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评论丨朱永新：教育供给侧改革如何深化?

本期看点：

中国迎来两会时间，

教育供给侧改革进展如何?

职业教育如何鼓励促进?

“互联网+教育”有哪些趋势亮点?

《首席评论》两会特别节目带您看两会，

精彩对话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

嘉宾介绍：

朱永新——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新教育实验发起人

文字实录：

教育供给侧改革进展如何?

短片：2017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教育供给侧改革不仅是经济领域的事，也是教育领域的事。教育供给侧改革，该如何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给受教育者提供更多、更好的教育选择呢?

记者：朱主席您好，在您去年的提案中，我们就看见您提到了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关键的是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那么您能不能先介绍一下，我们国家教育供给端的状况是什么样呢?以及经过这一年，伴随供给侧改革从攻坚之年到了深化之年，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朱永新：应该说这几年整个教育的发展还是很快，特别是从教育供给的角度来说，我们对西部地区，对农村地区的，各个阶段的教育都给予很大的关注和支持，所以还是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教育供给的需求之间的不平衡的关系，还没得到根本性的扭转，或者说改变。

记者：未来应该怎么来推进呢?

朱永新：因为整个教育供给侧是从学前教育开始，到基础教育，到职业教育，到高等教育，不同的阶段都有供给侧问题。像学前教育，这几年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在加大供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学前教育的普及率大幅度上升，因为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我们普及率，学前三年普及率达到70%，但是到去年我们已经做到了75%，也就是远远超过了2020年的目标。但是这样一种数量的快速增加，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也就是说大量的幼儿园教师中不合格教师，占了很大的比重。我们调研下来，70%的幼儿教师没有教师资格证书，45%左右的幼儿教师没有大专以上的学历，而且幼儿教师的待遇相对来说比较低，流动性很大，这也是快速的供给，本身也会带来一些问题。

再比如说，在基础教育阶段，那么我们这些年，在改造农村的学校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所以农村学校的硬件的建设发展很快，基本上很多地方跟城里面相差不是很大。但是软件的投入，相对来说还显得不够，尤其是教师。尽管从供给侧的角度来说，我们加大了像特岗教师的计划，像免费师范生等等一系列的，包括乡村教师的支持行动计划，但是很多根本性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再比如像高中教育，高中端教育我们到国外去留学的比重越来越多，像这样的问题，我们能不能在国内办一些高水准的国际型的学校，加大这方面的供给。

职业教育如何助力脱贫?

记者：在农村脱贫的供给侧改革的工作当中，您也提到了脱贫攻坚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教育脱贫。包括您去年也走访了很多地方，进行了很多调研。能不能给我们分享更多您的所见所闻，怎么做到教育脱贫的?

朱永新：其实五个脱贫的大板块里面，教育脱贫我觉得是最基础的，最关键的，也是投入成本和效率之比最优化的一个脱贫。因为我们去年，中央让八个民主党派对口八个省进行脱贫攻坚的民主监督。所以我们到湖南走了很多城市，走了很多乡村，同时我们民进的各个地方组织，也对职业教育问题做了一些调研。调研中我们发现，其实教育扶贫在整个扶贫里面，还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像我们在湖南省看到他们做的1+1助学工程，在建档立卡的贫困家庭里面，让一个孩子能够上一个好的职业学校，找到一个好的工作，然后有一个稳定的就业，这样年收入大概有三万块钱左右，这样一个孩子就业了，一个家庭的脱贫问题基本上就可以解决了。

整个职业教育的话，其实还是大有文章可以做的，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的职业教育从体系上，从文化基础上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提升和改进。

比如说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就是我们对职业教育这种认识，观念的改变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我们整个职业教育和企业离得太远。中国的企业基本上还没有真正地参与到职业教育中来，从国际的经验来看，凡是职业教育做得好的国家和地区，无论你看德国的双元制，一些国家的学徒制，这些比较好的解决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问题。其实中国过去很多企业办职业教育，办学校办得非常好。但是我们在企业的改革过程中，全部让它分离脱钩了，包括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现在我们学前教育资源紧张了，又鼓励他们办，所以怎么样在下一个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支持企业办职业教育，支持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比如职业教育给他免费吗?给他配套的经费支持吗?应该有很多鼓励性的措施。所以这些问题需要尽快地能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

如何把握互联网+教育的变革契机?

短片: 伴随“互联网+教育”的发展，更多教育资源得以广泛覆盖，也大大促进了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科技创新也在改变传统教育的面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最新技术通过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让一系列新兴技术和产品走进课堂的同时，也在推动教育的均衡化和现代化，并从信息化向智能化发展。

记者：目前“互联网+”已经深刻地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中来，包括像现在我们谈的很多的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等这样的技术也已经进入到我们的教育行业，那您是怎么来看“互联网+”对教育行业产生的影响呢?

