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马威陶匡淳：达沃斯年会将展现中国担当，改革应加速推进

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冬季达沃斯论坛”)即将揭幕。今年达沃斯论坛(1月16-20日)的主题为“领导力：应势而为、勇于担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率队前往，并在当地时间1月17日发表主旨演讲。外媒纷纷预计，此次中国将成为论坛核心。

习近平主席此次可能将释放怎样的信号?海外高度关注的中国改革议程将如何推进?达沃斯所关注的技术革新将给全球带来什么影响?

就此，毕马威中国主席陶匡淳接受了第一财经的专访，他将赴瑞士参与此次论坛。过去两年来，陶匡淳致力于提供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等方面的专业咨询，并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并购具有多年经验。

向世界释放中国信心

第一财经：习近平主席此次亲赴达沃斯，如何看待这一罕见的高级别亮相?在这个高端的经济盛宴上，预计习近平主席会如何释放中国信心?

陶匡淳：此次达沃斯年会旨在号召全球领导者重新审视曾经支持全球合作的一系列现有国际体系，并重塑适应当今更加复杂的多极世界需要的新体系，以切实促进具有包容性、平等性的未来增长。

回望2016，虽然国际金融危机已过去将近10年，但世界经济依然在种种严峻挑战中砥砺前行：金融市场动荡、国际贸易持续低迷、主要经济体走势日渐分化、全球经济形势愈加复杂，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机构于近期相继调低了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这些使得各方焦虑情绪升温。

为应对经济疲弱带来的复杂挑战，世界各国都在寻求经济转型升级。而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经济走势更受到世界关注。尤其在过去数年中，中国以逾25%的贡献率稳居世界经济增长头号引擎。据IMF测算，2020年前这一数字还将进一步增加到30%。

习主席此次出席达沃斯年会，将为世界了解中国经济形势、经济前景，了解中国政府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心，提供绝佳机会。

2016年，中国经济运行平稳，多项指标回暖。作为当前世界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事实上，中国此前已针对区域经济合作等议题提出“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方案。顺应此次冬季达沃斯的主题，我相信中国将在世界经济大局中进一步展现领导力，体现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正如习主席在不同场合下所强调的，我们的信心来自于全面深化改革、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决心和行动。中国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有力带动了亚太和全球经济增长，也提供了多样的机遇。

2016年11月19日，习主席在秘鲁利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时曾表示，“预计未来5年，中国进口总额将达到8万亿美元，利用外资总额将达到6000亿美元，对外投资总额将达到7500亿美元，出境旅游将达到7亿人次……这将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更充足的资本、更丰富的产品、更宝贵的合作契机。”这与我们去年对全球CEO的调查结果也相吻合：他们认为，中国和印度是未来三年为企业提供新增长机会的最具吸引力的市场。

第一财经：达沃斯论坛密切关注“工业化4.0”趋势，并认为技术革新的步伐将重塑全球格局。此次对这方面有何期待?

陶匡淳：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当前全球经济的热门话题之一，也是此次达沃斯的主题之一。现在人们普遍认同，移动互联网、云技术、大数据、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技术将彻底颠覆传统生产和组织方式。根据我们去年对于中国CEO的调查，大多数CEO把创新推动增长作为首要战略任务，持此观点的比例高于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CEO。此外，新产品、物联网和数据分析能力都是中国CEO的重点投资领域。

最近十几年，中国已在多个工业和科技领域取得长足进步，尤其是高铁、建筑工程、通信、无人机、互联网等方面，已跻身世界领先行列。中国如何与世界一道搭乘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快车驶向未来，或将在此次冬季达沃斯上亮出更明确的答案。

国企改革任重道远

第一财经：主流观点认为，十九大结束后结构性改革将加快步伐，国企改革是主要内容，而中国的改革进程也可能是此次论坛的关注焦点。你认为国企改革应该侧重哪些议程?

