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0月5日,英国首相、保守党党魁特蕾莎·梅在保守党代表大会上宣布2017年3月前启动退欧程序时间表,并发表被视为决意“硬退欧”的言论之后,不仅在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英镑兑美元更是一跌再跌,甚至闪崩下探1.15,创31年最低点,自退欧公投以来,英镑累积跌幅已达17%。
无独有偶,上周五傍晚,英国政府内阁一份尚未公开的所谓“退欧和贸易委员会”12名成员名单被泄露到媒体上。23名内阁成员中的6名退欧派大臣,包括退欧大臣戴维斯、外交大臣约翰逊、国际贸易大臣福克斯等,都毫无悬念地被列在其中。这份名单,使得人们对英国政府有意“硬退欧”的忧虑又添一成。
再加上投资者对英国经济的信心动摇;工商界,特别是伦敦金融城对梅首相置移民于关乎英国经济命脉的“单一市场”之先的鲜明立场,表现出强烈的疑问和担忧。伦敦金融机构酝酿迁移的消息满天飞;苏格兰宣称本周发布第二次独立公投法案;英国央行行长卡尼警告物价上涨,人们生活水准下降,法律人士质疑梅政府不通过议会投票启动退欧的合法性;而英吉利海峡的另一端,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则态度一如既往地强硬:英国退欧“没有蛋糕”可吃,只有“盐和醋”(英国佳肴薯条和鱼的基本调味品),要么“硬退欧”,要么“不退欧”。
一时间,仿佛可见退欧之战烽火四起。有英国舆论称,梅首相的政治蜜月期已结束,接下来她将面对难以想象的挑战。
英镑下行
10月5日,身着绛红色连衣裙的梅首相在保守党代表大会上,以民众的五个疑问、她的四个意愿开始了她信心满满描绘英国伟大前程的主旨演讲。从她强调建设公平社会,为每一个人创造机遇,夺回主权,掌控移民,自由贸易,大声疾呼成为全球的英国的演讲中,市场却获悉了一些响亮而清晰的信号:里斯本50条不会迟于2017年3月启动;宁愿放弃“单一市场”也要严控移民;惩罚那些不培训新员工而雇佣有经验外来人员的公司;收紧海外留学生签证等等。
梅的话音刚落,英镑兑美元立刻跌出30年新低。
市场普遍解读梅的讲话,是预示着英国很大可能走向“硬退欧”,即很可能放弃关税联盟,不再为争取单一市场而在移民自由流动问题上作出任何让步。
10月12日,梅宣布同意议会对退欧进程有讨论和投票权,英镑在连续下跌4天后方有所反弹。但就在同一天,英国央行副行长康利夫(Jon Cunliffe)表示,脱欧未来将出现的更多状况难以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英镑在短期内预期会继续下跌;而瑞银财富管理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判断,英镑对美元应该会稳定在1.2左右,因为英国央行行长卡尼之前已经排除负利率的可能,而且从购买力标准来核定,英镑兑美元已经远远低于1.59左右的应有水平。同时他表示,如果英镑继续下行,英国政府与欧盟方面的谈判又无法获得预期结果,长期来看,英镑甚至有失去储蓄货币的可能。
目前各大银行继续看空英镑,高盛预测接下来的三个月英镑兑美元的下行趋势很难阻挡,最低累计可能会出现25%的跌幅;汇丰则更为悲观预测称,到2017年年底,英镑兑美元基本会触底在1.1。
然而,退欧派们对英镑大跌却非常“看好”。前英国央行行长马文金(Mervyn King)则认为英镑下挫是一种应该受到欢迎的“改变”。一些支持退欧的经济学家也坚称,英镑贬值促进出口,外来投资热钱涌入,促进旅游,对英国经济并非坏事。
“退欧”的合法性
梅首相此前曾宣布,启动退欧将不通过议会投票程序。
然而从10月12日开始,英国高级法院正在就梅首相决定不通过议会投票,擅自决定启动里斯本第50条的合法性进行为期三天的聆讯。
英国大法官帕尼克勋爵(Pannick)代表诉讼人基娜·米勒(Gina Miller)在法庭陈词称,没有通过议会投票,由英国政府首相大臣们擅自启动退欧程序,是不符合宪法的越权行为。帕尼克辩称,“退欧程序一旦启动,意味着难以避免地导致出现英国终止执行欧盟1972年法律的最终后果。”他认为这将意味着英国民众一系列的法定权利失效,而政府大臣们是无权终止这些最初由议会制定或批准执行的法律和权力的。
帕尼克认为,该案提出了关于行政权力极限的基本宪法重要性的问题。帕尼克还对诉讼中指责米勒想阻止退欧的单纯意图进行反驳,认为米勒完全有权利要求政府通过法定程序来决定退欧。
