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诗篇》：打工者的远方，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

《我的诗篇》海报

影片五位主角，是工人，也是诗人，常年漂泊于异乡

《我的诗篇》公映前一天早晨，导演吴飞跃因为昏睡错过了回程的航班：“这么多年来还是头一遭。”此前，他两天两夜没合眼，为电影的宣传做最后努力。所以，当他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查看影片上映首日的排片情况：0.3%，这个数字让他失落了很久。

“虽然想做一团火，却成了一块透视苦难的冰。”好友撕下一页日历的箴言发给吴飞跃，他觉得这就像《我的诗篇》的命运。影片从2014年春天开始拍摄、制作、众筹观影，到今年1月13日全国公映，历时三年，所有的参与者都已竭尽全力。

但过去一周，排片处于下滑态势，不足0.1%。即使有排片，也是在工作日的早晨和下午，或在偏远的郊区，观者寥寥。大片云集的贺岁档，鲜有影院愿意把黄金时段留给一部卖相毫不起眼、主角是打工诗人的纪录片，更何况它的底色有些悲戚与沉重。能够预见的是，春节档厮杀将更加惨烈，轮番轰炸的大片夹击之下，它微弱的声音将被彻底湮没。

“不能就这样结束。”如同他们数百次号召众筹观影，《我的诗篇》重新开始组织各个城市的点映活动：自主发起观影，自由选择影院，自己给自己排片，只要召集到上映所需的基本人数，就能够争取多一场的放映机会。导演之一秦晓宇曾在一篇手记中写道：“我们从未想过什么票房大卖，唯愿对的观众不会由于客观原因错过这部影片。”

作为第一部由众筹推动进入院线公映的非虚构电影，过去一年，《我的诗篇》走过全国205个城市，先后有1349位众筹发起人参与，完成了1000场电影点映，累计观影人次超过十万。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一部电影以这种形式与观众见面。

因为热爱同一部电影，许多人的生命有了交集。对他们而言，《我的诗篇》早已超越了电影本身，成为一份凝结情感与心血的惦念。公映版本的最后，打出了所有众筹发起人的名字，致敬那些给予《我的诗篇》温暖的普通人，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字如同浑浊夜空中的微光，予人希望。

爆破工陈年喜

“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

“我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写诗，稀稀拉拉也快三十年了。很多人好奇：你的生活几乎与诗万里之远，怎么会坚持这样一件无意义甚至是矫情的事情?我想说生命并不是逻辑的，尽管它有逻辑的成分在。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我写，是因为我有话要说。”去年11月，爆破工陈年喜随《我的诗篇》剧组前往纽约宣传，在诗歌衰落的今天，他在一次演讲中这样解释写诗的缘由。

“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来自他的诗作《宿命》，是他平凡而有尊严的生命的注解。他在演讲中说，“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相当多的人，甚至是打工者的亲友妻女们，对工人的劳动、生活、种种处境，都茫然如梦，这其实是一个无限隔膜的时代。代与代之间、国与国之间、命运与命运之间，竟是那么遥远。”

陈年喜是《我的诗篇》主角之一，其余五位主角，乌鸟鸟、吉克阿优、邬霞、许立志、老井，与他有着相似的身份，是工人，也是诗人。他们来自流水线、制衣厂、爆破工地，煤矿深井，常年漂泊于异乡。他们白天做工，晚上书写劳动，吟咏爱情。他们的命运与诗，构成了中国制造背后的故事。

他们在归途列车中思念故乡：好些年了，我比一片羽毛更飘荡；在距离地面六百五十米的矿井深处哀悼同伴：兄弟们/原谅我不会念念有词/穿墙而过/用手捧起你们温热的灰烬/与之进行长久的对话；在轰鸣的机器喧嚣声中写下：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他们管它叫做螺丝；在熨烫心爱的吊带裙时想象另一位陌生的姑娘：我要把每个皱褶的宽度熨得都相等/让你在湖边/或者草坪上/等待风吹/像花儿一样。

《我的诗篇》用长达一百分钟的凝视，让中国数亿工人群体有了被看见与听见的可能。诗人们面对镜头时，有些不适应和窘迫，当镜头望向他们时，也带着些许生硬和突兀。这并不是一部完美的记录电影，却因为真实而触及灵魂。一位南京观众在影片官微下留言：“尽管只有晚上一场，尽管只是40个人的小厅，没有哭闹的孩子和无礼的大人，我们一直等到片尾放完才离开，他们是真正用诗歌表达生命的人，保留了最后一点诗意的信仰。”

打工者的诗歌因为源自生活，有了鲜活的灵魂

众筹远方的诗

两位导演吴飞跃和秦晓宇，一个是来自南方，一个来自北方。《我的诗篇》之前，他们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在财经作家吴晓波的引荐下，他们合作制定了“我的诗篇”综合计划：创作一部可以在大银幕上放映的电影，出版一本诗集，推出10集工人诗人微纪录片，发起一系列互联网诗歌行动。拍摄前期，他们做了两次众筹，一次为富士康坠楼去世的90后工人诗人许立志筹款近14万，出版诗集《新的一天》，有1140人参与；一次为电影筹集21万元拍摄经费，共1303人参与。参与众筹的大部分都是陌生人。

吴飞跃对第一财经说，纪录片同行们对互联网向来比较疏离，因为一种是需要坚守的事业，一种则是比较新鲜潮流的事物。他不排斥运用新技术探索新的方法，希望能为纪录片这样一个比较艰难的领域带来新的可能。从首次在线直播“工人诗歌云端朗诵会”，到众筹出版诗人许立志的遗作，《我的诗篇》团队从一开始就不是闭门造车。历时一年的“百城众筹观影行动”，更是把很多素昧平生的人卷入其中，让志同道合的人彼此识别。

