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前财长否认“中国投资威胁论”：支持中美BIT继续完成

近年来，中国不仅在多边贸易方面大步前进，在直接对外投资(FDI)方面也大幅上升。然而国际社会对“中国投资威胁论”的声音此起彼伏，不乏观点认为中国对外投资出口挤占了他国的市场份额和就业岗位。在眼下的美国大选期间，“对华强硬”的情绪似乎也愈发强烈。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近期，保尔森基金会主席、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Hank Paulson)撰写了“阐明中国在美投资”，表明应“继续支持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的完成”， “中国的FDI很可能继续大幅增长，成为中美之间又一重要而有益的经济纽带。这一纽带发挥其最大作用是可以支持美国就业，甚至贡献工作岗位。”保尔森认为，许多工作流失并非由于贸易，而是由于科技进步迅速、生产效率提升所致，在美国、中国都是如此。

保尔森也认为，由于中美之间的文化和法律法规差异、对目标市场与机遇的理解不同、政治动态和信息不对称等原因，中国在美投资可能仍会面临一定挑战。“中美BIT的最终完成将提高跨境投资规则和相关机构的可预测性。”

“‘全球化’很容易就被美国用作解释当前众多问题的‘替罪羊’，这比起解释例如教育、基建、税收、汇率政策、信息化等更复杂的细节要容易得多。”美国黄氏跨国公司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白永辉教授(Jean-Marc F. Blanchard)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中美两国其实都不会反对达成BIT协定，但问题在于双方如何满足各自的需求，美国希望的是建立在负面清单上的市场准入、提升透明度等。”

中国对外投资增速迅猛

早在2014年，中国的对外投资总额为1160亿美元，略超日本成为了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不过，直到近十年，中国投资才开始多元化发展，投资重心从新兴市场和前沿市场转向了发达市场。

不同于“中国投资威胁论”，保尔森认为，中国在美投资开始维持或创造当地就业岗位。在一些项目中，中国投资人为美国企业提供成长资本、帮助其扩大产能。对于另一些项目，通过与中国投资人成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一些美国企业发掘了中国市场的新商机。此外，中国市场的规模与容量可观，创新性的美国初创公司得以快速量产新产品，降低新兴技术成本。“从这一意义上，中国投资将造福于面临激烈全球竞争的美国中小企业、制造商、初创公司、农民和农场主。”

保尔森认为，宏观经济推动力的变化、外汇储备的积累、获取管理与技术知识、品牌建设与加强创新等是主要推动力。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已经意识到，中国现行的增长模式正在失去动力，迫切需要进行经济再平衡，减少对固定资产投资、出口与高能耗工业化的依赖，提升经济附加值与科技含量，提高服务业的经济地位，从而打造一个以中产阶级和消费者为导向的经济体。”

2014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顶峰，约四万亿美元。政府注资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并且允许部分国企使用外汇储备在海外投资更高回报的资产。另外，中国也设立了对外投资的专项基金。

其他因素也导致了中国资金流向美国市场。例如，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交通运输成本相对昂贵，对于一些行业来说, 在终端用户与消费者市场附近成立制造枢纽和供应链更符合企业的经济利益。农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迄今为止，中国在美最大规模的交易之一就发生在这一行业，即2013年双汇对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的收购。

保尔森认为，双汇投资案凸显了中国FDI的另一动机：获取管理与技术知识。“国内投资企业正在学习如何管理国际性业务。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公司完全可以借助知识转移，向全球最佳实践靠拢。”

此外，随着中国意识到自己缺少全球性品牌，建立国际品牌、增强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创新能力等目标对中国投资者来说变得紧迫而重要。

中国对美FDI仍面临挑战

虽然态势一片大好，但中国直接投资依然面临着挑战与阻碍，未能发挥全部潜力。保尔森热认为，其中一些问题不可避免，但也有美国政府出于国家利益考虑而施加的阻力，其中有一些则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

在他看来，中国丝毫不能忽视这些障碍和阻碍带来的影响。关键性挑战包括以下几点。

• 观念差异：无法达成一致

双方的误解是一项根本性挑战，这也并非意料之外，因为大多数潜在的中国投资者并不充分了解美国市场，特别是一些规模较小的民企。保尔森认为，更让未来外资环境堪忧的，是美国国内日益增长的公众情绪，这些情绪被两党的一些政客进一步利用并强化。

对于交易双方，特别是涉及中国投资者的交易，处理和缓解政治顾虑显得愈发重要。中国投资者的确还需要学习适应，不仅是处理在联邦层面的政治问题，还需要应对投资所在地的本土政治。这并非易事，也不存在万全之策。保持高度透明，严格遵守交易的法律流程与规范是一切中国投资者都必须遵守的基本前提。