另一位到庭的大法官海伦·蒙特菲尔(Helen Mountfield)则强调,“启动退欧”是一个不可逆的行动,一旦里斯本50条被触发,“目前没有一个权力机构有可能扭转‘乾坤’,因为退欧从未发生过,逆转要触及对欧盟法律的解读。”
聆讯当天,高院第四法庭观众位座无虚席。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都雇佣了法官在席旁听,按照英国法律,他们有权在必要的时候参与到上诉环节。而英国政府法律代表将于10月17日周一出庭辩护。
触发苏格兰再次独立公投
就在保守党代表大会结束一周后,苏格兰民族党代表大会召开。
一向旗帜鲜明强烈反对英国退欧,并在公投结果出来后不久,就前往欧盟寻求苏格兰和欧盟关系不变的苏格兰第一大臣斯特金,在13日大会开幕讲话时语出惊人:新一轮独立公投法案的草案将于下周公布,苏格兰或在英国正式退出欧盟前再次举行独立公投。
舆论立刻猜测,苏格兰最快可能在5至10年内独立出英国。
斯特金说:“如果苏格兰在‘英国中’的利益因为退欧而不能受到保护,那么苏格兰就有权选择不同的道路。”斯特金还指出,英国政府最近在限制移民以及欧盟单一市场方面的言论表明,保守党已经被“疯狂且排外”的右翼掌控。
另外,对于被媒体提前曝光、新组建的“退欧和贸易委员会”12位成员中没有苏格兰、北爱尔兰和威尔士的代表,苏格兰民族党副主席安格斯 罗伯森(Angus Robertson)立刻在媒体指责梅首相的“轻视”行为,“这分明是梅首相之前承诺苏格兰会全程参与到退欧谈判进程的严重忽视。”
伦敦金融城酝酿大撤退
多家媒体报道称,就在英镑“跳水”之时,伦敦金融城的银行和金融机构们正在“蠢蠢欲动”。
10月11日,俄罗斯资本规模最大的VTB银行已公开宣称,为避免退欧干扰,可能将投行部门迁出英国。事实上,在退欧公投之前,高盛汇丰等各大银行就有类似表示。同一天,摩根斯丹利欧洲总部负责人罗伯特·鲁尼(Robert Rooney)在伦敦的一个会议上表示,虽然围绕英国退欧问题,各种言论纷纷扰扰,事实上事情并不复杂,如果留在“单一市场”,英国政府能够实行“软退欧”,那么一切照旧;但如果是“硬退欧”的话,那么一些业务不得不迁移到欧洲其他城市。
而且,有银行透露,英国金融监管机构PRA(Prudential Regulatory Authority)已经开始到各银行问询,如果英国实施“硬退欧”,他们有什么应急计划。这也敦促金融机构不得不认真考虑新的“选项”。
另外有劳工律师透露,一些忧心忡忡、担心自己所在机构有可能在英国退欧后,因为失去“单一市场”的“金融互换互通”而迁离伦敦的银行职员、基金经理和其他金融从业人士,已经在向他们咨询相关的法律事宜;然而业内也很明白,如业务迁移这样的行动,所耗人力物力的成本难以想象。以汇丰银行为例,为拓展北部业务,汇丰已经开始将1000个岗位迁到伯明翰,在那里建立一个中心,即使这样的搬迁也将耗时3年。在公投之前,汇丰首席执行官曾预计,如果退欧发生,将有占比20%即5000个在伦敦的岗位会迁往巴黎。
法律咨询公司奥利弗·怀门(Oliver Wyman)上周公布一个相关报告称,如果金融机构不能自由地向欧洲大陆国家提供金融服务,英国将可能失去75000个相关工作岗位。还有业内人士认为,有些公司可能会就地裁员,因为一次性‘拗断’赔偿可能是更加简单且花费相对低廉。
按照摩根大通分析师的预测,如果相关资本业务不得不搬出伦敦,美国八家主要银行和欧洲银行的相关搬迁费,接下来的五年,可能总共高达75亿美元。
而且,在劳工律师们看来,在英国这样一个劳工法律及其严谨健全的国家,要迁移一个员工离开居住地去他乡工作非常不易,因为这关乎到员工的家庭成员就业、儿女求学、生活方式等各个环节,一旦员工不满安排起诉公司,牵涉到的赔偿成本最高可达每人80万英镑。
另外有报告显示,如果退欧导致有局限地进入“单一市场”,英国金融业每年最多可能损失380亿英镑财政收益。
退欧花费几何难以预料
正如离婚是件劳心、伤神、费钱的“买卖”,从结盟40多年的欧盟脱身“家产”易分,新账难料,“旧账”难了。
首先,根据《金融时报》的数据,英国要脱离欧盟,必须要完成为欧盟“欠款”和养老金的英国份额部分买单,所需金额高达200亿欧元。而德国一家杂志给出的金额数,还要比这个金额再高出50亿欧元。但在欧盟英国退欧主谈判人迈克·巴尼尔(Michel Barnier )看来,远远不止这两个数字,虽然他们暂时没有提出具体数额。
