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管理】民营家族迎传承潮 财富管理机构加速入场

未来10年，中国的民营家族企业将迎来“二代”接班高潮。

“2013年‘新财富500富人榜’对上榜富豪的年龄做了统计，发现50岁以上的企业家占60%，而最新的数据显示这一占比已经到70%。再过10年，这些‘一代’企业家就60多岁了，没有办法再像过去那样全身心投入到事业中，也就意味着，这些富豪要在未来10年里开始或者完成家族传承。”日前，在广州从化温泉财富小镇举办的“首届粤商家族财富传承高峰论坛”间隙，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高皓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

那么，“二代”们准备好接班了吗?觊觎家族财富传承金融服务已久的金融机构，内功修炼又如何?加速入场的各类财富管理机构能否经得住市场的检验?

“二代”接班意愿低

高皓2008年开始进入家族企业研究领域，当时“一代”企业家还相对年轻，最主要的目标是发展事业和创富，然而“任何人都没有办法跑赢时间”。“‘一代’企业家一旦发现身体跟不上了，心态会发生很大变化。原来无所不能，现在无法一天工作15个小时、每年出差200多天，自然会影响到他对整个家族企业的全盘考虑和规划。”高皓认为。

但现状却是，“二代”的接班意愿十分薄弱。

“我两个月前给长江商学院的一个‘二代’班讲课，现场问课堂上这60多名学生，只有30%愿意接手父辈的企业。”高晧说。

无独有偶，广州六脉环球家族办公室有限公司总裁何嘉编也对第一财经记者说，在珠三角地区，家族企业治理和接班问题很突出，据调查，愿意接班的‘二代’不到20%，能有效传承到‘三代’的比例不到4%。此外，在实际操作中仍有大量公私财产不分、产权不清、盲目投资等财务问题，全球征税、房地产税、 遗产税等潜在税收风险，高净值客户本身公司治理、婚姻关系、遗嘱风险等可能存在众多复杂的法律问题。

“二代” 接班意愿为何薄弱?一位从业10年的国有银行私人银行部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说：一是，现在很多“二代”在海外接受高等教育，与父辈所在的教育环境存有巨大差异，很多一代企业家是做传统实业的，“二代”不一定感兴趣，更愿意去从事自己喜欢的行业，比如金融和IT。一些“二代”在海外有一定的专业技术，加上原始的资本积累，有更多机会去尝试其他行业。

兴业银行私人银行部人士也对本报记者表示，当前国内很多企业家“二代”对接班的意愿不强，主要症结在于三个方面：有自己的择业喜好，没有兴趣接班;压力大，担心自身经验和能力不足;不满 “创一代”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

一个让人耳熟能详的案例就是万达集团。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接班人”问题表示，并非一定要传承给王思聪。“看他。他如果出色当然是最好的人选，如果他担不起来，可以交给职业经理人。 ”

“如果传给王思聪，这帮老臣能不能接受他拥护他，将来他要在企业中培养自己的权威，你服众就传给你， 不服众就不传给你。”王健林如是说。因此，“二代” 是否真正有能力接班，也是家族企业能否成功传承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

金融机构练内功

据何嘉编介绍，国内可投资金融资产超过10亿元的超高净值人群已经超过1万人，区域上，广东占比15%，北京占比超过20%，长三角占比12%-13%，三地总和占比超过一半。

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虽然“二代”接班意愿并不强烈，但并不能阻挡企业家老去带来的传承需求。而瞄准这一市场的大小金融机构，如传统的银信证保和新型的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都在施展各自所长，近年来呈现出加速入场和深练内功的趋势。

与高净值及以下的富裕人群相比，超高净值家族的金融服务需求和业态有很大区别。

“超高净值客户一是对私密性要求特别强，没有充分的信任，这些家族难以轻易接受家族服务;二是在服务的有效性上，家族办公室这类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或更具备优势。家族的服务是基于强烈信任和高度认同， 不单单是配置产品，更多地要解决家族企业、成员在法律、税务、财务、投资等各个方面的综合筹划，更多是实现家族财富保全、保值增值和传承，诉求是综合的、全方位的。第三，在服务多元化上，超高净值客户很多有海外配置的需求，比如移民、投资、教育、置业、健康、旅游等。”何嘉编认为。

高皓也认为，现在国内传统金融机构一个很大问题是服务割裂化，且都是要争夺客户资产负债表上更大的份额，让客户将更多的财富交给他们管理，这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大部分机构很难做到长久地为家族提供高质量服务，它们更追求短期利益，往往以销售产品为导向，员工背负了很多考核指标而疲于应付。“这不是真正的财富管理，只能做到某些资产类别上的管理和渠道合作。”高皓称。

他更看好精品的财富管理机构，即真正为家族提供整合式、人性化、定制式服务的精英式机构，并不一定很大，但是从业人员的素质一定非常高，经验丰富。

上述从业10年的某国有银行私人银行部人士亦对第一财经记者说：“国内传统金融机构面临的一是私密性问题，二是为客户提供长期有效服务，这两点难以逾越。目前国内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私人银行， 从机制体制和人才，包括资源整合，与国外差距很大。银行服务群体很大，难以实现一对一服务，更多落地在支行，客户的需求在传递过程中会有缺失。”

而在利益点的问题上，银行可以采购公募和私募产品，但不太可能采购其他银行的产品，客户的利益怎么实现最大化?而传统机构的任务型销售，也容易造成客户与产品发生错配，不一定有匹配的风险承受能力。目前，超高净值客户大多有海外金融需求，银行也不占优势。再如，家族对法律和税务的服务需求，传统金融机构目前更多地是提供咨询。而只有金融机构与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形成共同利益的合作机制，成为利益共同体，才能提供最好的服务，这一点目前还做不到。

谈到传统金融机构这种窘境，在我国台湾从事了30多年资产配置和财富管理规划的厚源国际财务规划有限公司总裁陈厚宇表示：“在台湾，前10多年我没有跟任何渠道合作，而是自己做产品，因为我的工作就是把很多金融机构的产品拿过来拆解，找到这些真正能赚钱的，然后把产品组合起来提供给客户。之所以没有与渠道合作，是因为利益分成很难达成一致，无法达到客户利益最大化。”

这种固执让他在最早的10多年里只能撇开渠道，独闯市场。他调侃道：“这30年我从‘真小人’变成‘伪君子’，现在可以说已经修炼成正人君子。客户都非常有钱，最开始我也非常想赚客户的钱，但其实这种心理很容易被客户看穿。要真正为客户服务，就要真金白银让渡出很多利益，要不断淡化‘我’。”

这或许说出了近年来一些从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出走的人才的心声。他们希望以欧美历史悠久的家族办公室等机构为榜样，把财富管理机构当成自己的事业，通过长久的磨合，为超高净值人群和家族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不过要得到这些超级富豪的高度信任，他们必须做好“万里长征”的心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