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V十年·全球金融风云人物】伯南克：危机彰显行动的勇气

2008年，那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令人难忘，而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正是这场危机的见证人和营救者。

伯南克走马上任刚满两年，金融危机便即扑面而来。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危机面前，伯南克果断执行“非常规过逼政策”，通过三轮大规模量化宽松(QE)美国经济由负增长的几近崩溃推向目前的持续复苏。2014年2月，伯南克结束为期两届的联储主席任期，也就在2013年底，他再次准确抓住时机，拔剑出鞘完成最后一击——宣布退出QE，也为他的任期画上了可以称为圆满的句号。

卸任美联储主席一职后，伯南克也没闲着，“现在生活很不错，我妻子也在教书，我也加入了布鲁金斯研究院，我也刚写完一本新书。”伯南克在2015年的一次论坛上笑称。这本书的名字便叫做《行动的勇气》，也是伯南克的回忆录。

金融危机的“见证人”

对于伯南克而言，2008年那场全球金融危机对伯南克而言“真是痛苦”。

去年伯南克曾到访上海，并分享了危机时期的经历。“其实我受任时从未想到自己竟然会遇到这种危机。2006年，美国经济还不错，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因此我就毅然决然接受了美联储主席的职位。”

回首2008年，雷曼兄弟轰然崩塌，市场恐慌情绪高涨。“处理雷曼兄弟的问题对我而言真是痛苦，但由于没有收购者能承担雷曼的债务，因此雷曼只能破产。但此后美联储联合财政部救助了美国国际集团(AIG)。和雷曼不同，作为保险集团的AIG拥有不少抵押物，因此我们出面拯救AIG，延长了850亿美元紧急贷。”伯南克回忆称。

其实，伯南克不仅带领着美联储在艰苦地抗击危机，更是肩负了政治责任。他坦言，当时美国前总统布什对此救助方案表示怀疑，在他向布什总统报备救助计划时，布什问“你还有什么别的选择?”他回答，“只能这么做。”布什最后只有表示支持。

三轮QE

对于伯南克而言，QE是他在长期对危机理论研究后作出的决定，他表示即使时光倒转，仍会选择实行QE。

其实，当伯南克在MIT(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时，便专注研究货币体系，他发现危机的两大肇事方便是——货币供应不足和通货紧缩，因此在2008年危机时，美联储希望保证货币供应充沛，并施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此助力金融系统，这便有了QE。当然，为了不使经济过热，还要设定一个通胀目标。(当前美联储的通胀目标是2%，也是衡量加息的指标)

说到通缩，伯南克回忆称，“上世纪30年代，货币体系崩溃，物价每年以约10%的速度下滑，根本没人买东西，企业也无意投资，因此通缩是当年的大敌人。”

对于央行而言，降息是常规货币政策，但在2008年年底，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已砍至接近于0，“因此我们不得不采取非常规货币政策。”

回忆起过去的三轮QE，伯南克表示，“在实行QE1后，我们稳定了金融市场，2009年下半年经济开始复苏。此后，我们仍然担心通缩风险，因此我们进行了QE2和QE3。我们认为QE对美国经济有利，尽管QE不是万灵药，但QE的确帮助了美国经济，美国的复苏比欧洲、日本都要迅速，当前完全不存在如欧日的通缩风险。”

相较之下，在30年代大萧条中，弗里德曼认为，当时美联储没有履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责，使得本来可以在1930年就结束的大萧条反而变得更加严重。也正是通过对30年代危机的学习和了解，美联储在2008年危机时积极展开行动，因此对于危机的学习认识很重要。

开启“后美联储时代”

2015年3月卸任后，伯南克正式加入PIMCO担任高级顾问，他也仍然衷于学术研究，定期会在布鲁金斯研究所撰写博客，钻研时下热点的经济金融问题。

近期，他也对于负利率以及美联储未来的政策工具进行了探讨。在伯南克看来，虽然货币政策不可孤军奋战，但因无法保证财政政策制定者届时一定会“出手相救”，如果下一轮危机来临，央行们还能有哪些工具?

伯南克似乎更倾向于将提高通胀目标作为美联储未来的政策工具。他认为，这其实和负利率实质上有相同的效果。根据经济学理论，真正影响总需求的是实际利率(实际利率=名义利率-预期通胀率，通胀目标是预期通胀率的重要引导指标)。

伯南克认为，负利率比上调通胀目标更好执行，欧洲和日本的经验证明，宣布负利率后，新利率可以相对迅速地传导到其它利率和资产价格。但上调通胀目标比负利率给央行留下的操作空间更大。

无独有偶，IMF前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曾建议将通胀目标上调至4%，这样在名义利率为零的时候，实际利率最低可达-4%。相较之下，负利率会给货币基金、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造成冲击，长期保持负利率会造成巨大的成本，同时损害银行和金融体系的货币政策传导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