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咖谈:聚焦人口总和生育率真相 1.047到底离实际有多远

其他王羚2016-11-22 2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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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到底多少?从1991年开始,各界为此便争论不休,今年10月国家统计局公布2015年1%人口抽查结果时,这一持续了20多年的争论达到高潮。1.047的超低生育率,如巨石入水,激起大浪。

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TFR),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平均每位育龄妇女(15到49岁)的生育子女数。人口学一般将总和生育率2.1界定为世代更替水平,也就是保持人口总量不增不减的水平。2010年世界平均总和生育率为2.5。同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通称“六普”)显示,总和生育率为1.18。围绕这个数据,也跟今天的1.047一样,存在“到底有多准”的质疑。

第一财经记者为此专访了三位知名人口学者,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人口统计室主任王广州认为,1.047的总和生育率确实偏低,但反映了中国人口生育水平持续走低的真实趋势。他呼吁国家统计局开放更多人口普查和抽查的原始数据,使总和生育率的测算更加准确。

在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看来,1.047的总和生育率是抽查数据直接汇总的结果,跟实际相比严重偏低,他认为实际的总和生育率在1.5到1.6之间。

统计学博士、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黄文政认为,1.047的总和生育率确实偏低,去年实际总和生育率不超过1.4。这已经属于超低生育水平,值得警醒。

三位学者一致认可的是,中国确实已经处于低生育阶段(具体多低观点各异),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不会改变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

王广州:生育政策调整无法改变人口减少大势

推迟生育可能导致总和生育率测量失真

第一财经:国家统计局去年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15年总和生育率仅有1.047。你怎么看这个结果?

王广州:因为国家统计局目前没有提供更多原始数据,所以也不太好判断。从现有数据来看,去年1%抽查的整个人口分布跟六普是差不多的,只是峰值低得多。

1%人口抽样调查过去都是用的纸质问卷,这次用了PDA(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个人数字助手,即掌上电脑),这是人口调查方式的一个变化,是不是会影响到调查质量,值得考虑和进一步核查。

从抽样调查结果当中的一孩生育率,我估计去年总和生育率1.047这个数据有些偏低,主要是一孩生育率低造成的。在去年抽样调查数据没有出来的时候,我就预计到一孩生育率会比较低,但是没有想到会如此低,竟然不到0.6,这从经验逻辑上判断令人怀疑并需要高度重视。当然因为我没有拿到原始数据,也只能是猜测。

去年总和生育率的抽样调查结果偏低,其中一个因素可能是推迟生育的影响。过去二十年,中国女性的初育年龄不断推迟,已经从22岁推迟到26岁,这就会导致调查出来的总和生育率会出现失真。因为那些推迟了生育的女性也许以后还会再生育,但反映在这次抽样调查中有可能会被误以为她们的一孩终身生育率下降如此之快。根据我们的研究,初育年龄每推迟一个月,大概会影响总和生育率下降8%左右。

第一财经:1.047的总和生育率报出来之后,有不少人质疑,认为去年的1%抽样不准,出生人口存在大量漏报。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王广州:在判断抽样准确率时,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样本量是不是足够大,2015年是1%抽样调查,这个样本量足够大,就不太可能是抽样误差造成的。那就可能是第二个问题——非抽样误差。非抽样误差一般来说有两种,一种是无回应,你问了,他没有回答,你没得到他的数据。另一种是瞒报漏报。这两种应该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是具体有多少,还很难说。

我们把这个数据跟每年的住院分娩数量相比,去年的住院分娩数是1400多万,可以发现,漏的确是会漏一些的,但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漏那么多。目前住院分娩数据也不是直报系统,是一级级报上去的。有些地方可能因为要领住院补贴会有多报,但这个水分不会很大。

原始数据需要进一步开放

第一财经:你认为去年实际的总和生育率到底是多少呢?

王广州:首先我觉得对于2015年1.047的总和生育率,现在不太容易判断它的准确度有多高。因为统计局目前所给出的汇总数据还不足以做一个科学的、准确的判断。但是有一点很清楚,无论它的漏报率有多少,至少它反映出的趋势是真实的,生育率持续走低的趋势,出生人数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反弹。

这个判断比较容易做出,你可以把去年的抽样调查数据跟前几年的数据做比较,无论去年漏报是什么情况,它跟前几年的漏报情况应该基本一致的。没有理由说去年一定比前几年漏报的更多。

就我个人的研究和观察,去年的总和生育率,既不会有1.047这么低,也不会有1.6那么高,在两者之间,具体是多少,需要把所有的原始数据掰开揉碎,仔细分析它的年龄队列、孩次结构等等,才能最后做出判断。

