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和治理并举

在全球化退潮、贸易保护主义“筑墙”潮起之际，中国继续向全世界坚定表达“开放”的基本理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7年1月27日出版的《彭博商业周刊》发表了题为“开放经济，造福世界”的署名文章。文章表示，开放的经济符合各方利益；中国将开放更多行业，并放宽更多行业准入。

而此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宣布：“中国的大门对世界始终是打开的，不会关上。开着门，世界能够进入中国，中国也才能走向世界。”

中国领导人作出如此表述的背景是全球化面临退潮，而中国在其中的选择对世界举足轻重。

未来的历史学家也许会记下：2016年是自由贸易遭遇重大挫折的一年，甚至是最新一波全球化进程终结的开端之年。全球化曾经历了20余年高歌猛进的过程，但近年来进程显著放缓。经济方面，至2016年底，全球贸易增速已经连续第五年低于经济增速。政治方面，2016年的英国退欧公投和美国大选都可以视为反全球化在政治上的表达。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在就职演讲中，重申了他竞选时的主张。实际上不独英美气候，包括意大利在内的多个欧盟国家都存在较为深厚的反全球化氛围。

全球化的前景如何，关乎世界繁荣，也关乎中国经济。

从原理上说，全球化是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产物，其实质是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本、服务、人才、原料、商品等经济资源，以实现更高的经济效率。

对中国而言，全球化有双重意义。从改革的角度来说，对接全球化反向要求中国内部改革，助推中国走向现代化；从开放的角度来说，全球化使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和产业链分工，经济获得腾飞的原动力，其具体成果便是一代人所亲历的经济腾飞，体现在数字上，“入世”十余年后，中国成为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占比从1980年的0.92%增长至2015年的13.8%，如今，中国又正在崛起为海外投资大国，去年一年的项目投资接近2000亿美元。对处于大转型历史进程中的中国而言，继续拥抱全球化是历史方向。

当前美国新一届政府极有可能筑起经济壁垒，全球化需要新的引领者，中国被寄予厚望。客观分析，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外”是“内”的自然延伸，中国经济需要内部治理更加优化。

中国经济模式必须改革，否则其后果将会对世界经济秩序进而对全球化形成实质性阻碍。例如在全世界引发反弹的过剩产能问题就是一例。中国的产能过剩，根源来自政府资源以非市场化的方式注入经济运行。中国的产能过剩一旦形成，又加剧了世界经济不均衡。中国牺牲自己的环境打造出巨量廉价产品出口，性质上等于在牺牲自己补贴全世界，还容易引发其他国家反弹乃至贸易战争，欧美各国对中国的产能问题、倾销问题不断施压，就是这方面的例子。随着路径依赖的深化，鸿沟此岸，中国制造体量越积越大，鸿沟彼岸，美国金融化日益加深，世界经济不均衡难以扭转。中国经济也得不偿失，对此容易形成路径依赖，陷入粗放、高投入的经济模式难以自拔，转型就损失经济增长速度，决策层为此承受着压力。

因此，对当下的中国，开放与改革应是一体两面、相互促进的关系。李克强在文章中也提及了国内的改革，如“在国内，中国政府在处理同市场关系时采取介入更少、更加平衡的方式”、“我们将开放更多行业，并放宽更多行业准入”，等等。

2017年将是一个关键的天时，全球经济在动荡中寻求中流砥柱，中国经济在下行压力中寻求转型曙光，这一切都有赖于中国经济治理水平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