所谓“欠款”是指拨给欧盟中相对贫穷国家,帮助他们进行道路、桥梁以及其他经济发展相关项目等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钱款。过去15年,由于欧盟东扩,疯狂耗资,欠款金额累计攀升。2015年,欧盟“欠款”总数为2180亿欧元。另外一项支出则是为1750名在欧盟工作的英国人承担养老金费用,目前欧盟养老金需求总额达590亿欧元;其次,虽然梅政府退欧大臣扬言在2019年前彻底脱离欧盟,但欧盟会员费可能因为支付条件和期限等原因,要最迟到2022年或2023年才能最后终止缴纳;再有,按照目前非欧盟会员但享有“单一市场”进入权的国家每年交付费用,英国也不可能免费享用“单一市场”福利。
由此看来,退欧耗资不可小觑,究竟几何不到最后一刻难以预料。
经济动荡时代该怎么办
一场由一个保守党人执政野心引发的退欧公投,就这样在一些不明真相又对现实不满的小人物,受另一些野心政客鼓动下,演变成了一出将整个英国拖入史无前例的“硬退欧”大戏。
《金融时报》副主编、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认为,“硬退欧”将英国经济拖入困境:“英国政府的极端目标现在已明确无误。投资者们采取了抛售英镑,降低英国资产的价值来回应。目前英镑的实际有效汇率接近2008年底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水平。英国资产的此番贬值是不可避免,反映了投资者对英国经济前景已经恶化的判断。英国过往糟糕的出口表现表明,此番贬值仍不足以带来经济结构的必要转型,即使生产转向可贸易的商品和服务。此外,在英国退欧后,当前庞大的经常账户赤字很有可能将无法维持。如果是这样的话,相对于收入,英国将需要大幅降低总支出。而仅靠资产贬值不大可能实现这一点。宏观经济政策或许也需要收紧。但紧缩正是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及新的财政部班子极力想要避免的。”
事实上,英国与欧盟一刀两断的决定,特别是梅首相的一系列排外言论,引爆的不仅仅是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资本债券市场的洗涤,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稳定,也不仅仅是即将发生的英国及欧洲历史性的改变或者英国民众生活的改变。
自英国退欧公投结果诞生的那个早晨起,伴随着发生在美国的总统选举,学者专家们开始了对所谓“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重新认识和深刻思考,人们清晰看到了民粹主义在世界各个角落的猖狂的面目;所谓西方民主的伟大光环也沾染上了俗世的污秽和非理性的癫狂。
英国学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我们确实生活在经济动荡的时代,有一点我们必须认识到,那就是我们不会长久停留在一个时期。我们现在所处时期与之前大不相同,经济增长几乎停滞,不同的历史阶段,必须以不同的政策策略来引领,但是西方社会对此认识并不充分。因为我们特别是美国和英国,一直与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全球化等理念结合得紧密,但这已经过时了,我们需要新的解决方案。确实在1945年以后,西方统领了世界经济,出现了社会福利机制,采纳凯恩斯主义政策,高就业公共部门规模大等现象,但这些在1970年代走到尽头;取而代之的是新自由主义、自由贸易等理念。在我看来,这也走到了尽头。那么接下来怎么办?政治上的左右两派对此有不同的政见。有一点我们可以说的是,不能再继续现在这个样子了。一些政治性的变化已经出现,而且一定会有改变。为什么西方民众如此不满足于目前的生活现状?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他们的生活水平这些年来几乎冻结;第二个是贫富不均问题愈发严重,人们对贫富差异尤其不满,这是导致很多人支持特朗普和英国脱欧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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