第一财经:过去很多年,围绕着总和生育率可以说争论非常多,一直持续到今天。到底是什么原因会出现这样一个状况,是得出准确的总和生育率太困难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王广州:其实,从技术上来说,要得到相对准确的总和生育率并不困难。只要知道各个年龄组育龄妇女的数量,以及她们在某一个年度生育孩子的数量,就可以计算出这一年总和生育率。因为人口数据有非常严格的对应关系,不是你想说多少就有多少。比如你要确定全面两孩后有多少目标人群,其实很容易确定,独生子女数量,母亲的数量,生过孩子的育龄妇女数量等等,都有很强的内部逻辑关系,虽然会有一个区间,但是不会有非常大的偏差。

同时人口数据又确实是比较复杂的,因为考虑到不同年龄、不同的生育状况,所以特别需要详尽的原始数据,做细致的核查、比对、计算和推算。但是中国有一个情况,历次人口普查和抽查的原始数据开放不够,这就导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希望统计局能够将原始数据更多开放给人口学者,通过对原始数据的深入研究,可以得到相对符合实际的总和生育率。

不要迷信总和生育率

第一财经:对去年的总和生育率,有学者认为是1.4,也有学者认为是1.5或者1.6,这会影响对人口大势的判断吗?

王广州:不管是1.4还是1.6,都是比较低的生育率了。尤其是去年在单独二孩放开之后,生育率还是这样的形势,而且一孩生育率显著降低,这都表明,中国的低生育现实毋庸置疑,低生育率趋势难以改变。对这个人口大势的判断应该没有什么争议。

根据我们的研究,每0.1的总和生育率,对应90到100万的出生人口。总和生育率确实是人口统计学一个重要的概念,但是它是个比较粗糙的测量,有可能会失真,比如生育推迟和生育间隔拉大都可能导致总和生育率降低。反之,生育的集中或提前会导致总和生育率上升。

相比较而言,递进生育率是一个更加复杂更加精细的概念。我们不要过于迷信某一个指标,相信它是万能的,这是非常危险的。其实我个人认为,强调总和生育率高或者低没有什么意义。在政策调整期间,我认为更应该关心出生人数的实际变化。

第一财经:现在每年的出生人数似乎也很难确定了。比如去年,按照1%抽样调查计算出来的出生人数是1100多万,卫计委的住院分娩数据是1454万,但是统计局公布的是1655万。这个差距也是很大的。

王广州:你提的这个问题很关键,如果说抽样调查结果不准确,那么怎么调整才是准确的?调整到多少?调整的理由是什么?这个都需要做慎重科学的研究,大量的数据分析。

我们刚刚启动一个研究课题——《人口统计调查国际前沿理论及在中国应用》,希望通过深入研究能够有助于提升中国的人口统计质量。就目前而言,我认为要提高统计数据的质量,一方面可以通过提高人口统计的技术装备,另一方面可以考虑多部门联动,把登记系统、调查系统、报告系统的数据整合起来,包括身份证信息、手机信息、公安户籍信息、住院分娩信息等等。我们专门研究过,对于一个具体的人,两到三个系统都不出现的可能性极小。通过这些工作,人口统计数据的质量是可以得到明显提升的。

另外我想强调一点,过去对人口问题的判断,有些是错误的,偏离实际的。部分是因为,我们研究的其实是过去的数据,你用过去的数据去推断未来,错误的可能性很大。但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大数据信息化时代,有很多实时监控的大数据可用,对现在的把握有可能更加准确,在此基础上,才能对未来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第一财经: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后,到底会对中国人口有什么样的影响?

王广州:因为还没有最新的数据,我基本还维持此前的测算。全面两孩后每年新增加出生人口最高不超过500万,出生人口总数在2100万左右,最高年份应该是在2017年。此后,年出生人口就开始逐步下降。总的来说,全面两孩对于缓解老龄化作用十分有限,未来少子化和快速老龄化并存的人口结构继续存在。

综合考虑生育推迟、生育意愿低迷、育龄妇女数量减少等多种因素,从大的趋势来说,未来确实面临人口可能迅速减少的风险,生育政策的调整已经改变不了这个大的趋势。

翟振武:2018年会是出生人口最高峰

1.047的总和生育率未经任何修正

第一财经:根据国家统计局1%人口抽查结果,2015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047,你怎么看这个数据?

