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护航供给侧改革

2015年以来，虽然我国经济整体仍能保持着中高速的发展，但主要经济指标之间出现了背离，传统的经济增长引擎驱动力不断下降，单纯刺激需求已经不能有效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和转型升级。

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供给侧改革是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产业竞争力来“提质增效”，从供给端激发经济增长的动力。

作为供给侧改革的一部分，破除金融抑制、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正处于复杂而关键的阶段。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实现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而金融是最重要的要素市场之一，是经济体内配置资源和传递价格信号的血液。如果金融供给侧改革不能到位，血管不能疏通，那么整个供给侧改革就难以落到实处。

目前，中国经济处于新常态的“三期叠加”阶段，由于前期稳增长过分依靠总需求管理，依赖货币刺激，延缓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而继续依靠投资拉动，推高了全社会杠杆率，加剧了当前产能过剩压力和通货紧缩威胁。甚至因为金融交易的暴利，进一步对实体经济的资金供给产生挤出效应。

一方面，实体经济面临融资难融资贵，另一方面大量资金在各金融市场间迅速流动，形成金融体系内部循环的“空转”，导致了缺乏实体经济支持的资产价格暴涨暴跌。

从国际看，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世界经济衰退以来，主要经济体普遍采取了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非常规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全球宽流动性、低利率、高风险偏好，经济与金融进一步背离。

2015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做出了两个基本判断，即全球金融风险与危机前相比不是在降低而是在积聚，同时全球金融风险在转移，即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转移、从银行体系向影子银行转移、从偿付风险向流动性风险转移。

“十三五”规划《纲要》对于金融体制改革作出如下表述：“完善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货币政策机制，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健全现代金融体系，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支持经济转型的能力，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张涛指出，金融体制改革在整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需要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金融体制改革需要通过丰富金融机构体系、健全金融市场体系、完善金融治理体系，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从而进一步增加和完善金融供给，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和供给的效率，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宏观调控和金融治理

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主要是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维护金融平稳有序运行。健全的宏观调控体系有助于引导市场行为和社会预期，为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对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十三五”规划《纲要》首先提出要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构建货币政策与审慎管理相协调的金融管理体制。

今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解读金融体制改革时表示，中央银行过去比较强调对价格总水平的调控，很多央行还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但仅做到这点还不够，有些情况下通货膨胀水平不高，但经济体系还可能出现其他的金融风险，甚至是危机，所以首先强调要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建立。

2016年初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指出，2015年的股市异动充分反映了我国股市不成熟，不成熟的交易者、不完备的交易制度、不完善的市场体系、不适应的监管体制等。这也是“十三五”规划提出改革金融监管体制的一个重要背景。

因此，完善金融治理不拘于金融监管的范畴，还包含了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标准及规则制定等，是国家现代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要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加强统筹协调，建立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有效运用和发展金融风险管理工具，健全监测预警、压力测试、评估处置和市场稳定机制，防止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消除价格扭曲，尤其是利率和汇率的扭曲。金融体制改革的一项主要任务是让市场在人民币利率形成和变动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这一方面要培育中央银行政策利率体系，另一方面要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周小川指出，中国的利率市场化虽然已经基本上完成，利率管制已经取消，但利率改革后续还有很多任务，中央银行对利率的指导还要健全传导机制，利率形成机制也还处在市场不断磨合、逐渐完善的过程。

对于中国汇率改革的目标，周小川强调，中国要实现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对于诸如企业过度地借外债和过度地货币错配等宏观审慎方面的问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宏观审慎措施来进行管理。从全球资本流动的形势看，对于超短期、投机性的资本流动也要一定的管理。

有效增强金融供给

在中微观层面，金融范畴的供给侧改革首先包括丰富金融机构体系。

虽然我国金融机构类型和数量不少，但金融服务供给总体不足，金融抑制现象突出，特别是基层金融服务还不能满足三农和小微企业的需求。同时，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在商业性和公益性业务之间还存在金融服务的空白。

为此，需要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机构体系，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发展普惠金融和多业态中小微金融组织。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扩大银行、保险、证券、养老等市场准入。推动民间融资阳光化，规范小额贷款、融资担保机构等发展。顺应信息技术发展趋势，支持并规范第三方支付、众筹和P2P借贷平台等互联网金融业态发展。健全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金融机构体系。

其次，金融供给侧改革的要义还应落脚于健全金融市场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一方面银行体系大量流动性用不出去，另一方面市场上却普遍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其症结之一在于，国内金融市场体系结构较为单一，过度依靠低风险偏好的、顺周期的银行体系配置金融资源，难以实现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

为此，要积极培育公开透明、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创造条件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发展多层次股权融资市场，深化创业板、新三板改革，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建立健全转板机制和退出机制。

针对债券市场，需要完善发行注册制和债券市场基础设施，加快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开发符合创新需求的金融服务，稳妥推进债券产品创新，推进高收益债券及股债相结合的融资方式，大力发展融资租赁服务。

此外，金融供给侧改革还需要破除体制机制约束，推动同业拆借、回购、票据、外汇、黄金等市场发展，积极稳妥推进期货等衍生品市场创新，加快发展保险再保险市场，探索建立保险资产交易机制。

监管方面，则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完善退市制度，打击市场操纵和内部交易，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建立与国际金融市场相适应的会计准则、监管规则和法律规章，提升金融市场国际化水平。

周小川认为，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金融业和实体经济之间存在双赢局面、零和博弈、双输局面三种可能。对于中国而言，如果金融业不能够更好地发展，提供更普遍的金融服务，同时提供更加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那么实体经济就会受到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