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林毅夫产业政策大辩论的实质

8月25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维迎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2016年夏季峰会上做了题为《为什么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的演讲。随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撰文《经济发展有产业政策才能成功》，反对张维迎的观点。张维迎继而抛出《林毅夫在产业政策问题上的四个错误》进行回应，林毅夫则以《回应张维迎指出的所谓四个问题》一文，将产业政策到底有无必要、“市场”与“政府”到底孰优孰劣的辩论推向高潮。

张林产业政策之辩

张维迎在上述的演讲中表示，产业政策仍遗留着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实际上，产业政策不过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他认为，“产业政策阻碍着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带来寻租行为和腐败。”

张维迎在演讲中强调实现创新的唯一途径是经济试验的自由，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企业、任何行业任何特殊的政策。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他将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归因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和激励机制的扭曲。

针对张维迎的论断，林毅夫在《经济发展有产业政策才能成功》一文中强调，经济发展需要产业政策才能成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为的政府”也必不可缺。

他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资源必须随着要素积累、比较优势变化，不断从现有技术和产业配置到新的效率更高的技术和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的结构变迁过程。政府需要给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一定激励，企业家才会有积极性去冒这个风险。新产业所需的资本规模和风险也通常会比原有的产业大，随着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资本密集度和规模经济的提高，交通、电力、港口等硬的基础设施和法律、法规等软的制度环境，也必须随之不断完善，这些完善显然超出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的能力之所及。

在第二轮争论中，张、林又就“后发国家保持长时间经济增长”、“发挥比较优势和政府作用间的矛盾”、“企业家精神与产业政策间的矛盾”以及“战略与体制的关系”逐一进行了辩论。

产业政策是把双刃剑

继张、林二人的论战之后，众多专家学者也纷纷就这一问题发表了各自观点。

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贾康基于“市场失灵”、“不完全竞争”和“赶超战略”的前提，认为“需要有必要的国家干预或者政府干预，去弥补市场失灵”。

贾康认为，产业政策必须要考虑供给侧管理与改革，以及理性供给管理下如何优化产业政策，不能因为政策设计可能失误，贯彻机制可能走偏，就完全对产业政策、供给管理弃而不用，那是一种无所作为的状态。他相信，政府的介入和干预，不仅要处理应对有效需求不足的反周期问题，还需要解决包括在“不完全竞争”假设之下的必须努力提供和优化的政府的政策供给，以及要让政府的政策和市场机制结合好，其中特别需要解决的是政府要发挥应有作用而优化有效制度供给的问题。

但他也认为产业政策是一把双刃剑。他说，产业政策做得好是追赶—赶超中的利器，搞得不好会出现失误，政府介入之后，这种失误往往带来很大冲击力。在理论上，已经有了“市场失灵”之后“政府失灵”的认识，还有与政府的作为密切相关，处理不当就会产生“设租寻租”这种扭曲。

贾康虽然同意林毅夫“有效市场加有为政府”的观点，但同时强调“有为”还要加个“有限”。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也认为产业政策容易导致两极化的结果，这可能跟我国的经济体制有关。“中央出一个政策，上上下下都跟着跑。产业政策的边界不清晰，实际变成了举国体制的产物。不光地方政府很上心，银行也非常积极。很多银行根本不认真做尽职调查，看国家的产业目录放贷款。更重要的是，官员考虑的，是要有看得见、摸得到的举措，效果如何反而变得不那么重要。产业政策很少做事后评估，成功也好，失败也罢，决策官员不需要承担责任”。

虽然产业政策有其自身的缺陷，但黄益平相信产业政策对克服“市场失灵”、帮助化解新兴产业发展的瓶颈仍能发挥积极作用。他指出，当前我国新兴产业发展的障碍有很多，一是技术门槛。无论是新能源还是大数据，新技术研发的成本非常高，单个企业突破的难度很大。二是行业门槛。我国政府对很多产业实行严格的准入标准，特别是在医疗、文化和教育等领域，一般企业很难进入。三是退出门槛。有很多企业已经失去了竞争力，甚至已经沦为僵尸企业，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退不出。僵尸企业不退出，继续占用大量的资源，也是遏制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产业政策要从降低这些门槛入手，不同的新兴产业所需要的产业政策可能也不一样。

政府主导不如企业和市场?

产业政策之争实际上是“有为的政府”和“自由的市场”之间的争论。数十年来，学术界对这两种观点始终莫衷一是。

对于张林辩论中提及的政府和市场的分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认为，通过行政的手段对产业的结构进行调整，往往会导致经济结构的扭曲更加突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才能解决问题。政府的作用，是为企业和创业者提供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法治环境。政府直接“调结构”不但无效，甚至会适得其反。

吴敬琏认为，政府没有办法判定什么样的结构才是好的结构，而且结构扭曲往往就是由体制缺陷和政策偏差造成的。即使调整到位了，也并不能让市场获得一个好的结构。此外，造成经济结构扭曲的各种体制和政策上的因素并没有改变，很多调整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无用功。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张曙光不同意林毅夫关于“政府主导”的说法。他认为这与市场作为有效配置资源的根本机制存在矛盾。政府往往碰到南墙、发生危机，才能回头。不仅如此，危机并不都是市场失灵造成的，就是这一次由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政府也是重要的推手和同谋。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同样持“政府在新兴产业的投资效率不如企业和市场”的观点。他认为，政府要在本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变迁中起到积极的“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作用，在新产业的催生与发展中起到“助产士的作用”。但政府可能会有自己个人的喜好、偏好以及个人、家庭甚至亲友的关系在其中。如果不考虑制度约束和体制变量，而只是理想地提出决策者当怎样行为和怎样才是最优选择，其现实有效性、可实施性和操作性是要大打折扣的。

林毅夫提出获得追赶性产业成功的六个步骤：第一，向比自己高一个台阶的国家看是否有适合本国发展的产业;第二看本国是不是已有企业在这些行业中;第三，如果没有则寻求外商投资，或者启动新企业孵化项目;第四看是否还有企业进入到了其他有潜力的产业;第五是改进企业的软硬件环境;第六是给创新企业一定的补助。

对此，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执行理事盛洪认为，对于前四步，企业可以做，且比政府做得更好。因为如果有这样的产业发展空间，有战略眼光的企业一定不会放过。而后两步则是一个政府的本分。

(作者系本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