翟振武:对这个数据我并不感到很惊讶,因为过去多年来,从统计局各年调查的原始数据看,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一直都比较低,从1.1到1.25左右,六普是1.18。但这些数据是调查数据直接汇总的结果,没有经过任何修正和调整,漏报什么都没有考虑,它跟中国实际的总和生育率有很大差距。

第一财经:你认为实际上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到底是多少?

翟振武:总和生育率跟出生的人数有密切的关系。在育龄妇女年龄结构和生育模式确定的情况下,出生人数与总和生育率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出生人数多,总和生育率就高,出生人数少,总和生育率就低。

根据统计局公布的1%抽样调查结果,推算全国2015年出生人口总数是1100多万。但统计局正式公布的2015年出生人数是1655万人。这两个有很大的差距。这是因为,考虑到漏报重报,对原始数据进行了事后数据质量检查、检验和校对,最后统计局将2015年出生人口修正为1655万。

大家都知道,人口抽样调查的原始数据漏了大量的出生人数,只不过漏的程度是多还是少,大家仍在讨论,但这个数一定是漏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有几个证据。

首先,2010年,按照六普结果总和生育率是1.18,当年出生人数1379万。根据统计局千分之一调查结果,2011年1岁的人口1441万,2012年2岁的是1555万,2013年3岁的是1684万,2014年4岁的是1721万。那么你看,2011年1岁的人其实就是2010年零岁的人,2012年2岁的也是2010年零岁的。这个数据一直在稳定的增加,原因很简单,零岁的人口当年去调查没有调查到,第二年和以后的年份去的时候可能就调查到了,年龄越大,调查到的越多,越完整。。

第二,我们来看户籍数据。根据户籍数据,2015年5岁的孩子有1700万。这些孩子其实就是2010年出生的,这个数据是比较真实的。产生的孩子在户口本上登记时需要有名有姓,有父母的完整信息,有医院开具的出生医学证明。基本上户口系统登记上来的人都是真实存在的。现实当中还有一部分人是存在,但因为各种原因没有登上户口,即所谓的“黑户”。因此,户口系统中已经登记的低年龄人口数量应该只比现实中的人口少,而不会多。2015年户口登记系统中5岁、6岁和7岁的人口都超过1700万,这个事实事实说明,2008年~2010年中国至少每年出生了1700 万人。

还有一组数据也可以佐证,从2010年以后,全国每年住院分娩的婴儿数量都大于1600万,现在住院分娩率能达到99%。这个数据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因为住院分娩的记录和信息更完整。所以,过去几年,中国每年出生人口数量至少都超过1600万基本没有什么可以质疑的。

按小学生入学数量,我们也反推过入学7年前的生育率。我们利用2007年的小学生人数,反推过2000年的生育率,结果表明2000年总和生育率大概在1.7左右。

每年出生人数高于1600万的事实完全可以证明,最近几年总和生育率基本在1.5~1.6左右。我们判断和估计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5-1.6是有很好的数据和证据支撑的。

低年龄组人口漏报现象比较严重

第一财经:从统计局原始数据显示的1.047到你认为的1.5到1.6,这个差距如此巨大,到底是什么原因?

翟振武: 零岁组人数调查不准确,这是人口调查的一个通病,各国都有漏报,只是漏的程度大小不同。所以在人口学上,国际上有很多方法,关于零岁组人数怎么调整、婴儿死亡率怎么调整有好多种方法。

零岁组不容易调查,小孩子不会说话,在家里边养着,漏报是很正常的。另外,中国的流动人口规模太大了,也容易造成漏报。还有就是中国有计划生育政策,你多生了孩子要罚款,所以就更倾向于瞒报。这三个原因就使得中国的人口调查中零岁组的漏报率特别高。

在单独两孩政策实施之前,中国的政策生育率是1.46,也就是说全国老百姓都按政策生育,没有一个超生的,我们的总和生育率应该在1.47。但是你到农村会发现有不少超生的,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也有不想生的。但总体超生的还是比不想生的要多,中国的全国生育率恐怕不会低于1. 46。

全面两孩后总和生育率最高可达2.1左右

第一财经:全面两孩放开,你认为到底能增加多少出生人口?

翟振武:根据我们的测算,全面两孩放开之后,出生人口每年可以增加三四百万,加上原来的大约1600万,每年出生人口最多两千万。这样算来,全面两孩政策之后,2018年是年出生人口的最高峰,总和生育率会上升到2.1左右,此后四五年会逐步下降,到1.8、1.7左右。

第一财经:你曾经发表过论文说全面放开二孩之后年出生人口可能最高到4995万,跟现在每年出生人口最高2000万差距好大。怎么会有这样大的差距呢?

