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林毅夫产业政策辩论再升级

【编者按：经济学界近期的热点事件，莫过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维迎的“产业政策”之争。自8月25日，张维迎以《为什么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引发热议开始，林毅夫与张维迎进行了数轮争辩，二人争论的焦点在于“发展经济是否需要产业政策推动”，实质是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关系之间的争论。

张维迎认为，“自由的市场”才能更好配置资源，产业政策不过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产业政策阻碍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带来寻租行为和腐败，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企业家要靠市场的逻辑赚钱，健康的市场才能促进企业家走正道。哪个项目好只有市场能判断出来。只有政府减少对资源的控制，把市场的还给市场，企业家精神才能用到正道上，才能给整个社会真正带来好处。

林毅夫则认为经济发展需要产业政策才能成功，“有为的政府”必不可缺。新产业所需的资本规模和风险通常会比原有的产业大，政府需要给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一定激励，企业家才会有积极性去冒这个风险。同时，政府能够动员和配置有限的资源。他认为，中国道路的成功秘诀，就在于打破新自由主义所谓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神话。

争论自8月底来持续发酵，甚至发改委在9月14日的记者会上也对此做出了回应。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赵辰昕称：“从目前的国际情况看，不同发展阶段的各个国家都在运用产业政策，比如日本实行了‘产业重生战略’，德国也发布了‘关于实施工业4.0战略的建议’。 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政策确实对我国的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产业政策对拉动经济发展、促进结构调整、调节供求关系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更是我国产业发展取得辉煌成绩的重要保障。” 赵辰昕在肯定产业政策的必要性的同时，也承认目前的产业政策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认真评估。

经过第一轮辩论后，林毅夫10月15日在《求是》刊发《照搬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是行不通的》，再次论证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又掀波澜。而在此之前，张维迎在9月21日由北大国发院博士项目(DPS)与东方战略与领导力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主题为“企业家精神与中国新商道”的论坛中，发表演讲强调市场的作用。在林毅夫在《求是》刊文后，亦有经济学者直接反驳其观点。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邓新华即发文《恰恰是林毅夫教授在照搬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对林毅夫行文的事实基础表示怀疑，他认为，“林教授才是过于照搬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

下面编者为大家呈现《照搬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是行不通的》、《真正的企业家要用市场的逻辑赚钱》、《恰恰是林毅夫教授在照搬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三篇原文：

照搬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是行不通的

作者：林毅夫 来源：《求是》

理论以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为目的，既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但是，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条件的相似性。实践证明，根据西方主流理论指导转型和发展的国家并不成功，而少数成功国家的转型和发展道路却违背了西方主流的经济理论。把西方主流的经济理论全盘照搬到发展中国家，常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缺憾。

一、发展经济学深受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影响

发展经济学兴起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最初是作为西方国家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学科。它以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为基础，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

发展经济学在早期主要表现为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发展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刚摆脱殖民统治或半殖民地地位的不发达经济体应通过何种经济机制，使国内经济结构从以传统农业为主转变为现代化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经济，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结构主义发展理论深受当时西方主流的凯恩斯主义影响，针对普遍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失灵，主张政府对市场的替代作用，提倡实施进口替代战略，以实现国内生产结构的转变。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和德国之所以能够赶超英国，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归结为采用了进口替代战略来发展经济。

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由于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难以解决发达国家的滞胀问题，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随之在美英兴起，发展经济学自此深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自由经营、自由贸易等思想，推崇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随着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政策的推行而盛极一时，并向发展中国家推广。

二、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实践中的失败

先看结构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结构主义主张的进口替代战略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得以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发展中国家民族工业尤其是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增强了这些国家独立发展经济的能力，降低了经济的对外依赖程度。但这一战略在发展现代化大工业的努力上却遭遇了挫败。阿根廷、巴西、印度、墨西哥、巴基斯坦、菲律宾和许多非洲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经验表明，进口替代战略大幅降低了经济效率，抑制出口，加剧失业，导致国际收支恶化和危机不断。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东亚的一些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及我国台湾地区，则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过渡后，采取了出口导向战略。