• 投资政策影响两国市场

中国

中国的资本账户尚未完全放开，中国投资者将资金转移到海外时，交易成本依然偏高。若这一障碍能得以解决，仅此一项就能帮助更多中国资本流向美国等其他市场。

此外，若中国对外投资的审批流程能进一步简化, 公司将对投资项目拥有更大的管控与决策权，进一步减少对中国政府的依靠。“中美BIT若能完成，不仅会有助于中国市场打破垄断，经济事务上的积极进展也会巩固两国间的互信。”保尔森称。

虽然越来越多的中国私人投资者正投资海外，但国企在融资和政策环境上(例如外汇储备的获取)依然享受优惠政策。大型国企有许多为海外投资融资的办法，民企可能被挤出局。

美国

外国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

中国投资者和政府时常将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审查看作是投资交易的重大阻碍。2012-2014年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的所有案件中中国占19%，紧随其后的是英国（15%），加拿大（11%）与日本（10%）。尤其是被视为关键性基础设施与技术的行业，包括能源、电信、信息技术与国防等，都有可能导致该委员会的介入。

保尔森认为，在收购流程的早期, 中国投资者就应当明确潜在的国家安全问题，进行彻底尽职调查，尤其是在当前环境下，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范围似乎在不断扩大。为了以开放的姿态正确完成流程，投资者必须聘请经验丰富的法律顾问。法律顾问需要熟知国家安全问题可能带来的影响，了解华盛顿特区的政治动态，清楚如何与相关的议会委员会打交道。

与州市一级合作

美国体系呈现去中心化特征，各州州长或者更低一级的各市市长在招商引资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他们的职权不同于中国地方政府。美国州长与市长可以提供优惠税收政策，简化行政上的繁文缛节，甚至帮助投资项目选址。大多数时候，州长与当地政府官员并不直接参与交易，也无法为项目动用大量的州资源。考虑到投资所在地的社区可能从未接触过中国投资，与州市一级的官员和其他当地利益相关方携手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积极与美国媒体沟通

不可忽视的是，美国的媒体风格主动，有时甚至有些攻击性，中国投资者应对这样独立私营媒体的经验缺乏，使得与美国媒体打交道也成了难题。在整个交易期间，周密与积极的沟通战略必不可少，投资意图、项目如何融入和造福当地经济都需要加以阐述。当然，这不仅限于地方层面，在联邦层面，积极主动的沟通战略需要同步展开，以保持高度透明，避免不必要的政治化解读。

中美应保持开放友好的投资环境

尽管存在上述挑战，但保尔森表示，考虑到赴美投资强大的经济动力与中美经济的互补性，中国资本依然会继续寻求美国的投资机会。而且即使大多数情况未必如此，许多时候，接受中国资本也符合美国利益。但为了真正激发这一潜力，争取中国资本，美国需要积极与其他发达市场竞争，同时，不管当前政治风向如何，都应保持开放友好的投资环境。两国政府都应当：

• 保持经济开放，接纳外国投资，克服国内选民与利益集团的政治施压。

• 避免设立外资完全禁入的行业，国家安全审查须公正透明。

• 在投资项目中避免报复性行为抬头。

• 继续支持中美BIT的完成。

保尔森认为，为提高投资的成功几率，牢记以下原则大有裨益。

• 所有的收购都存在政治因素，获得收购或新建工厂所在地所有利益相关方及社区的支持总是有益的。

• 对于状况良好的美国公司，任何外国投资者的收购都会面临政治阻力。另外，美国公众通常不喜欢政府所有或控股的公司。中国国企的收购将会受到更严密的审查。

• 除了尽可能保持信息透明，建议外国投资者聘请高水平的金融、法律与沟通顾问。

• 帮助当地经济保留或创造就业的收购项目，更容易获得被收购方与当地政府官员的支持。

• 在美国市场运营的中国公司与收购项目将成为美国了解中国的窗口。

最后，保尔森也强调，任何收购美国公司的外国买家必须牢记以下两条准则。首先，收购必须根植于经济考量，避免出价过高。最佳的收购应当提供协同效应，以使买方促进美国公司与员工发展，比如提供新的市场机遇，或进入买家所在国市场的机会。收购完全不相关行业的公司时，买家仅起到出资作用，此类项目几乎注定失败。

此外，交易完成并不是故事的尾章，收购后留住人才是关键，包括如何安排薪酬体系与职场晋升机会，激励管理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