翟振武:那个研究假设是2012年放开全面两孩,而且是没有单独两孩的过渡,一步放开。没有过渡与人口年龄结构这两个条件的变化对于出生人口数量的影响是巨大的。单独和双独夫妇有近三千万对,有了单双独二孩的实施和过渡,会使2016年全面二孩目标人群大幅下降。

另外,中国的人口从50年代到70年代前半期是一个出生高峰,是中国人口的大头,政策每推迟一年,这个大头就往上移,36岁的变成37岁,49岁的变成50岁,尤其是对35岁以上的女性,年龄越大再生育的可能性就越低。所以2016年放开二孩政策跟2012年放开的假设相比,目标人群的变化是非常大的。同时,生育意愿也在随年代不断发生变化。

全面放开生育对生育率影响非常小

第一财经:根据你的研究,什么时候全面放开生育比较合适?

翟振武:现在全面两孩刚实施不到一年,我觉得还应该稳定一段时间。至于将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育率从累计释放的高峰上回落后,可能还会继续降低,会逐步走向欧洲的水平。那时候,全面放开生育,包括鼓励生育的政策可能都会实施。

事实上,我认为政策继续放开,对生育率的影响非常小了。因为现在放开全面两孩,基本可以满足绝大部分人的生育意愿,即使再放开,很多人也不可能生三个四个,毕竟影响生育率的不光是政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比如子女照料、女性就业、城镇化等等。

第一财经:既然放开不会对生育率有很大影响,那为何不现在就放开呢?

翟振武:现在不放开是因为中国各地情况还不一样,有的地方生育意愿还是比较高的。而且,从总体上看,中国的人口规模最高会达到14.5亿,这是个很大的数字,要充分考虑到人口跟资源环境各方面的紧张关系,稳妥推进生育政策的调整完善。

第一财经:未来会不会出现生育率持续走低,鼓励无效的结果?比如说像韩国那样?

翟振武:有可能出现那种情况,像韩国,怎么鼓励生育率也上不来。但也可能出现生育率重新走高的情况,现在国际上这种例子很多。日本的总和生育率现在恢复到1.4,俄罗斯恢复到1.7,法国恢复到1.8,北欧大概是2.0。

我相信人类发展自我繁衍的能力,不像马尔萨斯那么忧虑地球上站满了人,也不担心人类会因为低生育率而走向灭亡。至于所谓的低生育率陷阱,是不是真的有这样一个陷阱,是不是真的进去就爬不出来,还在讨论当中,并不是像有些学者说的那么悲观和可怕。

黄文政:1.047敲响低生育危机警钟

三因素导致总和生育率偏低

第一财经: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人口抽样调查,2015年总和生育率为1.047,你认为这个数据可信吗?

黄文政:中国陷入极低生育率无法否认,而1.047的数据比料想的还要低,这可能有三个原因。

一是进度效应。 2015年女性平均生育年龄比2014年高了近1岁。这可能部分是因为大学扩招、城市化和单独二孩政策推迟平均生育年龄。如果只是推迟而非放弃生育,那生育率的降幅在未来会得到补偿。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假设所有的女性推迟生育一年,那今年的生育率为0,下一年的生育率则会翻倍。

二是抽样误差。从2000到2014年,国家统计局抽样的生育率分别为1.18、1.04、1.26、1.24、1.28;上下波动0.1左右。这种波动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抽样误差。另外,属相对生育率的影响也有一点,但不大。

三是漏报。这个现象在普查年份甚至更严重一些。但无论是从小样本的核查还是人口普查数据回测来看,漏报率有限。

上述问题在其他国家生育率调查中也存在,最多只是漏报率可能要低些。 因为其他国家很少像中国这样大幅调整生育率,中国1.047的原始数据与其他国家的生育率基本可比。 而且,由于中国出生男女性别比高出正常水平约10%,就维持繁衍来说,中国的1.047只相当于其他国家的1.0。

但即使不下调5%,中国的1.047的生育率也低于于世界银行最新2014年的所有其他199个国家和地区。这个现象与其他证据是相符的。实际上,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地区,这些地方大都在鼓励生育,更没有像中国大陆这样一孩当成默认生育状态。根据各种生育意愿调查,中国农村家庭的生育意愿都要低于韩国。

第一财经:你认为中国2015年实际生育率会是多少?