再看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推广蔓延，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繁荣，反而弊端不断暴露，消极影响日益凸显，给众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危害。俄罗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教训非常惨痛。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批欧美派理论经济学家在国内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休克疗法”，包括价格自由化、国有资产私有化、财政稳定化等。由于在改革上急于求成、忽视国情，“休克疗法”给俄罗斯带来了恶性通货膨胀、国有资产被大规模侵吞等极其严重的后果。拉丁美洲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由于推崇新自由主义，并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推进贸易自由化，放松资本账户管制，实行大规模私有化，减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导致国家经济严重衰退。

新自由主义或“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在于，它以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制度及其发展模式为圭臬，认为后进国家要实现经济的起飞和现代化，在经济制度和政策安排上必须向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看齐，实施全面的、彻底的甚至是过度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过度的自由化导致东欧和拉美国家民族经济凋敝，国内经济和金融大多被外国资本所控制;过度的私有化导致拉美国家储蓄率大幅下降，进而导致其经济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过度的市场化导致多数拉美、中东和东欧国家基础设施得不到有效改善，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这就在事实上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

三、西方主流理论难以解释成功经济体的发展实践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香港、新加坡、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利用工资优势承接了日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吸引了外国大量的资金和技术，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腾飞，成为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从当时盛行的理论来看，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绩效是无法解释的。当时在西方占主流的结构主义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追赶发达国家的主要方式是推行进口替代战略，加快发展可以与发达国家直接竞争的现代化资本密集型产业。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更是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同于苏东国家采取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激进式“休克疗法”，中国不搞全盘私有化，不搞缺乏政府宏观调控的过度市场化，不搞没有资本账户管制的盲目自由化，形成并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例如，在培育市场主体上，一方面，对涉及国计民生、需要国家支持的大中型国有(国营)企业，在一定时期内保证资金供给和国家分配的物资，在此基础上，通过深化改革，增强企业活力，逐步使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另一方面，鼓励发展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对传统的、受到抑制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全面放开市场准入。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就在于中国从实际出发，找到了一条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道路，形成了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持续深化改革中不断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实现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回首30多年，正是当时被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认为是完全行不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目标和路径，使得中国实现了经济稳定快速发展。

中国道路的成功秘诀，就在于打破新自由主义所谓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神话，在坚持发挥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妥善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也是中国道路、中国方案对构建真正属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济学的重大贡献。

四、发展中国家转型和发展现象需要新解释

为何中国发展如此成功，有些国家却发展缓慢甚至出现倒退?依据笔者多年的经验观察，认为关键之处在于发展中国家在转型和发展中不能照搬西方主流理论，而要用适合自己的理论解释和指导实践。

现实国情决定了一个国家适合发展的产业结构。一个国家在一个时点上的资本、劳动、自然资源等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决定了这个时点的比较优势和具有竞争力的产业结构，这样的产业结构代表了这个国家在这个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发展经济是为了提高收入水平，提高收入水平的前提是决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产业结构得到提高，而产业结构水平是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在发展中国家，通常是资本比较稀缺，但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因而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资源密集型产业。在发达国家，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资源相对短缺，更有利于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中国家要提高收入水平，应当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发展各种产业，从而最大地创造剩余和最快地进行资本积累，以改善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本国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的发展与转型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法律、金融等制度安排，必须和产业发展的结构、规模和风险特性相适应，才有可能发挥比较优势，从而形成国家竞争优势。因此，发展中国家若要使其比较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除了发挥要素生产成本的优势外，必须降低交易成本。这就需要根据各种产业的资本需求量和风险，以及规模经济和市场范围的特性，为其发展提供相适应的金融、法律和基础设施。按照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能够最大地创造剩余和最快地积累资本，但前提是存在能够准确反映各种要素相对稀缺性的“有效市场”，以及使制度环境和基础设施能够随着资本的积累、比较优势的变化和产业的升级进行相应完善的“有为政府”。建立“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并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经济健康发展和成功转型的制度前提。

