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唯创新与责任不可辜负——制度环境和技术变革

原标题：《唯创新与责任不可辜负：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在哪里?(中)》

在《唯创新与责任不可辜负》的上篇，我回答了“中国经济何时是底”、“扰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因是什么”、“政府为克服下行压力出台了各种政策，为什么压力还是这么大”这三个比较宏观的问题。我的思路一以贯之，就是要按照“以市场为交换中介，实现供需平衡”的基本规律，开物成务，利用厚生，遵循公平一致的规则，既推动国有企业的变革，使之成为有自生能力和创新活力的市场主体，又推进非国有经济的自我超越、优化和革新。

我提出，中国特有的官商环境、政府干预和充斥着机会主义导向的文化气氛，使得在同一时空中浓缩了创新型的企业家经济、权力庇护型的垄断经济、投机交易型的富豪经济、官商勾结型的寻租经济、不讲诚信的互害经济等等赚钱类型，我们在呼吁政府主导的体制性变革和法治化进程加快的同时，必须从自身做起，从当下做起。这也是我一直研究的商业文明与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内容，就是制度变革为市场经济铺路，技术资本和人力资本为市场经济赋能，以“创新之结晶、行为之底线、合作之秩序、文化之传承”为内涵的商业文明，则为市场经济启明、使明，解决方向性的问题。

在本篇，我会选择两个最近颇具争议的话题给出回答，它们分别对应着制度环境和技术变革的问题。而商业文明问题，将留到下篇回答。

问题4：曹德旺问题为何引起如此大的反响?

去年底曹德旺在接受第一财经访问时吐槽中国制造成本在很多方面已高过美国，引发了全国性影响。李克强总理今年1月4日在国务院第一次常务会议上回应说，“最近有声音认为企业税负过高，其实仔细掰开来算细账，主要是企业的非税负担过重。企业成本高在哪儿，还不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有些根本没有名目的‘费’，监管者对企业是说罚就罚、说缴就缴，企业的成本怎么能不高?”

宗庆后在接受浙江卫视采访时说，“乱七八糟的费太多了，光我们这个企业就500多种费。”

针对企业的抱怨，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老子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只有把束缚老百姓手脚的绳索都解开了，才能真正发挥13亿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过去有一些审批项目，比如‘公章刻制’，几个部门重复审批，导致正规的公章刻制流程异常繁复、耗时很长。然而假冒伪劣公章刻制却快得很。政府人员不能再坐在办公室里收文件、画圈圈了!要真正了解市场主体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服务，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转变政府职能不是一个新问题。曹德旺所在的福建省，早在1984年就曾有55名厂长、经理向省委书记项南发出呼吁信，“请给我们‘松绑’”，要求政府放权。30年后的2014年，30位福建企业家以《敢于担当 勇于作为》为题致信习近平总书记，曹德旺是在上面签名的第一人。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当前，各级政府正在加快转变职能、大力简政放权，目的之一就是让市场更好发力，让企业创新创造源泉更加充分涌流，这是又一次重要的‘松绑’放权，也是企业家更好发挥智慧力量的历史新机遇。”

2014年7月30日，曹德旺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企业家回信座谈会”说，企业家必须讲真话，“有什么问题讲出来，才能帮你解决，不讲的话，习总书记怎么知道呢?”他说，福耀玻璃在福建省有三多，有一个就是曹德旺意见多，针对宏观面做得不对的事情提意见，话比较多。

中国有个爱提意见的企业家曹德旺，所提问题能引起中南海重视，这是企业家群体的幸运。但同时也是悲哀，因为从松绑放权到简政放权，已经几十年，而权力任性乱作为、休眠不作为的状况还是得不到根本解决。

回顾中国历史上的治世，在经济上无一例外都奉行轻徭薄赋的惠民国策。以汉朝为例，西汉建立不久即定下“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伍而税一”的制度，比秦朝“收泰半之赋”大大减少。汉文帝曾两次下令“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就是从什伍税一改为三十税一，再减一半，甚至有13年时间“遂除民田之租税”。除了租税轻，劳役负担也轻。文帝“偃武行文”，“丁男三年而一事”，农民的徭役每三年才服一次。景帝时又把17岁服徭役改为20岁开始，汉昭帝时再改为23岁。在让百姓休养生息的同时，朝廷厉行节约，文帝在位23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注：文帝的宠妃慎夫人穿粗糙的丝绸，衣衫短小，不能曳地)

李克强总理引述的“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与西汉陆贾《新语》中倡导的“道莫大于无为”，精神是一致的，就是尽可能把官僚体系的负担降到最低，避免对社会生产的骚扰和破坏，让其自然复苏。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在对历时41年的“文景之治”的相关研究中指出，汉初“无为而治”的国策，并不是真正“无为”，而是积极“有为”地为农民建立平静稳定的生产环境，努力把对农民生活生产活动的干扰降低到最小，努力保证农民的劳动得到稳定的报酬。

