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皇帝”胃口的全球化历险记

《喂养中国小皇帝》英文版封面，呈现大规模生产与消费的图景。虎头虎脑的中国男孩大口咬着汉堡,这是肯德基进入中国后经久不衰的餐点组合。

在鲁迅1927年写下的童年记忆里，蚕豆、茭白、香瓜、菱角这些食物总是熠熠生辉。那一代作家笔下的童年吃食，极少是专为儿童制作的。与中国历史上以往任何时期一样，改革开放之前，孩子一旦断奶，所吃的东西就迅速与成人接近。直到1979年的《辞海》，也还没出现“儿童食品”一词。巨变发生在80年代。经过一段时间的经济积累，中国儿童食品产业走上了高速发展的轨道。孩子们的“胃口”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变化。

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景军看来，“儿童食品”这一说法在中国大众文化中是崭新的，它是社会变迁中一个很重要的“语言学标志”。上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资深教授华琛(James L. Watson)在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发起的“中国社会饮食消费格局”项目，就是对这一变化的专题研究。参与这一课题的9位人类学家，用9篇调查报告呈现了当时已被称为“小皇帝”的中国儿童所经历的饮食变迁。这些研究构成了《喂养中国小皇帝》。2000年，该书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17年后，中文版才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喂养中国小皇帝
景军 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版

在这个研究团队里，除华琛本人之外，其他8位皆为他的同事或学生。他们之间情感亲近，所作研究既相互独立，又高度呼应。学者们分别选择了市场、政府、传统价值观、商业主义、全球化等角度切入，阐释了中国独生子女饮食变迁的历程。当这些文章被放在一起，便构成了一幅连续、立体的社会图景。

景军是华琛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弟子，也是《喂养中国小皇帝》的主编。2000年，他放弃了纽约市立大学的终身教职，受邀前往新筹建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除了对中国独生子女的持续关注之外，艾滋病防治政策、历史记忆、水库移民、生态抗争运动、弱势群体都是他的研究主题。如今回看这一多年前的调查，他认为，得益于当时这个团队的审慎态度，收录于这本书里的绝大部分结论依然站得住脚，而且学者们当时提出的一些预测，也已经成为今天的现实。而令他稍有些始料未及的是：原来大家侧重于关注消费带来的幸福，然而当人们的物质需求如此迅速地得到满足之后，与消费相伴随的焦虑又是如此深重。

儿童食品塑造文化权威

项目开始之前，团队中的每一位学者都曾对中国进行过不同的研究。当他们希望就同一主题展开合作的时候，“儿童饮食”成了他们最终的选择。他们意识到：在中国，家庭是永恒的人类学话题，但“儿童食品”却是其中全新的子话题。如何养育儿童突然成了这个社会的焦点。此后20年间，这个问题也从未消弭。“有孩子的家庭里，毒奶粉等食品安全问题所引发的焦虑显然更为严重。”景军说。

90年代中期“儿童食品”问题的提出，意味着他们需要处理这样一个独特的社会背景：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与独生子女政策在70年代同时落地，与此同时，全球化与消费社会正大步到来。当人们将“儿童饮食”这一问题嵌入其中，整个发展过程变得多元、复杂、充满矛盾。同时，这一过程也是对中国社会转型的一种折射。

景军对大川村儿童饮食的调查，浓缩地展现了多重矛盾的碰撞。这个当年的甘肃贫困村，是他自1989年夏天起便不断重访的地方。通过对孔庙重建过程的细致研究，景军于1996年写就《神堂记忆：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权力与道德》。而收录在《喂养中国小皇帝》中的报告《一个甘肃村庄里的食物、营养和文化权威》同样基于他对大川村的调查。就是在那里，景军观察到国家、现代科学、民间宗教、传统育儿方法和市场力量构成了一种紧张关系。

孔德芳是大川村走出来的农民工。有一天，她的孩子不明原因地大哭了一晚上。家里人慌了手脚，各自提出建议。外祖母希望孔德芳带孩子去寺庙供奉神仙;祖父主张用中医的方法，将芦苇根、干枣和小米粥熬成药;嫂子建议给孩子断奶，并推荐给她一款电视广告里的奶粉;丈夫则认为应该马上去医院看西医。孔德芳认为这些建议都有道理，她难以抉择，最终用哭声终止了家庭会议。

