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为何连像样的本土经济学教材都没有

中国经历了38年的改革开放，大部分时间的经济增长处于两位数以上，即使现在下降到6.7%左右，但对于一个经济总量近70万亿元人民币、排名仅次于美国的庞大经济体来说，也是奇迹。

与中国经济总量、经济实践和经济增长不匹配的是，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话语权仍然很弱，这不仅表现在财经媒体的舆论话语权难有一席之地，也表现在风险评级、财会审计等服务中介缺乏国际性的权威机构，更表现在中国高等院校和智库鲜有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教材，在国际顶尖级经济和金融学术刊物上，很难看到中国本土经济学者写出的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学术研究论文。

这个问题，正引起中国经济学人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10月30日，中国经济学教育教学改革研讨会暨《高级微观经济学》新书发布会在上海财经大学举行，包括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的全国十余所知名大学校长、院长齐聚一堂，既交流研讨了中国经济学教育教学改革的问题，也对中国缺乏原创的高级经济学教材、大多采用原版英文教材感到担忧。

中国很多高校，经过20多年尤其是最近十年大规模引进海外学者，经济金融学科的教育已经国际化;经济金融学科的学术研究已经规范化;国内年轻学者很多也能跟国外同行平等对话，差距在缩小。人才可以引进，理论也可以借鉴，但基于中国元素和中国经济实践的经济学教材为何屈指可数?很多高校使用的经济学教材要么是翻译国外学者所写，要么直接用英文原版，使得学生对经济现象的理解比较吃力，自己身边发生的经验和感悟与经济理论对不上。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对此深有感触，他说，采用英文原版教材或中译本，好处是与国际接轨，及时解决了国内高校经济学教材短缺问题，但不足之处非常明显，就是缺乏中国的元素，在现代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之间缺乏直接的联系。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陈彦斌认为，很多经济学教材来自美国，这是基于美国为主的事实总结，但是中国经济案例跟美国案例有什么现实关系?中国宏观调控的工具、目标和手段，以及背后的政治格局有什么不同?如果不结合中国的元素和案例，就很难用西方的经济学教材来讲述中国发生的故事。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董志勇也认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引进国外教材尤其是经济学理论的时候，一定要考虑理论上水土是否相融的问题。目前，我国经济学界对工具模型的应用非常多，对现象和经验的描述也非常多，但原创性、创新性的学术理论并不是很多。

其实，教材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基石，也是影响未来高端人才思维观念的重要途径。西方很多著名经济学家都喜欢给学生书写教材，因为这比写学术文章的影响大多了。比如曼昆的《经济学原理》、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以及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等，都是经典的经济学教材，也是学术和思想兼具的巨著。

当然，中国经济研究的差距不仅在教材，中国学者在中国问题的研究上也还不具有国际发言权。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甘犁有组数据，2010年以来，在经济学最具影响力的前5本杂志的发文情况，像《政治经济学杂志》(JPE)、《经济学季刊》(QJE)、《经济研究评论》(RES)等，有25篇关于中国经济的论文，只占论文总数2053篇的1.22%;在总共60位作者中，只有4位中国本土作者。

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多数是以中国的数据去检验西方的理论，中国特有的问题还没有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的主流问题，只占论文总数的1%。甘犁举了一个例子，以人口流动为例，近年在国际顶尖的经济学期刊上有4篇论文，但分别以印尼、印度、墨西哥及非洲的移民问题为研究背景。

事实上，中国的人口流动问题在规模、影响与研究价值上远高于上述国家，但没有相关的顶级刊物文章。再比如中国的公积金制度，非常具有中国特色，有9万亿元的总额存量，涉及11%的中国人口，但几乎没有相关的学术研究，所以也很难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议。

其实，并不是国际学术界对中国问题不重视，而是因为我们自身难以提出可以研究的学术问题，很多问题只处于现象描述，太空太泛，缺乏基本事实和关键问题的发现。而很多中国特色的问题，国际上还是十分关注的。像张五常教授对中国土地改革以及县域竞争经济的研究、北大教授周黎安对中国GDP增长与官员升迁的研究、林毅夫教授对发展中国家的新结构经济学、田国强教授结合中国元素书写的《高级微观经济学》等，都是不错的案例，也为国际人士深入了解中国提供了很好的视角。

(作者系本报资深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