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指导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在结构主义倡导的进口替代赶超战略下，发展中国家政府要优先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但这不符合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短缺的现实。因而，此类产业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企业家不会自发投资，只有依靠政府给予各种保护补贴才能发展。这样的发展不具有可持续性，必然走向失败。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则在于对政府失灵的原因缺乏正确的认识，用“看不见的手”片面否定以致取消“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发展中国家存在于市场中的各种扭曲，实际上是因政府保护赶超战略下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而出现的。由于受保护的大企业通常是国民经济和国防安全的基础，如果取消所有保护补贴，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必将倒闭，引发大量的失业和社会政治动荡。为避免社会动荡和国防安全的需要，转型中国家的政府在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改革中，取消了原有的保护补贴之后，又引进各种新的、隐蔽的保护补贴，其效率往往比原来的保护补贴更低。

违背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渐进式、双轨制改革为什么会成功?主要是因为：这一改革方式对原来优先发展的缺乏自生能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部门给予转型期保护，有效维护了经济和社会稳定;同时，政府放开原先受到抑制的、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准入，并因势利导促其发展，使经济得以保持可持续增长。而符合比较优势部门的快速增长积累了资本，使原先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获得自生能力，转型期的各种保护补贴随之减少直至取消。比较优势部门的发展还创造了大量的就业，使得一些并非国防安全和民生所必须、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破产后失业人员再就业成为可能，避免了社会动荡，为经济转型赢得了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

总之，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许多条件不同，照搬发达国家经验的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是行不通的，必须依据本国国情，加强理论创新，以指导本国发展实践。发展中国家之间具有较为相似的条件、挑战和机遇，来自中国的理论创新不仅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作出贡献，也将有助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和“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愿景。(林毅夫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第一财经转载自“求是网”

 

真正的企业家要用市场的逻辑赚钱

作者：张维迎 来源: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

黄怒波是北大校友、企业家，也是一位诗人。今天他对企业家精神的溯源让我感觉他越来越像一个学者。他提到的哲学家或经济学家对企业家精神的论述，如坎蒂龙、熊彼特、波兹纳等人，好多经济学家都不熟悉。这些历史人物中，中国的很少，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中国在市场与企业家精神方面的根基比较薄弱，需要我们更加珍惜和警醒。

企业家一定是少数人

我想谈的第一点，讨论企业家精神，就要先讨论企业家。什么是企业家?我本人研究企业家30多年，第一篇关于企业家的文章发表在1984年9月的《读书》杂志，但我今天也无法用一句话准确定义企业家。这可能恰恰反映了企业家的一个本质：企业家就是难以用通常的概念理解的人。

我试着用三句话来概括企业家：一是他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机会，对商机有独特的嗅觉;二是他能够想到别人没有想到的办法，整合资源的能力非同一般;三是他能干成别人没有干成的事情，自己也从中获利。我们一般人更喜欢循规蹈矩，按既定方针办，企业家则寻求与众不同。这正是企业家与一般人的不同，也是企业家精神的内核。

当然，企业家精神比企业家的内涵更广，敢于冒险，喜欢挑战现状，能看到不同的机会、能想到办法并将其实现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比如邓小平就可以称之为政治企业家或制度企业家，我们北大的老校长蔡元培就可以称之为教育企业家。我们身边还有不少社会企业家、公益企业家等。

如果再做延伸，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会有点企业家精神，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企业家。就像我们好多人会唱歌，甚至当麦霸，但能成为歌唱家的是少数。

企业家精神的崛起对人类发展特别重要

第二点，我们人类从古到今的发展几乎都可以理解为企业家精神的展现和发挥。十万年前人类祖先走出非洲就是靠企业家精神，后来一步步走向亚洲、美洲、欧洲，也是靠企业家精神。我们今天的外来人口、海外移民，也是受企业家精神驱动。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给企业家立传的人可能是西汉的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记录了30多位企业家，包括范蠡、子贡等。但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企业家精神是被压抑的，尤其是受科举制度和重农抑商制度的压抑，很多原本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也学而优则仕或商而优则仕，最后都去政府给皇帝服务。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才真正发挥出来。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就是企业家队伍的崛起。

