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逆袭”的反思：欧美货币政策受限，改革再拖无益

北京时间11月9日，特朗普以278张选举人票战胜希拉里218张选举人票，当选新一任美国总统，参众两院均花落共和党。这一事件令人始料未及，可谓英国脱欧后的又一项“黑天鹅事件”。

然而，对于很多华尔街人士和美国民众而言，所谓的“黑天鹅”其实只是“白天鹅”，因为不少选民从去年开始便支持特朗普当选。这也从大选当天的资本市场中充分体现——尽管股指期货一度在投票间跌停，但北京时间11月10日凌晨，美国市场迎来特朗普当选后的首个交易日，与所有人的预期均不同，风险资产暴涨，避险资产暴跌：美股大涨超过1%，美元指数暴涨近3%，黄金暴跌、回吐大部分涨幅，美债收益率创1年新高。

“市场之所以快速切换了模式，是因为特朗普给了美国一个机会，给了市场一个想象空间。无论是奥巴马执政还是希拉里执政，都是以‘货币政策’为核心，财政政策较为保守，而特朗普则效仿中国2014-2016年，将重心由货币政策切换到财政政策。特朗普不一定会成功，但一方面至少短期不会被证伪，另一方面相比奥巴马和希拉里还是更有可能成功。”九州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表示。

其实，特朗普的逆袭折射出的是各地民粹主义、反全球化浪潮的进一步加剧，在这背后实则是欧美国家货币政策过度负重、改革不作为所导致的“长期低增速并发症”。

央行举步维艰

“全球可能在2-3年内走到‘T字的分岔点’(T-Junction)，此后不是向左走——采取正确的政策行动而使经济重现生机，就是向右走——迎来另一场危机。” 安联环球投资首席经济学家Mohamed A. El-Erian在今年10月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El-Erian则剑指问题核心——市场现在像是“温水煮青蛙”，这是一个非常明显地人为制造的市场，市场一直还在期待央行以越来越快地步伐购买资产，但央行的政策已经失灵了。

放眼全球，央行是各国唯一的“斗士”。日本央行自2012年末并启动了QQE政策(量化和质化宽松)，持续购入政府债券和ETF，且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众多上市公司大股东，然而其年初祭出的负利率政策却已经产生了负作用——银行利差收窄、日元不降反升。如今，日本央行可能发现宽松再也无济于事，于是转而将中心放到了盯住长端收益率曲线上。

欧洲央行在2015年3月突破了法律的重重阻碍，大力推行QE政策，至今欧元区核心通胀率仍然与2%的目标相差十万八千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英国脱欧产生的一系列不确定性、欧洲移民问题滋生的社会动荡等等都是整个欧洲的严峻挑战。

转视最早启动非常规政策的美联储，占尽先机者也必定复苏最快，然而美联储也意识到了货币政策的极限与局限，因此其在2015年12月毅然启动了危机后的首次加息，迈出了正常化进程的第一步，如今第二次加息也已经箭在弦上。但由于财政赤字攀升，美国的财政中始终无法发力。

然而，特朗普的胜利演讲中直指问题核心，不论其能否最终落实承诺，市场的反应说明了各界对于“不作为”的厌恶。

邓海清认为，对于特朗普的“治国”思路，从胜选演讲出发，预计有以下几点：

第一，以美国GDP增速翻倍为主要目标。在胜选演讲中，特朗普明确表示“我们能够让经济增长率提升一倍，并成为全球最强劲的经济体”，这将成为特朗普一切政策的核心。再强调一遍，特朗普是一个商人，“政治正确”根本不重要，利益才是最重要的。

第二，“宽财政”成为唯一确定性的政策。从特朗普竞选时的言论来看，市场认为最确定的的是两点：一是“宽财政”，二是“贸易保护”。到了特朗普的胜选演讲，则只剩下了“宽财政”。“宽财政”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扩大基建支出，二是减税，三是扩大军事支出。毫无疑问，这三点都将执行下去。

第三，“反全球化”可能只是一个幌子，或者是利益交换的工具。在特朗普胜选演讲中，找不到任何“反全球化”的蛛丝马迹。对于墨西哥、移民问题，特朗普或许会坚持其强硬态度，但对于中国以及其他重要经济体，特朗普或许会争取美国更大的利益，但绝不会采用“零和”的方式。

改革和创新重于重于央行协调

尽管特朗普的部分思想颇为理想主义，例如如果制造业回归本土，这很有可能降低美国的企业利润，但他的逆袭隐含着市场对于“变革”的期待。

主流观点认为，这种变革的真正途径并不在于所谓的全球央行政策协调，更不是竞争性贬值，而是在于创新和结构改革，并以此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多次提出，致力于提高全球潜在经济增速已刻不容缓。

根据IMF报告，如果将增长要素做一个分解，不难看到，2000年的大稳健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主要有三个，劳动的贡献略有上升，资本明显上升，而全要素增长率(TFP)的贡献则明显下降。

早在中国主办的G20峰会举办前，《第一财经日报》此前便联合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撰文指出，中国主办的G20峰会议题应明确提出，只有创新和结构改革，才能提高潜在经济增长速度。

其也具体细化为4个支柱：一是通过创新和结构改革提升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增长潜力，重在TFP;二是通过政策协调增强全球金融稳定机制，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推进金融监管改革;三是促进国际贸易，通过互联互通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四是实现包容性发展，改善收入分配，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值得注意的是，危机以来，全球的潜在经济增速减少了1.25个百分点，各国经济增长轨道下移后从未恢复到之前的曲线，产生了潜在缺口，上述情况的结果体现为全球投资下降(美国投资占GDP的比重较金融危机前下降了1.5个百分点)，出口下降(目前出口为2007年前平均水平的一半)。

IMF副总裁朱民此前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潜在增速在下降，这缘于结构性问题和周期性波动。“最新研究表明，危机对于全球经济造成很大影响。新兴市场、发达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潜在增速都在下降，未来全球增速将维持中速水平。”

经合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凯瑟琳•曼恩表示，“全球经济在低速增长的陷阱中挣扎的时间越久，各国政府实现经济增长的承诺就越难以兑现。如果政府不作为，对于年轻人来说，其职业前景明显将变得更为黯淡，而未来的年金领取者的收入也将大受影响。”这也将直接导致民粹主义升温，而欧美的动荡不安正式伴随着持续的低增速。

IMF也始终呼吁，采用包括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结构性改革等在内的多种政策来促使经济步入更高增速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