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旭，专注改编老舍的独立戏剧人

方旭的《二马》启用全男班

“1966年，老舍先生走的那一年，我正好出生。”聊起自己与老舍的关联，50岁的方旭对第一财经坦言，他相信“这世上万事万物总有千丝万缕的缘分”。这冥冥之中的机缘，让他在年近半百之际，远离影视圈，一头扎入小剧场，专注于排老舍的话剧。

五年时间，方旭排演了五部老舍话剧。对于独立戏剧人而言，这既是难能可贵的专注，也是生存压力的挑战。从2011年在北京南锣鼓巷戏剧节上首演自编自导自演的独角戏《我这一辈子》开始，方旭接连改编老舍的《猫城记》和《离婚》。11月16、17日，身为导演、编剧、主演的方旭又将在北京首都剧场首演《二马》，这是老舍同名长篇小说第一次被搬上话剧舞台。

当方旭身穿白衬衫，戴着黑框圆眼镜、一顶黑色礼帽站在排练场上，内心揣摩的，是老舍1924年留学英国时的心理状态。他一开口，一口嘎嘣脆的京片子，嬉笑怒骂中，老舍笔下那个守旧、愚陋、麻木的中国人“老马”跃然眼前。

从小生活在北京胡同四合院里的方旭，说话做派都是是典型的北京爷们。他对京味儿有骨子里的迷恋，自小在街坊邻居身上看到的，也都是老舍作品里的人物影子。

“为什么最早想做《我这一辈子》?因为那个人我见过，他不是警察，可能就是四合院里邻居的影子。”在方旭眼里，老舍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最接地气、最真诚而不矫情的一位作家，“他在社会底层长大，对北京平民甚至贫民的关注和投入的情感是别人没法比的。”

方旭家的书架上，光是《骆驼祥子》就有四个版本。老舍留下的经典文本与戏剧美学，自然是他改编京味儿话剧的首选。

打造“老舍招牌”

方旭在《大清药王》、《传奇大掌柜》等影视剧里出演过许多角色，却遗憾“始终没捞着一部北京戏”。多年来，他一直想演部京味儿戏，“念叨了好几年，终于拍了一部，结果没播出就给枪毙了。后来自己憋啊憋，憋到《我这一辈子》上。”

2010年，东城区做“国际独角戏戏剧节”，邀方旭参加，他忽然想到老舍的《我这一辈子》。石挥1950年执导的《我这一辈子》，方旭“前后看过好几十遍”，琢磨着能不能把一个旧社会老警察的自述改成独角戏。

“独角戏?一个人演?怎么演?说相声?”老舍的儿子舒乙当时听到方旭的计划，觉得不可想象。一个人要在100分钟内出演几十个角色，呈现一个人跌宕起伏的一生，谈何容易?但方旭想试试，“市场、票房、观众能不能接受，我都没想。学戏的人，这辈子总得干一件自己想干的事儿。”他找了几个中戏导演系的同班同学，以“玩儿”的心态开始排戏。这部戏没赶上独角戏戏剧节，倒是在南锣鼓巷戏剧节上一鸣惊人。

一个人的舞台上，方旭游刃有余地再现老舍笔下的市井俚语。他在悲剧的底色上，以俏皮风趣的叙事口吻，从清朝演到民国，道尽一位警察从年少时代到暮年的软弱、无奈、绝望与辛酸。一个人，一条长凳，一把官椅，一个假人，就凭着方旭一张嘴，分崩离析、家破人亡、兵荒马乱的场景几乎就在观众眼前。这部原本只演三场的小剧场话剧，吸引了北京上海戏剧圈的老前辈和新戏迷。老舍之子舒乙顶着感冒到剧场看戏，“舒济先生也前后看了不下三场”。

那之后，林兆华排演《老舍五则》点名由方旭主演，舒乙也推荐他继续改编难度极高的《猫城记》，“我们敢放手让你去做，是因为你懂老舍。”

《猫城记》创作于1932年，部分预言了34年后的文革浩劫。香港曾有剧团以百老汇音乐剧《猫》的形式排演该剧，反响一般。到了方旭手中，《猫城记》延续原作里的荒诞色彩，加入许多现实背景，在老舍的幽默中加入包袱，让人在捧腹之余体味着悲。