众筹观影，一开始是无心插柳。2015年6月，《我的诗篇》在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拿下金爵奖最佳纪录片；第52届金马奖上，它又入围了最佳纪录片和最佳剪辑。这是主创们始料未及的好消息，他们希望这不仅仅只是一部存在于电影节的电影，并打算将公映提上日程。起初，没有任何一家发行公司愿意与他们合作。

“有的人听说这是一部纪录电影，头也不回就走了，说这不是我的兴趣所在，也不是市场的兴趣所在。“与此同时，却又不断有人找到影片主创们，询问电影的排片计划。于是，他们决定改变电影的放映规则：设计一个页面，想看的观众通过链接购票，人数达标就和影院谈判，若众筹失败，钱款悉数退回。

2015年12月19日，“《我的诗篇》百城众筹观影行动”正式启动。一开始，吴飞跃对于陌生人会否支持这样一部纪录电影，心里很没底。此后，众筹活动的顺利进行让他深感意外，原来电影有它的观众的：“有十几、二十年从来没有走进电影院的人、高层次的知识分子，还有老年群体，他们有过去时代的工厂经历，往往对工厂生活怀有复杂情感，工人诗歌对于他们而言恍如隔世。”第一批参与众筹的观众，成了众筹的发起人。他们在网上成立社群，分享对影片的理解与感受，策划下一次众筹，彼此建立了深厚情感。

众筹发起人来自各行各业，年龄最大的发起人林照明已经77岁，曾是一名演员，她和工作人员聊微信，亲自跑去跟影城接洽。教师是发起人中最庞大的群体，第387号众筹发起人周景峰是来自辽阳的老师，他和妻子一起组织孩子们观影，认为这是最好的诗歌启蒙：“孩子单纯的心灵，能够到成年人无法懂得的东西。好诗不仅能打动成人，还能打动孩子。”浙江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老师伊有喜是众筹观影的参与者，第1000号发起人，也是一名诗人，他在观后感里写道，“什么叫作诗和远方，你站立的地方就是远方人的远方，诗一直在你心里沉睡。”当众筹观影进行到六百多场时，一位投资人介入其中，决定帮助《我的诗篇》达成千场众筹目标：他以个人名义出资，与出品方大象纪录共同设立支持众筹观影的“同路基金”。此后，众筹活动进展速度更快了。

不少院线经理也逐渐发现电影的价值。众筹阶段，河北中联院线的经理许宝妹不断为《我的诗篇》争取放映机会，公映期间，她拿出黄金时间排片，几个影厅同时开放，放映一个月。吴飞跃和她成了忘年交，“许姐快退休了，她开始电影事业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她常和我聊起早期电影人的梦想和情怀，我总从她身上感受到珍贵的共鸣。”12月30日影片定档发布会上，河北中联院线、新影联影业、深影橙天院线、浙江时代院线、辽宁中影北方院线、长城沃美院线，成为影片的联合发行方，承诺拿出黄金场次的资源来支持《我的诗篇》。

制衣厂女工邬霞

纪录片生存之战

“24小时诗歌生存挑战”是团队在电影公映之前做的最后努力。秦晓宇称，这是一场“自虐”的行为艺术，在一个昼夜不间断的直播中，42岁的他以车轮战的方式，和嘉宾讨论当代诗歌发展、诗人的生存状况。罗振宇、吴小莉、吴晓波、余秀华、余世存，汪涵，周浩等嘉宾，来到现场或者通过连线与他对谈。余秀华的对谈安排在凌晨两点，此前她早早来到现场，待了很久。秦晓宇透露，所有对谈嘉宾都没有任何报酬，现场还有十多名义工，30多个小时不眠不休。

直播最后的七分钟，吴飞跃和秦晓宇两人面对镜头，没能控制情绪，几近哽咽。秦晓宇说，“我从来不知道世界上有一个人叫吴飞跃，他拍纪录片，也在创业。他大概没有读过我的任何一行诗。我们志同道合，在一起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也希望把意义和意思传递给更多人。”吴飞跃则感激，“这么多人因为诗歌，生命发生了拐弯，拐到一起来了。很多年以后回过头再看，还能很骄傲地说，我们这伙莫名其妙聚在一起的人，干了一件挺牛逼的事。今天的结束是下一个牛逼事情的开始。来日方长。”

去年年末上映的《我在故宫修文物》、《生门》，因为纪录片的身份，最终排片效果都很不理想，吴飞跃觉得，他们正在创造另外一种可能性，电影市场不只提供娱乐化的产品，当需求成熟，自然会有排片，“这条路很艰难，现在看起来也很不乐观，甚至有点悲观，总要有人去做这些尝试，一点一点的才有可能带来质的变化。”

作为影片导演，同时也是出品方大象纪录的创始人，对吴飞跃而言，如今的压力并非来自金钱，“既然做这件事，就要承担它最坏的结果。但你可能不知道，在大象纪录内部，有很多新加入的小伙伴是全国各地的众筹发起人。”他告诉第一财经，“因为这部电影，他们放弃自己城市的一切，从舟山、广州、哈尔滨、西安、北京来到这里。这一次发行资金有部分是他们凑的钱。”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预计票房收入将不会超过百万，大象纪录将承担宣发的所有亏损，百分百退还给所有参与宣发资金众筹的发起人，与此同时，也不会放弃争取排片的可能。吴飞跃透露，《我的诗篇》三部曲的第二、第三部已陆续投入拍摄，一部关于少数民族、一部关于临终关怀的非虚构电影，也都已在筹备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