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今年8月,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10月,《“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下称《纲要》正式对外公布。
12月14日,在昆明大健康国际高峰论坛上,卫生部原副部长、中国保健协会荣誉理事长、中国卫生监督协会会长张凤楼称,本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的召开具有历史意义,这是时隔20年后第二次如此高规格召开的卫生健康方面的会议。上一次会议召开于1996年12月,当时还称作“全国卫生工作会议”。
“中心”的转变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的观念,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国家发改委公众营养项目改善办公室主任于小冬表示,“大健康”是指身体和心灵都要健康,是广义全面的健康,这也是现代的健康观。而“大医疗”是指已病和未病同治,保健医学和治疗医学并重。
之所以会出现中心的转变,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教授徐伟民解释称,目前95%以上的医疗经费都提供到5%的临床医疗上。全民医学教育,研究的内容、医疗行政管理体制都以治病为中心,这样很自然会出现过度医疗、过度用药、过度手术的情况。
徐伟民认为,以治病为中心,并不能彻底解决病因,还会导致看病的费用越来越贵,以至于出现因病致穷的情况,而且慢性病死亡率也在逐渐提高。卫生医疗要想改革,就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这是唯一的方向。
此外,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原卫生部部长、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原会长李深还提到,大健康除了硬件建设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推进软件的建设,比如要推动健康教育,加强人们对健康意识的认识,然后自觉纳入到健康管理的体系中,从而跟踪和干预健康。当然还要有心理层面的健康,要有道德,不能跟浮躁的社会共振,不能急功近利、失信等。
同时,美国全球医生组织中国区总代表时占祥还提到,到2020年,国内大概有3亿慢性病患者,但现在医院和社区卫生中心的职责是治疗,而非管理。
为了满足这一数量巨大的群体健康管理的需要,时占祥表示,中国在整个医疗资源供给侧应该考虑增加“慢病服务管理中心”,它既非医院,也非卫生中心,就是要专注于健康管理。而在慢病管理中,需要奉行患者、医生、社会各有1/3的责任,要把责任和利益分清楚,患者不能完全都靠社会或国家,以及医生或医院,而自己却做不好。
城市要做减法精准定位
《纲要》提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健康领域改革发展取得显著成就。201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6.34岁,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分别下降到8.1‰、10.7‰和20.1/10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重要基础。
根据《纲要》提出的目标,到2020年,健康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指标为77.3岁,到2030年达到79岁。而健康服务业总规模,也随之到2020年要超过8万亿元,到2030年要达到16万亿元。
这意味着,在大健康成为国家战略后,未来大健康产业的潜力巨大。
在本次论坛上,昆明市编制了《昆明大健康发展规划》并同步对外发布。
昆明市委书记程连元称,昆明发展大健康产业具有其它地区难以取代的六大优势,包括生态气候、经济区位、交通条件、政策福利等。要顺时应势,把昆明打造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健康之城”。
不过,于小冬认为,昆明要打造健康城市,气候、生态等天然优势并非最主要的,还要在三个方面做出表率,才能使得健康城的概念更加鲜活立体。第一要看昆明市民普遍接受和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的情况;第二要看昆明当地具有特色健康服务业的发展情况;第三要看具有地方优势的健康加工制造业情况。
此外,他还表示,云南和昆明发展大健康产业,当前仍然要做进一步精准的定位,也就是要在大的产业集群当中懂得做减法,一直减到自己最具话语权,最具核心竞争力,别人难以替代的那一部分,这才应该是地方今后的主攻方向。
一些人去海南打干细胞,去一次疗养的花费甚至高达百万元。提供这种服务的企业赚了很多钱。
作为第一个破局者,中老铁路的开通让老挝从“陆锁国”变成“陆联国”,中老铁路逐渐形成了黄金大通道,这给其他国家加快建设联通中国的跨境铁路带来示范效应。
今年开年以来,昆明已经开始实施多种措施“稳楼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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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斯曼认为,国际社会在实现目标方面已严重偏离轨道,“有很多简单易行、成本低廉且能产生巨大影响的行动,它们应该得到立即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