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淫书”到“四大发明”：西学东渐中的误读、偏差与挪用

正月初四，张仲民就从老家回到了上海。在冷清空旷的复旦校园里，他谈起过去河南尉氏老家农村一片火热的春节气氛。

村里的公益文化十分发达，村民们兑钱请说书的、踩高跷的、演杂技的来村里演出，给孩子们饱眼福，还有腰鼓队锣鼓喧天。现在冷清很多，不过一些风俗依然在延续。除夕夜第一口饺子要先祭灶神、年三十要上坟、初三要烧纸。虽然年轻人越来越少回来，但乡间的民俗依然世代流传。这些民俗以及金庸、《三国演义》、《水浒传》，构成了他最初的文化记忆。早年受到小说影响，他甚至想去“当游侠，除暴安良”。即便来到复旦读书，成长为历史学者，来源于乡土社会的文化影响不可能褪去。“我们现在用计算机、苹果手机、西化的语言或名词等，但骨子里还是传统的，这种影响可能自己都不能发现。或许这正是20多年前姜义华教授所说的，现代中国人骨子里其实都是农民，中国是一个小农中国吧。”

人的思想来源、文化品位往往很难被彻底改造。100多年前，世世代代生长于斯的中国人，徘徊于现代社会大门前，面对席卷而来的西方新知识时，又是如何接受这种新旧交错的?

在新著《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中，张仲民回溯了清末民初中国大众在接受西方文化时所经历的各种复杂情况和变异。与以往很多关注知识精英阶层的思想史、学科史和概念史出发研究不同的，《种瓜得豆》抛弃了给予者的视角，而是从地方知识分子与普通大众的角度出发，阐释他们的阅读实践与接受情况。此书所用史料范围甚为广泛，日记、小说、报刊广告、书籍、戏曲等，均有涉猎。材料上的博取杂收，使得作者在采用新角度、新观点时能够言之有据。

全新的视角或许是《种瓜得豆》赢得广泛关注的原因之一。凭借这本书，张仲民被评选为“2016新京报年度好书致敬”青年学者。

《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11月

张仲民在书中引用了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的观点：“传播和接受是社会行为，永远都要受到社会语境和物质条件的制约，给予的东西和接受的东西并不一致，思想、文化与制度的传播都是如此。”(《欧洲文艺复兴：中心与边缘》)《种瓜得豆》所做的工作正在于，用六个具体案例来揭示清末民初维新变法过程中，这种精英给予与大众接受的“不一致”，并反思这种不一致对中国近代文化启蒙所酿成的后果。“种瓜得豆”，正是对这种变异及其后果的形象概括。

误读、偏差与挪用

收录于《种瓜得豆》的六篇文稿既相互独立，又有相关性，它们的主题分别是：清末民初启蒙人士对大众阅读的改造运动、“淫书”的社会史、“黑格尔”接受史、“古腾堡”接受史以及一位地方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中的文化实践。但当它们被汇集起来，又指向同一个主题：接受政治(reception politics)。不过，张仲民发现一些书评作者对“接受政治”的理解出现了偏差。一些读者把接受政治理解为政治层面的东西，进而批评书中很多内容与政治无关。“其实，这是文化研究当中的一个概念，指的是在接受过程中产生的变异和再创造，并非我们平常理解的‘政治’。”

在第一章《清季启蒙人士改造大众阅读文化的论述与实践》中，张仲民勾画了启蒙人士提出的“开民智”之类口号是如何在实践中产生巨大鸿沟的。起初，启蒙人士怀着改造旧小说、旧戏剧的愿望对大众阅读进行规训。作为文化权威的梁启超曾将“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归咎于旧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以及《红楼梦》、《西厢记》等都被打入另册，成了“诲淫诲盗”。《新小说》、《新小说丛报》、《小说世界日报》、《时报》等报纸杂志兴起，开始推广能够“开民智”的新小说。新小说的流行成为一时之盛，胡适也曾为《时报》上连载的小说着迷，自己写下小说送去应征。

然而，新小说的流行并不意味着启蒙人士改造大众阅读获得了成功。在梳理史料时，张仲民看到：“清末主张新小说与戏曲改良的启蒙人士，他们一般并不太在乎小说、戏曲本身的艺术价值如何，看重的依然是文以载道的特质。”然而，大众阅读小说又仅仅是为了“嘉年华式的游乐观光”，负载了太多说教意味的文艺作品会使得他们昏昏欲睡。另一方面，书商在引进、译介新小说时，出于获利的考虑，打着新小说的旗号出版一些宣扬功利心、猎奇心态与情欲的小说。周作人就对这种现象曾有犀利批评：“欧洲文学的小说与中国闲书的小说，根本全不相同，译了进来，原希望可以纠正若干旧来的谬想，岂知反被旧思想同化了去。”