朱永新：这个问题我去年写了一组文章，关于未来学校的十五种可能，关于未来学校的眺望等等，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因为你们想想现在互联网已经改变了我们的商业，它目前也正在悄悄改变我们的金融。那么教育呢?其实教育在“互联网+”方面，它的投入远远超出了金融，远远超出了商业，但是它一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去年写过文章，我认为这是由于我们的教育结构性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乔布斯之问，教育的乔布斯之问，你就是问为什么我们在教育技术上，在教育的互联网上花了那么大的工夫。但是教育没有变化，学校教育依然还是每天早晨上学，每天下午放学，还是每天坐在教室里听课。

其实教育已经在悄悄发生一些变化，我去年到美国去访问，看到了很多新型的学校，这些新型的学校也许就是未来教育的一个萌芽或者说一个雏形，比如说我看到了一个完全在网络上学习的学校，Stanford Online High School, 这个学校每周就上两天课程，完全是在网络上进行。但是它的成绩都是最棒的，在旧金山地区是第一名，那么未来在中国有没有可能学生不要到学校去，就通过网络学习课程呢，至少有一部分学生我相信是有可能做到的。

美国现在每年有200万的学生在家学习，就不到学校去了，未来学校还会这样吗?所以我提出未来的学校可能会变成学习中心，就是一个学生可能选择的不是在一个学校学习，而是在不同的学习中心学习不同的内容。比如说一个大学生，今后可能我不再是复旦大学学四年，我可能在复旦大学学这些课程，在北京大学学另外的课程，在耶鲁学这些课程，我这次在美国看到的一所新型的大学，学生第一年在旧金山学习，第二第三第四年分别在全世界的六个城市进行学习，所以整个学习打破了过去在一个校园这样的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未来的中小学生完全也有可能。未来可能文凭不再重要，而课程证书可能变得更有力量，不是在于你拿了什么文凭，而是在于你学了什么，把握了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这些就需要我们对教育结构进行深刻的变化，也就是要允许各种更加灵活的多样的自由的有弹性个性化的学校的诞生，各种小型的，所以在美国出现了很多小型化的学校，每个学校差不多一两百人，完全个性化的学生，自主学习的新型的教育业态会进一步出现。

所以类似于淘宝的教育淘宝，未来很可能会逐步出现。包括教师，我提出一个设想，未来的教师很可能成为自由职业者，可能未来的老师他会自己组建他的课程公司，跟你学校跟教育机构去服务，现在学生很痛苦，他在学校里学数学，放了学还要课外辅导再去学数学，在学校里学习英语，放了学还要到新东方补习英语，未来不需要，未来你在学校里学习中心的英语课程就是新东方开的，学习中心的数学课程就是好未来开的，学生就可以选择，而且我可以选择在这个地方学习这个课程，在那个地方学习那个课程，国家规定我一个知识结构，规定你小学生必须具有这样的知识结构，所以你在哪里学，用什么时间学，那你说了算。也不一定就从6岁开始，5岁学为什么不行，7岁为什么不可以，6岁开始学这个，7岁开始学这个，给学生更多的弹性，更多的可能性，这是未来教育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种新的可能。

民办教育如何定位?

短片：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将教育产业推到风口。《规划》中提及的鼓励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进入教育市场一事颇受关注。而去年11月7日修改通过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将自今年9月1日起施行。此次修法的核心问题是民办教育机构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类管理。其中规定，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可以自主选择设立非营利性或者营利性民办学校。但是，不得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

记者：民办教育促进法，在今年的9月1号就要正式落地实施了，那么对于盈利的，或者非盈利的这个民办教育机构来说，都是一种促进，您认为还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或者说政策，或者说改革，才能够激励民办教育的发展呢?

朱永新：其实做教育本身它是一个良心的事业，凭自己的良心去做的。既然去做教育，总体上来说，就不要想做盈利。其实从国际上来看，做教育绝大部分都是非盈利的。像美国有那么多的私立大学，从哈佛开始，这些都是私立大学，但是他们都是非盈利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民办学校进行分类管理这个方向是对的，我们要鼓励更多的，非盈利的教育机构，在中国能够成长起来。但是呢，怎么样同样去鼓励一些盈利性的教育机构，能够为大家提供教育选择的机会，个性化的教育的机会，我觉得从国际的惯例来说，也同样是如此。所以新的民办教育促进法以后，接下来我们在出台的实施条例里面，细则里面还要进一步地明确，因为中国的民办教育，跟国际上走的路线是不一样的。因为中国的民办教育，绝大部分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逐步滚雪球一样滚起来的。

那么他们好不容易走到今天，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现在这个时候一夜之间让他们决定我是盈利还是非盈利，其实是个很痛苦的事情。因为你说我是非盈利，就意味着我滚雪球滚来的所有的东西今后都不属于我了，都属于这个学校。如果我说盈利，那我脸上又很难看，我办学难道就是为了赚钱吗?好像我一开始也没想到去赚那么多钱，但是事实上对于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让这些办学者选择盈利和非盈利，其实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记者：这种矛盾怎么解决?

朱永新：当然我分析绝大部分的办学者，最后会选择非盈利。因为这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因为非盈利的话，政府给的支持的政策，会比较多。而盈利性的学校，无论是从它的声誉，还是政府的支持政策，可能都会面临一些问题。包括在义务教育阶段，现在禁止非盈利的。这样也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说在义务教育阶段，所有的学校，都不能够办盈利性学校。如果有一些人，他想做盈利性的学校，他就没有选择。所以这时候可能还得有一些细则允许这些学校有第三条道路可以走。所以我还是主张应该允许少量的，包括在义务教育阶段，一些个性化的探索。现在对国际学校今后怎么办?也是让他们选择盈利和非盈利，等等这些问题可能还需要今后进一步的探索。

其实在很多国家，民办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公办教育的补充，说你公办教育的资源不够了，我再办一个民办教育。其实它是另外的一种选择。

记者：另外一种形态。

朱永新：另外一种选择。而且从惯例上来说，一般都是，就是民营的教育机构品质更好，公办的学校保底、保基本，政府提供的是基本公共服务，而民办的教育机构做品牌、做个性，给大家更多的选择的机会。我们不能说它是有钱人的教育，但是总体上它是有更多的选择的机会。当然我们特别要鼓励那种公益性的民办教育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