《猫城记》成功上演，方旭的“老舍招牌”立了起来。他接着改编老舍最喜欢的作品《离婚》，将长篇小说中的女性角色都压缩了，整部戏只有他和另一位男演员完成，这部“往心里走的小说”，通过浓烈又幽默的京味儿独白，配上阮和三弦伴奏，传递现实与理想的矛盾纠结，两个角色不停互换，让整场演出充满谜一般的魔力。

接连排演三部老舍话剧，方旭火了。他成了戏剧圈“专注于老舍作品的独立戏剧人”，三部作品在全国巡演上百场，所到之处皆是好口碑。方旭自己觉得，所谓专注，都是机缘巧合，“恰好大家都觉得还好，还喜欢，于是才这么一部两部的做到今天。”

全男班演员玩一出大游戏

“老舍先生的幽默是他特有的语言风格。”方旭说，改编《二马》，他才更深领悟老舍笔杆子里的幽默之下，是悲凉与讽刺。

1924年，老舍留学英国，《二马》是他在英国创作的第三部小说，也是他早期长篇小说的代表作。小说里，老马的大哥客死异乡，老马带着儿子小马前往伦敦接手马家古玩店，寄居在英国女人温都太太家里，二马父子与温都母女逐渐产生生活上的冲击和情感的关联。

老舍在伦敦的五年里，阅读大量英国文学作品，他曾说，“狄更斯是我那时候最爱读的，难怪我一动笔，便向幽默这边滑下来了。”他理解的幽默是“体谅人”的，“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老舍在伦敦四五年的生活经历，汇成一本《二马》。小说把守旧的中国人老马置于西方文化背景下，中英的文化差距和冲突可谓中国新文学的全新题材。

上世纪20年代的文化冲突如何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引起关注共鸣，是方旭改编时琢磨得最多的。“戏剧如果不与当下的现实、在场的观众发生关联，这戏就别演了。”他从老舍的嬉笑怒骂中看出人生悲凉，从老马与温都太太无疾而终的爱情中瞥见人际情感中永存的傲慢与偏见。在对东方抱有歧视色彩的英国后殖民时代，仍有民族、种族、地域与世俗的歧视，这些无形的规则至今仍是世界面临的话题。

“我改编《离婚》时就明白一件事，老舍先生笔下出人物，但不出故事。他的情节没有那么大起大落，改编出来比较闷。《二马》纯粹看故事，并没有那么精彩。就像老舍经典的《茶馆》一样，你一句话讲不出是什么故事，但你会记得茶馆掌柜王利发，记得常四爷，记得秦仲义这些人物。”方旭说，老舍原作里有很多讽刺的因素，但他并不希望板着脸说教，相反，话剧《二马》里“包袱”很多，按他的设计，观众至少五分钟就会笑一次。该剧艺术顾问斯琴高娃看完彩排感叹：“如果老舍先生看了一定会乐出声儿。”

玩过独角戏、双人戏之后，方旭这一次玩起了全男班演员。用五个男演员来出演几十个角色，对他来说像是一场“大游戏”。乾旦演员刘欣然反串温都太太，在剧中与方旭本人饰演的老马展示一段京剧身段。

故事虽然发生在近百年前，但气质和气息却是现代的。一张简单的英文报纸既是布景，也是贯彻全剧的元素，方旭形容，“这就是一部形式感极强的成人漫画喜剧。用二维漫画与无实物表演结合，所有的故事发生在一张奇妙变化的英文报纸里，整部剧的游戏感很强。”

“我做戏就希望台上台下高高兴兴玩起来。如果娱乐性不强，那想象空间也小了，就不好玩儿了。”方旭说，用男演员扮演女性角色是中国戏剧自古以来的传统，“只要你打开了演，观众就能打开想象，舞台具有的想象空间是影视里都做不到的。”

“一部戏要演过50场才算是活下来。”方旭说，扎根小剧场这些年，他没考虑过投入产出的对比。拍影视剧无疑要比搞话剧赚钱更快更多，但他笑言，“人一辈子把一件事做明白就够了。”在他未来的计划里，能排更多的戏，做出一个老舍话剧节才是更要紧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