张仲民也看到：“阅读并非一个抽象或理想化的行动，阅读者有着极大的主动性。”受众对外来文艺作品无法照单全收，书商又在其中做了策略性的调整。于是，《官场现形记》被时人当作官场指南阅读，《迦茵小传》被当成《红楼梦》阅读，《鬼山狼侠传》被当作《七侠五义》阅读。也有报刊拿旧小说《水浒》、《封神演义》在民间的流行做文章，推出《新水浒》、《新封神榜》。这种新瓶装旧酒的情况很大程度根源于大众思想来源的丰富与坚韧，而难以用某种关怀去改造。“这是表达和实践间的矛盾，也是启蒙者自身言论与行动脱节的表现。”张仲民说。

倡导者与接受者的鸿沟更尖锐地体现在《“淫书”的社会史》中。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利用舶来的西方种族知识，杂以传统知识资源，呼唤强种。在“强种强国”的关怀下，一批生殖卫生书籍如《婚姻进化论》、《男女交合新论》、《男女交合秘要新论》也被译介到国内，并迅速散播开来。这类书籍十分抢手，“往往五版尚未售罄，六版早经印就”。通过当时的日记、报刊广告、小说及文人论战等史料，张仲民直接或间接地观察到了读者的反应：将这类书作为新学理接受的很少，绝大多数读者还是因猎奇心态或赶时髦，把它们当“淫书”来购买和阅读。张仲民引用鲁迅在《朝花夕拾》后记中对书商的挖苦：“自从《男女之秘密》、《男女交合新论》出现后，上海就很有些书名喜欢用男女二字冠首。现在是连‘正人心而厚风俗’的《百孝图》也加上了。”

“第一、第二章是关于启蒙与商业，通过实践层面与言论层面的差异，来检讨清末民初知识分子的启蒙论述，透视知识分子的启蒙改造叙述背后的利益纠葛。”接受采访时，张仲民如此总结这部分内容的书写。接下去的《“黑格尔”的接受史》及《“古腾堡”的接受史》，则描述了“知识分子对一种阅读文化的构建，这里无关商业，但也是一种功利，是面对西方事物时的饥不择食”。

张仲民所说的“功利”，或许体现在严复等人翻译黑格尔过程中的粗糙、疏漏，以及使用黑格尔哲学的学者们囫囵吞枣、各取所需。 譬如，张仲民发现，当时的很多宣传者和接受者会“将黑格尔同自由主义、虚无党人对接，同人权主义兴起联系，将王阳明等中国传统思想家同黑格尔比附，严复则将黑格尔学说同老子、张载比附”。而这些不乏功利性的挪用，俨然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库中便捷有用的思想资源，对后来者影响巨大。

有评论认为，在这本文集中，《“古腾堡”的接受史》是作者写作最为用力的一章。起源于欧洲、影响巨大的古腾堡印刷术，是1920年代的中国人非常关注的。张仲民结合史料整理了三种晚清学者关于“古腾堡”的历史叙述模式：其一，仅谈论古腾堡;其二，将这种印刷术与中国印刷术进行比较;其三，将古腾堡与中国印刷术进行联系，追溯到中国源头的历史书写模式。他发现，后两种模式因为与民族认同相关，更切合时事需要，而成为影响最大的叙述。时人对古腾堡印刷术的研究甚至直接触发了人们对中国印刷术源头的整理，其结果便是“四大发明”这一概念的出现，以及毕昇地位的提高。“四大发明这一概念的出现是在1930年代，是在与古腾堡的对照中梳理出来的。古腾堡之前，也没多少人知道毕昇。正是因为古腾堡的引入，我们才找到了毕昇与之作比较。”

知识分子如何作用于时代?

《种瓜得豆》谈的是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并声称是“站在接受者的角度”。然而，书中论及不少知识精英的活动、观点和功过得失。无疑，对“知识分子在时代中的作用”的关切，自始至终隐现于张仲民的字里行间。

这种关切或可追溯到他求学时的阅读经历以及对自身境遇的思考。张仲民受社会学家雷蒙•阿隆及齐格蒙特•鲍曼影响甚深。采访中，他随口就背出雷蒙•阿隆一段对知识分子作用的评断：“知识分子是介入的旁观者。须永志勿忘自己知识与能力的局限性，超越于现实之外又不满足于做一个旁观者。”他觉得知识分子既是“介入的旁观者”，也是齐格蒙特•鲍曼在《立法者与阐释者》一书中所说的“阐释者”。

2002年，中国知识界曾涌起“公知热”，张仲民当时也爱看一批当红学者的文章。但持续的关注又让他很快产生了疑问，尤其是读了鲍曼的《立法者与阐释者》后，更让他对知识分子的定位有了变化。2004年，他在《书屋》上发表《“公共知识分子”或是“介入的旁观者”?》，对“公知”现象进行了批判。文中，他引用鲍曼的话“在这样的一种消费文化的背景下，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没有立锥之地”，来批判自以为掌握话语霸权的公知所面临的尴尬。