人类未来会怎样，我们都不好说，但比较清楚的是还要依靠企业家精神解决问题。这种企业家精神如熊彼特讲的，本质是创新，尤其是破坏性创新、颠覆性创新。很多人把创新理解为科研，尤其是大公司或政府的科研，两者不能等同。一件事情如果用程序化方式去解决就不再是创新，负责人也不是企业家，而是管理者。

当然，企业家也分套利型企业家与创新型企业家。中国传统经济模式中有很多套利型企业家，他们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企业家。更符合企业家精神的应该是创新型的企业家。中国今后的发展必须更多地依靠创新型企业家。

用市场的逻辑赚钱才是真正的企业家

第三点，黄怒波先生喜欢用狼性文化来诠释企业家精神，这容易让人产生误解，我更喜欢用的是企业家赚钱模式。古人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就是为别人创造价值。如果你不能解决别人的问题，不能给别人生产有价值的东西，那你赚的钱就不是企业家应该赚的钱，你的行为也不是企业家行为。靠垄断或强盗逻辑赚钱的也不是企业家。

在真正的市场经济中，企业家赚钱的前提是给别人带来好处，而且他创造的价值超过他收取的费用，才能多出来一部分消费者剩余。简单说，企业家必须靠市场的逻辑赚钱，靠伺候消费者发财。从这一点说，我们可以仇富，但不会仇真正的企业家。如果你恨马云，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用淘宝、天猫、支付宝。你为什么还要用?一定是这些东西给你带来的价值超过了你付出的成本。

企业家要靠市场的逻辑赚钱，就要对人性有非常透彻的理解，这比你搞市场调研重要很多。乔布斯很多产品不是市场调研出来的，是对人性琢磨出来的。很多培训师特别爱讲一个营销故事，就是怎么把梳子卖给和尚，我就很不认同，这是利用人性的弱点赚钱，不是市场的逻辑，梳子显然不能给和尚带来增值服务。

企业家是无法替代的生产要素

第四点，如何看待和理解企业家。计划经济不讲企业家精神，也不讲企业家。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也不太理解企业家，经济学教科书里也看不到企业家，经济学理论动不动就是人的偏好给定，技术给定，然后套一个模型，越来越形式化、数据化。事实上，能用模型套出来的就不是企业家行为，企业家行为是不可预测的。这是理论方面的一个后遗症。新古典增长模型讲投资，但不讲谁投资，政府投资还是企业家投资，结果大不相同;讲创新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很重要，但也很少讲谁创新，谁带来技术进步。凯恩斯主义的三驾马车理论也有同样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经济学家是有责任的。

我们讲经济增长离不开要素投入，但企业家这个要素跟别的不一样。别的要素是可以替代的，多一点资本，可以少一点劳动力，反之亦然。但企业家要素与其他要素之间不可替代。企业家是1，其他的是0，没有这个1，后面的零没有用。

健康的市场才能促进企业家走正道

类似的误区同样存在于我们对市场本身的理解。很多时候我们脑海里的市场是理论家、经济学家构造出来的市场，不是真正的市场。比如经济学上讲的最理想的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所有人以同样的成本，生产同样的商品，以同样的价格销售。这是市场吗?现实世界中的企业家就是要做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竞争就是与众不同。所以我们如果对市场本身的理解都有问题，会得出好多错误的结论，会诱使政府的权力不断膨胀，控制我们生活的每个方面。

最后一点，也是我要强调的，美国经济学威廉•鲍莫尔区分了生产型企业家和非生产型企业家。生产型企业家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企业家，他们创造财富，非生产型企业家不创造财富，而是把别人的财富拿到自己的手里，甚至毁灭财富。怎么能够使得生产型企业家兴旺起来，压缩非生产型企业家的用武之地，就变得非常重要。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要有深层的制度改革，特别是私有产权保护和收缩政府的权力。在政府支配资源很多的情况下，好多企业家就容易变成非生产型企业家，他赚钱不是因为他生产了消费者喜欢的东西，不是解决了消费者的问题，而是利用政府的权力寻租。比如政府花很多钱支持创新项目，马上有人开中介公司帮别人做申请，给你编申请书，跑相关部门。这些人不会觉得哪个项目好就帮哪个项目申请，他申请只是为了赚钱。这种企业的行为就是反生产力的。其实哪个项目好只有市场能判断出来，任何个人或政府是无法判断的。解决之道就是改革，就是政府减少对资源的控制和权力，把市场的还给市场，只有这样，企业家精神才能用到正道上，才能给整个社会真正带来好处。(张维迎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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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是林毅夫教授在照搬西方主流经济理论