显然，在社会文化日趋多元化的背景下，没有哪一种选择具有足够的说服力。于是，在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大背景下，政府试图去统一这些分歧，在喂养儿童的问题上塑造一种权威。“国家对儿童食品消费也有着独特兴趣，干预他们吃什么是其人口政策的延伸方向之一。”推广母乳喂养就是政府在儿童饮食上做出的重要举措。而在大川村，政府同样推出了一系列增强儿童体质的项目，作为计划生育政策的辅助，比如由乡、县医院大夫建议当地儿童补充钙片等。

与此同时，市场通过电视广告使得儿童食品被转化成文化符号，塑造了另一种文化权威。早在1995年，大川村的商店就出售至少18种儿童食品，包括娃娃素、娃哈哈、蜂王精、橘子汁、巧克力、冰激凌等等。这种情况是全国性的。在书中收录的其他调查中，学者们看到，有孩子因为没吃过和路雪冰激凌而自卑;也有孩子因为在三年中只喝可口可乐而备感自豪。

肯德基、麦当劳与亨氏米粉

在《喂养中国小皇帝》中，每一位学者都关注到商业主义对儿童饮食的影响。景军觉得：“市场对人们的饮食观念产生决定性影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商业宣传能够如此支配我们，并与现代科学知识以及传统饮食知识抗衡，这件事情非常值得探讨。”

这本书的英文版封面，呈现的正是一幅大规模生产与消费的图景。一个虎头虎脑的中国男孩正大口咬着汉堡。在他面前，摆放着吮指原味鸡、圣代、土豆泥和蔬菜色拉。这是肯德基进入中国后经久不衰的餐点组合。画面后方坐着的是孩子的家长，她手中没有食物，却一脸欢笑。母亲宠爱着身旁的男孩，男孩则无比热衷眼前的洋快餐。

哪怕是进入中国30年后的今天，肯德基与麦当劳的影响力依旧绵延不绝，它们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餐饮观念。“当独生子女的家长们还有着一副中国胃的时候，孩子们已经被培养成了全球化的胃口。”在景军看来，肯德基与麦当劳的成功之处在于，它们抓住了中国孩子们的注意力，也就赢得了市场的未来。

这两家快餐品牌在中国的运营情况，吸引了人类学家们的目光。美国加州大学人类学教授阎云翔的《麦当劳在北京：美国文化的地方化》、美国戴维逊学院人类学教授罗立波的《全球化的童年?——北京的肯德基餐厅》，都是关于这个课题的研究。

罗立波在研究中着重分析了肯德基为适应中国市场做出的诸多本土化努力，比如用奇奇这个可爱的吉祥物代替慈祥的桑德斯上校。在他看来，“北京肯德基餐厅的成功源于它适应本土的能力，并最终成为北京儿童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景军强调的则是洋快餐对文化符号的塑造。他认为，将饮食与幸福的概念相关联，是这两家快餐品牌最重要的法宝。这些餐厅中都有儿童乐园，也都在广告中营造一种轻松聚会、阖家幸福的场景。“它们似乎能够给人幸福和欢笑，却遮蔽了我们传统饮食中的平衡观念，也违背了现代饮食知识体系中的营养观。”

书中给出的另一个重要案例是美国亨氏食品公司在中国的扩张。在引言中，景军勾勒了1984年进入中国市场的亨氏如何通过广告，将婴幼儿米粉与现代生活方式巧妙勾连，又如何联合政府与儿童照顾专家对其产品进行宣传。在学者们看来，肯德基与亨氏的流行，都意味着中国孩子开始被置于全球化的消费文化体系中。

市场的力量自然不是所向披靡，它面临着来自科学话语、传统饮食观念和政府力量的挑战。学者高素姗(Suzanne K. Gillette)在对北京一家爱婴医院的不断重访中看到了几股力量的胶着。爱婴医院是中国政府与世界卫生组织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推行的国家工程，旨在促进母乳喂养。但也就是在这些医院，每个产妇都会收到国外奶粉企业的广告。与此同时，那里的大部分孕妇都倾向于选择国外奶粉品牌。“科学也因为它的外国起源而备受重视。与此相反，一切源自中国的观念都被视为不发达或者落后的。”