陶匡淳：先谈两组数据。一个是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2016年1-11月，全国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累计增长了9.4%，增长率不低，不过，同期国有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只增长了2.4%，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整整7个百分点。

再来看一下财政部的数据。同样在2016年1-11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8%，其中，中央企业同比下降2.8%，地方国有企业同比增长16.9%。

从这两组数据可以看出，在2016年前11个月，国有工业企业的经营情况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在国企中，央企的运营效率又低于地方国企，当然央企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职能。

在产能过剩行业中，尤其是钢铁、煤炭、电解铝这三个行业，国企数量多、产能占比较高，这对国企在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五大任务的2016年的业绩带来短期的不利影响。但是，即使考虑到这一点，我仍然认为，国企经营效率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在“十三五”期间，国企改革还任重道远。

未来工作重点之一：积极稳妥推进市场化债转股，把它作为企业降杠杆去产能的有效手段。

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在市场化、法治化的前提下推进债转股，加大股权融资力度。2016年10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

通过解读这些信息，我们看到这一轮债转股重点强调了市场化原则。什么是市场化?最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当企业出现问题的时候，在没有行政干预和政府保护的情况下，是不是有商业化运作的机构也就是战略投资者愿意介入，帮助企业实现债转股。

市场数据显示，中国企业的高杠杆率主要集中于非金融国有企业部门。结合《指导意见》可以看出，未来过剩行业龙头企业、新兴产业高杠杆成长型企业将是新一轮债转股的重点，央企和省属大国企是主要的债转股对象。

另外，在债转股的过程中，实施机构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指导意见》中提出，“鼓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保险资产管理机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等多种类型实施机构参与开展市场化债转股。”但“除国家另有规定外，银行不得直接将债权转为股权。”

如何建立有效的市场机制来保证选择出有效的实施机构成为一个关键。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债转股的过程中定价公允、交易公平，并对债权人和各方的利益提供有效保障。还有就是债转股最终要有资本市场的退出通道，希望在这方面有一些配套政策出台，给实施机构后续的退出提供保障。

未来工作重点之二：把混合所有制改革向纵深推进。

混合所有制改革已经推出了好几个年头，出现了一些经典案例，但是距此次国企改革要达到的宏伟目标还很远，市场上还需要有更多实质性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功案例。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要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

混改是增强国有企业活力、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需要指出的是，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混”，社会资本的参与要达到一定规模，投资人要能够真正参与到公司运营决策中，通过“混”不仅为国企带来了资金支持，同时也能在管理运营、资本运作、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健全法人治理机制为国企注入先进的思想和理念。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通过市场化运作，增强国企的综合竞争力，提高运营效率。

未来工作重点之三：公益类国有企业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目前，市场上对于公益类国企的改革问题关注较少，但是我们认为，其也存在较大的改革空间。

政府提出，公益类国企的改革目标是要“积极引入市场机制，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和能力”。我们认为，PPP，也就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能够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公益类国企可以通过公建民营、特许经营、购买服务、委托代理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进入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领域，不仅可以为企业带来资金，还能引入市场机制，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和效率。

我们曾经为一些社会公共服务领域内的PPP项目提供咨询服务，经验告诉我们，在PPP项目开展过程中，有一些问题值得注意，比如虽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有关PPP的指导性意见，但PPP的法律体系还有待完善;再比如，并不是所有公共服务领域的项目都适合采用PPP模式，需要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另外，选择合适的PPP模式十分重要，不同模式对项目的收益会产生不同影响。

未来工作重点之四：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社会监督和信息披露。

2015年11月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指出，要“切实强化国有企业内部监督、出资人监督和审计、纪检监察、巡视监督以及社会监督”。

未来国资监管将转向以“管资本”为主，资本运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整套有效的外部监督和内部控制体系的运行。目前对处于垄断行业或公益类的国企，社会关注度非常高。国企在保证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承担了大量的社会职能工作。由于缺乏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同社会公众的沟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