一直到《种瓜得豆》，这种关切依然明显。早在2005年，《种瓜得豆》第一章《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已经有了雏形，开始对知识分子在规训大众文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虚伪以及结果的尴尬加以揭露。

此后十余年间，另外5篇文稿在反复批阅中一一诞生，对知识分子的关注也延绵不绝。从严复、康有为、梁启超，一直到推行世界语的刘师培、地方知识分子舒新城，人们能够看到知识分子的公开宣言与其行为结果之间的鸿沟。

“宏大的批判我不接受，我希望通过个案来看知识分子造成的影响。”在大范围寻觅史料，并以此为基础写下这本书后，张仲民对那些接受西方文化并将之传入中国的知识分子所能够起的作用感到悲观。“我自己也陷于混沌和绝望。写这本书的时候，心里是非常幽暗的，觉得一切都没什么用。”

在他看来，梁启超便是以其强大的舆论影响力充当了 “立法者”的角色。潜意识里，中国知识分子大多会有“济苍生”的想法，想要批判政府，引导民众，充当立法者。可张仲民认为，实际上，这只是一个乌托邦，效果永远是不理想的。他质疑知识分子在移风易俗上真正能起的作用，更认同鲍曼所下的论断。“消费社会来临的时候，知识分子的作用，越来越如鲍曼所言，只能充当阐释者。”

所以，对知识分子作用的悲观，一直延续到张仲民对此后中国数次西学热的看法中。一些学者每过几年便引进一位西方知识人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并非因为其本身的可取之处，而是因为引进者自己需要不断引领潮流。同时，译介的粗糙与不扎实也让他感到失望。“除了提高他们本身地位之外，其实毫无用处。”

然而，即便启蒙知识精英们的工作令他失望，张仲民最后还是希望能给读者留一点“种瓜得瓜”的乐观想象。在他看来，唯一能令人感到高兴的例子，便是地方知识分子舒新城。促成“五四”新文化运动很快“运动”起来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便是舒新城这样的地方知识分子对它的接纳、修正和传播。正是通过启蒙，舒新城才有机会接触当时的文化领袖，并逐步获得外界支援，从长沙的一名青年教师成为全国闻名的教育家。“对于他来说，运动是他改变个人命运的机会。”但是尽管舒新城一直试图向陈独秀、胡适、张东荪靠近，却始终没有亦步亦趋，而是处处体现出他独特的主动性和创造力。

我的研究是从个案出发的

第一财经：有不少评论说“古腾堡”接受史是你写得最为用力的一章，不知道你的感觉如何?

张仲民：我也看到好几个书评者说古腾堡这一章他们比较喜欢，写得最好。但就我而言，每一章我都是认真写的。至于他们为何喜欢这一章，也许因为这一章的结尾比较理论化，并与现实有密切关系。也可能是这章容易让大家结合现实、产生共鸣吧。其实我自己比较满意的是世界语那章，以及“淫书”那章，这两章用的功夫一点不比古腾堡这部分少。

第一财经：如你书中所言，“历史总是肯与人方便，只要愿意找，总会发现有利于自己的证据”。《种瓜得豆》数次强调类似这样的观点：“旧制度、旧的集权思维和专制手段，非但没有被作为旧舍弃或革除，反而在新的名义下得到巩固与发展。”你是否在写书时就已经作出了预判?

张仲民：这是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逐渐发现的问题，也是受到以往学者启发的结果，跟写作方式其实无关。随着研究历史越来越深，看到材料越来越多，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一财经：具体到你查找史料的过程，是否会有一些说明启蒙人士发挥积极作用，在移风易俗上做出贡献的资料，但因为事先择定的主题需要，你会选择舍弃?

张仲民：这个问题蛮刁钻。其实启蒙学者确实也发挥了积极作用，我也看到很多学者的研究对他们有肯定。我在文章中对他们的积极作用也有揭示。促进现代化、促进革命的确是积极作用的一部分。但我的研究是从个案出发的，就他们所希望的造成民族国家意识这个目的而言，当时他们改良小说和戏曲的努力，所产生的效果是十分复杂的。

第一财经：所以对清末民初这批启蒙人士社会功能的评判也不能一概而论。

张仲民：的确无法一概而论。我也不觉得我一概而论了。这本书总体给人的感觉可能是否定的多，但这是我从材料中得出的发现和反思。当然，这也是见仁见智的问题。

第一财经：你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在地化》这章是你唯一觉得有些乐观的。舒新城的命运能给人“种瓜得瓜”的希望，这希望体现在哪里?

张仲民：我在书中的叙述总体上是批判性的，但对个别案例，仍是有着乐观的看法，如舒新城。我觉得他在个人的努力中得到了比较正面的效果。从小到大读新书、读旧书，将之有机结合。舒新城也抓住各种机会，适时地从一个地方的青年学生走向全国性舞台，发挥了更大作用。他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把新、旧很好地结合起来，利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他的机会，且适时地借助了外来如张东荪等人的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