现代国家由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越来越多，因此或多或少都有“大政府”倾向，政府支出不断扩大。但作为一种基本的财政思想，仍应坚持富民优先，把为民理财放在为国理财之前。“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管仲)，“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王安石)，“用于国有节，取于民有制”(苏轼)，“善于富国者，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理财者次之”(邱濬)，古人这些思想，于今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要富民优先，政府就要坚持“政在养民”、“以民为本”的思想，因势利导，创造条件，让人民把劳动创造的潜能发挥出来，“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就要保护产权，“为民治产”，因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这样的话，社会的生产和流通就会像司马迁所写的，“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徐绍史1月10日在记者会上被问及曹德旺问题时表示，我们会进一步关注企业的诉求，进一步完善政策，简政放权、降税减费，进一步减轻企业的负担。但是也建议企业在现在经济下行情况下，在注意用好国家政策的同时，练好内功，加强管理，努力降本增效，这样双方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企业成本下降就会取得更快地进展。

在我看来，中国减税降费的空间很有限，因为税费背后是政府支出，而支出则关系到各方面的利益。支出增速减不下来，税费就会“按起葫芦浮起瓢”。

所以曹德旺问题应该引发的更深入的问题是——能不能在财政支出方面通过阳光化、民主化改革和“有节有制”，提高支出效率?能不能在供给侧加快企业改革，让资源公平地朝向集约高效的企业聚集?能不能在税、费、制度性成本、法治环境等方面综合施治，让中国企业真正轻松一些?

上周在机场遇到一位物流行业“独角兽”的CEO，他的企业正在高速增长，没有感到什么税费压力。他说他的痛苦在于“中国不是一个市场，是N个市场”，他们在几个城市开业不久，就有地方势力找上门，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打人，四处投诉也无济于事。目前他们干脆放弃了某大区域。

我们经常说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强的政府，但现实中有些方面，政府不仅不强，而且形同虚设。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这是政府应该有为的地方，但经常缺位。而吃拿卡要、推脱刁难这些应该祛除的东西，偏有一些官员非常热衷。中国经济的无奈处，恰恰就在经济和政治、社会、司法等等交界地带，多头都有责任又不知道找谁解决。我敢预测，下届政府还会说“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可能还是无解，更不要说靠发改委、财政部、税务总局去解决问题了。

问题5：宗庆后与马云隔空对战说明了什么?

“我认为除了新技术以外，其他都是胡说八道，他本身就不是实体经济，他制造什么东西啊?”

“企业没有实体和虚拟之分，只有好企业和坏企业之分”，“不是互联网冲击了你，是保守的思想，不愿意学习的懒性淘汰了你，是自以为是淘汰了你。”

上面这两段话，分别是72岁的宗庆后爷爷和53岁的马云爸爸在去年底的隔空对战。两个同在一城、一年出差时间远远多于在家时间、同属民企、同样不修边幅、同在市场营销方面执中国牛耳的首富用这样方式对战，显示出中国经济在公与非公的所有制差异外，又出现了虚与实、新与旧等结构性差异与矛盾。

宗庆后1987年抓住杭州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向外转包的机会开始创业时，马云还在杭州师范学院外语本科专业读书。他外语成绩优异，这成为他的一种竞争优势，几十年后他在美国总统和新当选总统面前都能侃侃而谈;他善于做发动鼓动的工作，当时是学校的学生会主席，后来还做过杭州市学联主席。

宗庆后创业的时候，有两件决定性的事情还没有发生，互联网的出现和80后的形成。宗庆后质疑马云，他制造了什么东西啊?拿这个问题问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Facebook、阿里巴巴、腾讯、Priceline.com、百度、Netfix，都可以成立。苹果稍微有点例外，但相比于付给富士康的制造成本，它更像一个品牌公司和上面跑着无数APP的平台公司。按照去年底的市值，这十大互联网平台性公司的市值超过伯克希尔·哈撒韦、埃克森美孚、强生、摩根大通、通用电气、富国银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宝洁、雀巢、沃尔玛这十大传统跨国公司。十大互联网平台公司平均年龄22岁，十大传统跨国公司平均年龄129岁。

整个全球经济的结构在发生变化。今天的数据公司、软件公司就是当年风华正茂的石油公司、钢铁公司、房地产公司。经济变轻了，十大平台经济体所有产品和服务的重量都赶不上一家普通的石油公司、钢铁公司、房地产公司的产品。这是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的年代，它以比特为单位而不是以公斤为单位。比特是“虚”的，但“虚”不是“无”，虚实虚实，虚就是实。

