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中国企业走出去 非商业风险或决定投资成败

中国企业走出去，除了商业风险外，往往还会面临其它各种各样的非商业风险。

日前，在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联合国粮农组织总部主办的“中国、印度、南非在非洲跨境农业投资国际研讨会”上，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徐秀丽提醒称，企业要是不了解这些风险的话，可能在海外的投资就会完全泡汤。

徐秀丽说，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企业奉行“在商言商”，讲究纯粹做生意。但如今，当他们走出去，到东南亚、非洲、拉丁美洲等“非发达”国家，会发现需要学习处理很多非商业领域的事情。

在国内，政府在企业投资之前，就已经将前期的基础设施、社区谈判等工作做好，而且招商引资进来的企业还会获得非常优厚的条件。但是在非洲、拉美，企业就需要自己考虑如何解决移民、跟NGO组织合作等问题。

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风险

近年来，徐秀丽及其团队通过对中国主流媒体上公开发表的国内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所遭遇挫折的报道进行观察研究，尽管只是局部的观察，但是仍然给出很多启示。

所谓“非发达”，徐秀丽解释说，指的是这些地区社会结构、政治状况、人文环境并不是建立在现代的法律、规则基础之上。这导致中国企业在这些地方投资的时候往往会遭遇到很多意外状况。

她发现，如果当地政局不稳，也许企业的投资就会完全泡汤。此外，企业可能对当地政治形势不了解，跟执政党签了合同，但等数年后，在野党可能会变成执政党。而且在国外，工会拥有很强大的力量，会主动要求企业给员工涨工资，NGO组织对环境还会严格监管保护等问题。所有这些情况基本上都是企业在国内进行经营的时候所很少遭遇的。

无法找到合适的劳工也是一大问题。相较于中国，非洲人的工资虽然不算高，但实际上他们的管理成本非常的高，这些管理成本包括与工会的协商、工人家庭成员的管理、工人健康教育等社会事业的关注，以及对于当地文化习俗的关照等，都会成为企业在当地日常经营中的非市场成本。

此外，政府行政效率低下，能力不足。“非发达”地区当地还存在着平衡资本的力量，而且非常强大。

徐秀丽认为，资本对外投资虽然看上去是一种经济现象，但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现象，但是在当地会有很多比如劳工组织、非政府组织、媒体、学术研究等，还有当地迥然不同的文化、语言和社会组织形态等，都可以被视为一种平衡外来资本的力量。对国内企业来说，这股力量非常陌生，那么他们就要在当地学习。

举例来说，今年夏天中国企业在肯尼亚修建铁路，中国员工在冲突中受伤，通过媒体的深入分析，发现尽管企业雇佣的大部分工人都是当地工人，但当地是由不同部落组成的，虽然雇佣了很多A部落的人，却没有雇佣B部落的人，也就导致了此次的打斗事件。

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

面对这些风险，该如何应对呢?企业应该承担起与VGGT相应的社会责任。

所谓VGGT，具体是指全球在土地治理领域推动负责任投资实践中应遵循的原则和标准方面达成的全球共识——《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土地、渔业及森林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VGGT)》。自2012年5月在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签署以来，VGGT的落实得到了包括联合国大会、G20、G8等广泛支持。政府和不同的利益相关方需要使用VGGT的原则来制定战略、政策、立法及相关活动。

针对国内有些言论称，国际上这些关于社会责任的规则是为了限制国内企业走出去，徐秀丽认为，事实并非如此，这些规则恰恰是为了减少风险。作为一种工具，企业社会责任可以让企业跟其它国家不同文化的人民来进行多元有效的沟通，解决非市场领域的挑战，构建不同伙伴关系等。

徐秀丽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讲，让企业承担起社会责任是非常有必要，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不过，需要将国际上达成共识的原则这些抽象的东西，转化成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够理解的语言。

她说，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舶来品。随着GDP增加，中产阶层崛起，国内北上广等大城市的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认知度越来越高，但中国大部分省份地区对国际上的这些社会治理规则了解有限。不过，由于中国在海外的企业越来越多，海外投资的环境也发生了变化，从而刺激企业重新认识自己的角色，解决当地社会问题。在这一方面，中国也制定了很多的条例，比如环境保护、社会交往、劳工保护，文化交流等。

此外，她建议，当中国在跟非洲或者跟“一带一路”其它国家进行文化融合的时候，要想避免遭遇文化上的冲突，需要培养国际化的管理人才。而且，由于中国企业在海外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应该向美国学习建立一个平台，在官方和企业之间，按照行业、所处产业链的不同位置，进行充分的沟通、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