施，那不仅中国会受益，全世界都会受益。

今天的欧亚大陆，东亚经济增长迅速，南亚正在跟上，中亚有些滞后，西亚情况比较复杂;欧洲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目前经济增长乏力。但是欧洲和亚洲，东亚、南亚、中亚、西亚之间经济上有很强的互补性。“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合作把欧亚大陆的经济增长潜力挖掘出来。

4.“中国制造”的公共产品

中国经过30多年的大发展，经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增长速度放缓，产业结构需要调整，发展模式需要转型。30多年的大发展告诉我们，中国要解决自身的问题，关起门来是不行的。唯有坚持改革开放，与世界合作，才能找到妥善解决的办法。

“一带一路”的倡议也适应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随着中国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国际社会期待中国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就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也是中国向国际社会履行自己的职责。“一带一路”的根本目标是为了实现欧亚大陆的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随着“一带一路”这个宏伟的倡议逐步地实施，东亚、南亚、中亚的合作会进一步加强，欧亚之间的经济关系会进一步深化，必定会对美国、欧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均有很强劲的推动作用。习近平主席倡导以合作共赢为核心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一带一路”的倡议就是中国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具体行动。

5.企业是实现主体

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的主体是各国的企业。从中国来说，企业包括国企和民企。从发展趋势看，可能民企会占了很大部分。

为什么说企业是主体呢?因为“一带一路”是要靠一个一个项目来实现的。谁去做项目?当然是企业。当他们走向世界的时候，是他们去抓住机遇。

“一带一路”上各国的情况不同，都有各自的特点，而且相当一部分国家政局不稳，企业在开展合作的时候对于合作的可行性必须进行全面的研究和评估。这个地方政府很难做到，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资源，企业有这个积极性，因为企业走向海外，它们面对更广阔的天地。如果成功的话，会迎来大发展;如果失败了，企业有可能垮台。大发展与灭亡的可能性同时存在，就使企业不敢掉以轻心。各国政府只能管国内，管不了国外。

中国企业正处在走出去大潮的前夜，中国经过近40年的大发展，在世界各地已经建立了3万家公司，海外资产存量高达6.4万亿美元。我相信过若干年再回头一看，这仅仅是开始。21世纪是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世纪，也是外国人大批来到中国的世纪，中国正处在这股大潮的开始阶段。

6.必须高举合作共赢的旗帜

“一带一路”的倡议目标宏伟、内涵丰富、时间跨度长，要实现起来绝非易事，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习主席提出要共商、共建、共享。习主席一连用三个“共”字是很有道理的，这就是说中国一家办不了，必须同人家商量办才能办成。中国有自己的利益，有自己的需要，“一带一路”上的国家也有自己的利益、自己的需要。

共商就是要找到双方利益的汇合点，在利益汇合点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共同构建利益共同体。使双方的利益得到发展，双方的需要得到满足，只有这样才能谈上共享。

实施“一带一路”必须高举合作共赢的旗帜，一切背离合作共赢的思想和观念都要摒弃。习主席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是有生命力的。

实现“一带一路”的倡议必须按规则办事。这个规则必须是国际公认的规则，不是一家定的规则，也不是潜规则。我们在实现“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必须坚决按照大家都接受的国际规则办。有些不符合国际规则的东西、各种各样的潜规则必须坚决摒弃。

“一带一路”的倡议是开放的、包容的，不仅是中国和“一带一路”上的国家参加，还欢迎世界各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参加。发达国家、国际组织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认真吸取它们的成功经验，避免过去所犯的错误。

“一带一路”是一个崭新的事物，中国过去没有做过，在做的过程中出现缺点和错误势必难免。要允许试错，关键是要认真听取各方的意见，有错就改，及时纠正。

实现“一带一路”关键是人才。中国在近4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培养了不少对外合作的人才。然而，考虑到“一带一路”的规模是如此之大，时间跨度是如此之长，需要好几代人才能建成，人才太重要了。在实现“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不仅要把自己的人才用起来，包括今天在跨国公司里工作的有成就、有经验、有能力的人才，而且要把国际上的人才用起来。全球化使得资本、商品、技术和人才在全球流动。“一带一路”是造福全人类的事业，当然需要把全球的优秀人才吸引过来才能做好。

总之，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是中国外交一个崭新的课题。要把这篇文章做好，需要中国好几代人的努力。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不仅考虑到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而且考虑到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它的立意是很高的，是从人类的共同利益出发的。“一带一路”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一带一路”这个倡议得到切实的履行，真正造福于“一带一路”上的各国，并延伸到世界其他地方，让全世界看到中国所追求的不是单赢，而是合作共赢。中国所追求的不仅是中国的繁荣富强，而且希望能够促进世界的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让21世纪的世界更加美好。

(作者曾任中国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驻法国大使、外交学院院长。本文节选自第一财经研究院主编“G20与中国”系列图书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一带一路”》，已由外文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