黄文政: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回测得到的2000年到2010年的生育率,只比对应的抽样调查生育率平均高出3%,最高也不超过10%。这说明在2000年到2010年各年的抽样调查中,漏报率应该低于10%。由于计划生育在不断放松,很难相信现在的漏报率会比之前还高。

但即使把2015年漏报率放宽到15%,再假设2015年的抽样恰好往低偏差了0.1,那么2015年的生育率也不到1.3。如果确实存在生育年龄普遍延迟的现象,这个进度效应也会压低当年的生育率,但很难想象进度效应所降低的幅度会达到0.1。因此,即使去除进度效应,生育率也难以超过1.4。

尽管我认为实际生育率大大低于1.4,我在所有预测和论述中都会将生育率数据至少上调15%,以确保结论更加可靠,但不表示上调15%会跟接近事实。

年出生人口数据上调过高

第一财经:2015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当年出生人口为1655万,去年抽查的结果推算出年出生人口只有1100多万,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距?

黄文政: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统计局将年出生人口向上调整得过高了。

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的目的就是了解人口和生育状态。之所以花费大量人力财力这样做,就是因为其他数据源本身不系统、不准确。如果因为调查数据不符合某种需要,就用其他数据来大幅调整,那就相当于否定人口普查及其调查的意义。在这方面有非常深刻的教训。

比如,2000年人口普查的生育率为1.22,但最后却借用教育数据调整到1.8, 上调了整整47%。从2000到2010年,这个被调整到1.8的生育率数据一直被当成官方数据,严重误导了我国人口政策。实际上,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回测得到2000年的生育率仅为1.34,虽然高于1.22,但远低于调整后的1.8。这种大错不应该一而再再而三得重复。

而且,从历史数据来看,每年公布的出生人口数据存在高估倾向;2000到2010年每年公布的出生人口都要比2010年人口普查中对应的人口高出几十万到几百万不等,这个幅度远远超过了夭折带来的影响。比如,2002年公布的出生人口为1647万人,但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的8岁人口(生于2002年)仅1367万,相差280万。

由于不同数据源都有系统性偏差,可靠的做法是比较同类的数据:抽样数据应与抽样数据对比,出生数据与出生数据对比,户籍数据应该与户籍数据相比。只要按这一原则来分析,就可以看到,2015年之前各种证据都在显示生育率在不断走低,现在更是处于极低水平。

比如,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数据,2010到2014年的平均生育率为1.20,比2005到2009年平均生育率的1.38、下降超过10%。又如,从2010年到2014年,处于24-28岁生育旺盛期的女性女性数量增长了18%左右,而出生人口仅增长了6%,这反过来说明生育率(大致为平均每个女性生育数量)下降了约10%。而根据卫生统计年鉴,2012到2014年各年户籍活产数分别为1544、1511、1518、1454万,也印证了生育率的走低。再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从00后比80后少了33%。假设25岁为一代人,由此可大致估算2000年代的生育率为1.33左右(2.2*(1-0.33)^(25/20))。这种估算非常粗糙,但反映了常识,误差一般不会超过0.1。

由于各种数据源都存在一定偏差,而调整方法又需要各种假设,如果挑选那些符合自己需要的数据,又在每一步都做出最有利的假设, 那几乎可以把生育率调整到任何需要的水平。这种做法是在制造而非消除偏差,更是误导决策。

在社会科学中,人口统计和预测都相对简单。所谓人口统计就是数人头,收集年龄、性别、生育等基本信息;而预测方法也非常清晰:只要确定未来年龄别生育率和出生性别比,以及年龄别死亡率就可以确定未来任何一年的人口及其结构。因此,只要没有外部干扰,人口统计和预测可以做得很准确。但遗憾的是,在中国就连最基本的总和生育率都一直扑朔迷离,这个现象值得反思。

2018年后出生人口开始快速下降

第一财经:你认为当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不到1.4,有学者认为是1.6,这种判断上的不同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对未来人口趋势的判断?

黄文政:退一万步说,即使1.6的生育率也是很低水平。如果生育水平一直维持在1.6,那么未来经过两代人(大约55年),总人口就将减少了48%,这根本不是一个可持续的生育水平。现在人口还没有萎缩,只是因为过去的生育率高于更替水平。但长期的低生育率已经决定了未来几十乃至上百年人口会急剧衰减。这种人口趋势对中国的发展将是釜底抽薪。实际上,过去几十年来,生育率较低地区的人均GDP增长也更慢。

第一财经:按照目前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全面两孩政策之后,出生人口会有什么变化呢?

黄文政:2017年将是生育高峰,但出生人口很难超过2000万。从2018年开始,出生人口将快速减少。一是因为堆积生育效应逐步弱化,二是育龄高峰期的妇女数量在未来十年会锐减40%以上。要维持我国人口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现在就应该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编辑:任绍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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