每一个代际的基础消费是类似的，就是衣食住行、购物、娱乐、旅游、健康、教育等等。但消费方式和消费偏好会出现重大变化。在智能手机这个“人体第六器官”出现前后的营销方式就大不相同。

比如同样是做休闲小食品，同样是安徽企业，洽洽食品在上世纪末崛起，小小的瓜子做出了大品牌，2002年已是“中国驰名商标”，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33.11亿元，2016年前三季度收入25.32亿元(同比略有增长)。“洽洽”用十七八年时间做到了三四十亿的规模，但就在它身边，2012年成立的互联网食品品牌三只松鼠，只用了5年就做到了50亿的销售规模。

“洽洽”做的不好吗?不是。我和“洽洽”的创始人陈先保认识，他1982年从无锡轻工业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安徽省商业厅的糖烟酒公司，1995年辞去科长下海创业做“棒棒冰”，1999年做“洽洽”香瓜子。他善于创新，将炒瓜子改为“煮”瓜子，在包装袋里面放入金陵十二钗、世界杯足球赛的文化卡，“这一嗑，不悲伤”、“这一嗑，陪着你”、“这一嗑，不放弃”、“这一嗑，在一起”，还花了几百万在央视一套做广告，在2000年前后一炮而红。

但为什么十多年后，三只松鼠这么快就超过了“洽洽”?因为赶上了移动互联网和消费升级，可以在超市、批发市场、沿街专卖店之外，基于互联网做一个全国品牌，而85、90后消费者天然地有网购习惯和个性化品牌需求，昔日那些优秀企业在他们的新世界里并没有什么品牌积累。更重要的，以前在线下超市、批发、专卖店市场卖再多产品，企业也不知道卖给了谁，不能精准地掌握用户特征。但基于移动互联网，像三只松鼠这样的企业卖的所有产品都可以数据化，可以实现产品的全流程追溯，用户如果对某个产品非常喜欢，就会拍照发到朋友圈，也就是说，产品可以自创、自带传播流量。

如果没有互联网，后起的三只松鼠大概永远没有机会超越作为上市公司的洽洽食品。是互联网和代际变化催生了新的商业玩法。三只松鼠不只是吃货，而是吃出来的IP符号、娱乐标记，这种基因让它可以跨界进入更多生活方式领域，包括线下的投食店、松鼠城，多频次创造利润。三只松鼠的线下店，主要不是销售产品的，而是用来创造体验的，可以上网、唱歌、喝奶茶、吃爆米花，顺带买点坚果。

新商业是以IP和社交化分享为核心的场景体验，看不见的是制造过程的全面数据化，看得见的是零售的娱乐化。至于是不是线上线下，是虚拟还是实体，其实是伪命题。因为不管线上线下，如果不能创造出符合用户偏好的新体验，都没有出路。能创造出新体验，都有前途。体验为王。

马云喜欢天马行空地讲话，他说的“新零售、新制造、新金融、新技术和新能源”没有一个词是新的，也不是阿里巴巴独有的，但是，“五新”作为一个整体，确实反映了商业的大变局和大趋势，就是要以消费者和用户为核心，基于互联网实现更高效、更少浪费和无谓损耗的资源配置和连接;通过数据的赋能作用、云计算和人工智能，重塑整个商业流程和产品思想，让利益相关者之间精准的互动与反馈成为常态。

虚有虚世界，实有实世界，虚中可有实，实中可有虚，虚实可结合也可不结合，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创新、提升效率和为顾客创造价值。

唯一不变的是变化。2013年马化腾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说，“其实你什么都没做错，就错在你太老了。”他说往后的主流用户就是年轻人，应该多了解年轻人想些什么，“现在有时候要问小孩，测试一下，你们会喜欢吗?你们的小伙伴喜欢吗?比我们看得还准。”他还说，“对于产品经理最重要的能力，就是把自己变成傻瓜，发现问题，然后想为什么这样?然后变成开发者。一秒钟傻瓜，一秒钟专业。”这里所谓“傻瓜”，有点乔布斯演讲中提到的“虚心若愚”(stay foolish)的意思，都是指，要对新的变化保持谦卑和敬畏，空杯自己才能拥抱未来。

中国经济很复杂，很多问题“一锅煮”，煮到最后也不知道问题究竟在哪里。但复杂之中也有清晰的印记，在宏观上是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在微观上是企业如何创新和超越的问题。微观主体的发展，有赖于宏观环境的改善，但更要依靠自身的创造性努力。

有些问题会更加复杂，比如围绕万科股权和控制权展开的争夺战，涉及到市场和政府，资本和实业，股东、创始人和经理人关系。这个问题我将在下篇中从商业文明角度进行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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