作者：邓新华 来源：《经济学家告诉你》

最近，林毅夫教授在《求是》杂志刊文《照搬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是行不通的》。看到这个标题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赞同不能照搬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但我读过多篇林教授的文章，感觉林教授才是过于照搬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没想到林教授反倒批评别人照搬西方主流经济理论。

一、“华盛顿共识”失败了吗?

林教授认为新自由主义或“华盛顿共识”是失败的，这有俄罗斯、拉美、东南亚的实践为证;倒是没奉行“华盛顿共识”的中国，取得了成功。但是事实真如林教授所说吗?

“华盛顿共识”无非就是建议发展中国家以市场化改革来推动经济发展，以更多的私有产权来激发经济活力。那么中国是不是这么干的呢?恰恰是这么干的!中国30多年的经济奇迹，就是不断增加经济的民营成分、扩大自由贸易所取得的。中国改革的方向很明确，就是市场经济，这不符合“华盛顿共识”吗?从1980年代发展乡镇企业，到后来的国企改革、入世两大突破，都是产权改革的胜利、自由贸易的胜利。国企改革不符合“华盛顿共识”吗?入世不符合“华盛顿共识”吗?林教授认为中国的经济成功是没有奉行“华盛顿共识”的结果，请问，如果没有国企改革、入世，中国经济会有今天的繁荣吗?

在2010年的一次采访中，我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中国奇迹是“华盛顿共识”的胜利吗?姚洋教授回答：“从纯粹经济学的意义上来说，肯定是‘华盛顿共识’的胜利，两年前我开始思考‘中国模式’时就开始说这个问题。如果‘华盛顿共识’要找到一个好的CASE，那肯定是中国，中国是最好的学生。”

而俄罗斯、拉美、东南亚等地的一些失败的例子，恰恰是因为它们没有好好贯彻“华盛顿共识”。如俄罗斯，尽管名义上进行了激进的私有化的改革，但各种管制、垄断多如牛毛。什么是管制?管制其实就是政府拿走了企业的一部分产权，所以是名改实未改。所以俄罗斯的失败不是个人产权的失败，而是政府拿走个人产权的失败。而东欧等国，刚进行完名义上的“休克疗法”，就跌入了福利、管制、特权工会等的泥潭。中国在产权改革上并不激进，但好在避开了这些泥潭。

为什么渐进的中国反倒做得更好?姚洋教授提出了“中性政府”的概念，即政府没和哪个阶层结盟，只要努力发展经济，就符合政府的利益。姚洋教授的这个解释框架，我认为比林教授的更有解释力。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华盛顿共识”是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吗?并不是。“华盛顿共识”其实只是一部分专家、学者为发展中国家开出的药方，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缺经济自由，所以应该进行市场经济的改革。而对欧美本身的情况，主流的学者恰恰是不信奉“华盛顿共识”的。像反垄断、高福利、劳动法、反倾销、产业补贴等等反市场的东西，才在西方占有主流地位。日本更是高扬产业规划的大旗，通产省曾被封神。至于凯恩斯主义，则是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

可以说，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恰恰是林毅夫所主张的“有效市场、有为政府”，而且“有为政府”是在不断扩大的，所以欧美日的经济增速才慢下来。面对中国的高经济增速，它们只好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减速”来安慰自己。而欧美日也有区别。美国在反垄断、福利等方面程度较轻，所以美国的情况又远远好过欧洲和日本。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日子好过了，改革动力渐失，“有为政府”抬头。经济增速下来了，很多学者也学会了“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减速”那一套，却不知这是未富先骄的结果。像反垄断法、劳动法、刺激经济、宏观调控等等，渐次引进，这都是向西方主流经济理论靠近，而偏离非主流的彻底的市场经济观的。就拿林毅夫教授所支持的产业政策来说，难道不是来自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而是来自“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弗里德曼等人，会赞同产业政策吗?