社会监督是否有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企信息披露的数量和质量。目前，国企信息披露情况还不能充分满足开展高效社会监督的要求。而在国外，很多国家将信息披露作为国企公司治理的关键内容和重要基础，比如，瑞典政府规定：“由于国有企业最终属于瑞典人民，所以公开且专业地披露信息和保证透明度是一项民主诉求，因此政府认为国有企业至少应该像上市公司那样透明。”另外，高标准的会计和审计是信息公开披露的前提，经合组织就指出，“国有企业应该像上市公司一样遵循高质量的会计和审计标准。”

中企需要“制胜未来”的全球化战略

第一财经：近两年来，中国跨境并购、海外投资不断放量。此前中企的海外投资并购主要以大宗商品等顺周期行业为主，其副作用也十分明显，如今并购方向则不断向金融、科技领域转型。你对下一步发展有何建议?

陶匡淳：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变化趋势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特点息息相关。在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和驱动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需要调整增长方式，以实现高效、高质和可持续的发展。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趋势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目标和重点行业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中企将更多地关注海外市场中那些能够促进新兴产业发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强自身创新能力，提升服务品质，促进绿色环保生产的现代产业体系。这些具有可持续发展潜力的引领型领域内的投资将有效推动中企在经济“新常态”下实现转型升级，促进中国经济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具体来说：一方面，中国企业将致力于在海外获取经验、技术、品牌和人才以增强竞争力，并引入适合在中国市场推广的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重点行业包括先进制造业、信息通讯技术、农业和食品生产、医疗保健和养老服务等。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也将充分利用政策支持，以及政府间的倡议(如“一带一路”)创造的有利的国际环境，为在国内市场面临产能过剩问题的优势产品和服务创造出新的市场需求。而在这一领域，我们可能将看到越来越多中外企业在“一带一路”项目，以及在发达国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项目中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和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成功案例。

第一财经：随着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去全球化”的趋势也将成为今年达沃斯论坛的热点议程。在这一大背景下，你认为未来中企应该如何融入全球?

陶匡淳：中国企业全球化战略制定与实施中机遇与挑战并存。

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创下1456.7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8.3%（同期全球外国直接投资1.47万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1.8%），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近十年的复合年增长率高达23.5%，未来也将可能持续快速增长。中企全球化进入了快车道，但将面临更加复杂的海外投资环境，据我们估计，如果考虑到企业在投(资)后100天或者更长时间里面临的整合难题，包括实现协同效应、迎接跨境跨文化的挑战等，可能只有不到20%的中国企业能够通过海外并购最终实现企业价值的增长。

究其原因，主要是中企对外投资的业务领域与目标市场都呈现出多样化发展趋势，投资目的地国家既有欧美诸多高度发达的经济体，如美国、德国、英国，也包括贫困或欠发达国家，如尼日利亚、坦桑尼亚，或是政治动荡地区，如利比亚;另外，中企对外投资环境也愈发易变、不确定、复杂与模糊，这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政治的敏感性和行业壁垒，来自跨国和本地公司的竞争，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带来的税收变化以及新兴市场汇率巨幅波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等方面，这对“走出去”的中企制定与实施全球战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制胜未来的全球化战略是中企成功“走出去”的重要前提。中国企业在进入全球化发展阶段后，需要有成为世界一流跨国公司的战略愿景，并将全球化战略纳入到企业整体战略中进行通盘考虑;同时，还要克服本土企业“走出去”的盲目冲动与机会主义，才能拥有全局性的认知和规划。

对于外部环境，如果没有提前建立战略信息的收集和沟通渠道，照搬国内发展模式，通常会使企业对海外市场产生信息误判，与实际脱离;同时，由于缺乏系统的风险评估体系以及对于海外政策的全面了解，中国投资者往往会在合法、合规方面产生过多不必要的成本和风险隐患。

从内部运营来看，大多数中企在全球价值链中仍然处于附加值较低的环节，竞争优势不明显。随着国内用工成本的逐年上涨，性价比优势正在全球范围逐渐削弱，在未来则更多需要加强创新、营销与技术方面的核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