二、林教授还是在套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范式

林教授经常能列举很多他的“新结构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不同。比如，林教授认为，结构主义主张的进口替代战略是失败的，他的“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新的选择比较优势产业的理论。看起来，林教授似乎提出了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新理论架构。

但是，有句话说得好，任何一个经济学家提出一个观点，必然有另一个经济学家提出相反的观点。如何看一个理论是不是新理论?不是去看具体观点，而是看其所运用的基本范式。假如看具体观点，那可以说每个西方经济学者都提出了“新理论”。那么，什么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呢?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范式。

举个例子，经常可以在媒体看到，这个经济学家主张货币刺激，那个经济学家则认要搞财政刺激，看起来他们的观点是不同的，但他们都共享凯恩斯主义这一基本范式。

无论是结构主义主张的进口替代战略，还是林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很明显，都是“有为政府”的框架，只不过具体观点有差异而已。林教授并不是反对结构主义选择一些产业来优先发展、补贴，他只是认为结构主义看错了发展中国家的国情、选错了产业而已。

林教授说：“在这个过程中要有‘有效的市场’，企业家才能自发地按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这样才能使要素生产成本达到最低;同时，要有‘有为的政府’来解决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外部性问题和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这样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才能顺利进行，并且有足够低的交易成本来使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

这段话很明显，林教授用的就是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中的外部性、政府节约交易费用等范式。比如，林教授认为，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必须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的探索具有正外部性，所以政府应鼓励、补贴。

所以，尽管林毅夫教授本人觉得“新结构经济学”很新，但实际上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界到处是用外部性等范式来证明政府干预有理的各种理论。所以我看到林教授以外部性来论证产业政策合理的观点，我认为这恰好是照搬西方主流经济理论。

倒是林毅夫的辩论对手张维迎，深刻反思了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中的外部性、完全竞争、信息不对称等范式，也反思了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中缺乏企业家的作用。

张教授说：“回顾历史，上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发生一场大争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没有可能?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一方，即所谓的奥地利学派，认为不可行，因为它没有办法解决经济核算问题……许多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在争论中站在兰格一边，而不是米塞斯和哈耶克这一边。包括像萨缪尔森这样的经济学家，在1947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里，也认为，从理论上讲，兰格是对的。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教科书里的主流经济学，本来是为了证明市场的有效性而发展出来，为什么变成了反市场的理论?”

在一次采访中，张教授说：“过了60年，整个计划经济都崩溃了。经济学家不去反思，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好像单纯是计划经济不行，而没觉得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有问题，这个对我触动非常得大。”张教授的结论是，恰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外部性、完全竞争、信息不对称等范式，使得学者们得出了一些反市场的内容。

林教授的观点，恰如张教授所说，是单纯觉得西方主流经济理论选错了扶持对象，而不是认识到其理论基础——外部性范式，就有问题。

张教授则是完全否定外部性范式：“打个比方，女孩子打扮得漂亮一点，有正外部性，因为旁人也可以从她的漂亮的打扮中得到愉悦。按新古典理论，经济学家会告诉你，由于有外部性，这个人选择的化妆水平一定低于社会最优水平，所以政府应该补贴她，这很荒唐。现实中可以看到，没有政府补贴化妆品，女孩子们都打扮得很漂亮，甚至有些过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和张五常认为，外部性问题，包括环境污染问题，本质是由于产权界定不清楚。政府要做的是界定产权。”

正因为张教授对外部性范式的反思，他才提出不要给任何产业任何特权。

的确，中国经济曾经经历30多年的高速发展，可以说，中国是一个证明市场的威力的极佳例子。中国人理应有信心继续坚持市场经济的方向，继续向西方主流经济学界证明市场的有效性，但可惜得很，学者们正日益向西方主流经济理论靠近，而且，是打着“不要照搬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牌子，来照搬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林毅夫教授求知的真诚是不用怀疑的，但他反思所达到的层面，是令人遗憾的。(邓新华系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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