当“小皇帝”成人

就如华琛在书中所描述的那样：“长寿宴开始被年轻人的聚会所取代，这与60年代完全不同。那时，60岁的老人是宴会主角，而孩子是被忽略的人群。”当中国人的饮食从白菜、豆腐变成红肉、糖和食用油的时候，孩子们也逐渐“崛起”，成为家庭聚会的主角。

华琛进而提供了这样一个数据：在1990年代中期的北京，包括食物在内的大约70%的开销，都以孩子为重心。老人已经从家庭食物消费的支配地位跌落，把主导权让给了他们所宠溺的孩子。与此同时，面临日益年轻化、国际化的消费潮流，老人们也渐感力不从心，反过来依赖于孩子提出的建议。

“这不是历史简单的回光返照，而是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出现了崭新的食品，在这背后一定是因为儿童独特的地位。”景军认为，儿童权利的确认首先体现在他们拥有的消费选择权，“家长可以不认同食物，但是他们已经不得不认同儿童的选择。”

儿童取代家中老人成为食品消费的“决策者”，这背后隐含着更深层的社会原因。在景军看来，这是中国孩子作为独立个体被慢慢承认的过程。天津大悦城事件所引发的舆论就是一则典型案例。今年2月28日，一位年轻父亲抱着两名幼儿从天井的玻璃围拦探出头去，却意外脱手;男子想要拉住儿子时，两岁的女儿也不幸坠落;两个孩子从4层摔到负1层，当场死亡。景军告诉记者，两会期间就有人提出讨论：在这样的事件中，家长是否应该定罪? “这在过去似乎是不可想象的，我们都默认了家长会照顾好孩子，怎么能在他们悲伤的心上再撒一把盐呢?但今天，我们不再把孩子看成衍生物，而是一个独立个体。”

景军在大川村调查时，那里还是一个吃不到肉的贫苦村庄。村里极少有人杀猪宰鸡，也没有饭馆，吃不到任何肉类的他只能每隔两周进城一次，借机补充动物蛋白。可如今，村里扎堆开出了30多家饭店。那里因为风光秀美而成了兰州的后花园，城市中产能在一个小时之内来到这里呼吸新鲜空气。高楼距离这个村落仅有“最后5公里”，这使得景军怀疑，它很快将被城镇吞没。人们的物质生活如此迅速地得到了满足，变化快到令人猝不及防。

20年间，与村庄巨变相呼应的是，一代“小皇帝”已步入而立。这个被多元食物“喂养”的人群，正面临喂养下一代和赡养上一代的课题。在这个物质生活已经基本得到解决的时代，他们要面对新的挑战，就如学者曹东勃在为该书所撰评论中写的：“在终结‘帝制’、走向‘共和’、全面小康之际，如何破解物质‘喂养’背后的情感孤寂和精神空虚，是这个时代子女教育需要思考的新问题。”

关注“小皇帝”的生命历程

第一财经：华琛教授在他本书最后一部分提出了对老龄化趋势和老年消费的展望。他说：“如果未来不同代际的消费者权力再次变化，老人们重新获得家庭当中的支配地位，那么30年后本书的续篇将被命名为《奉养中国的退休皇帝》。”对独生子女赡养老人的问题，你是怎么看的?

景军：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家长大都已经退休了。现在55岁到60岁的人聚在一起，30分钟之内一定会谈房子，然后就开始谈养老。养老问题让他们忧心忡忡。

我认为，华教授当时很高瞻远瞩，他的意思是：我们要关注这些“小皇帝”的生命历程。我们在捕捉“小皇帝”的生命历程时，也能捕捉到中国社会的变迁。也就是说，当这些小皇帝还是年轻人的时候，我们要关注他们的就业问题。到他们老了，也会对中国社会的养老问题提出新的挑战。因为毕竟这一代人面临的家庭结构与以往不同，亲力亲为的中国子女养老方式完全不可能了。机构化养老和社会养老的需求，可能比任何时候都活跃。这一点，从中国养老机构数量的激增、社会化和市场化的扩大，就可以看出来。超越家庭的养老形式开始出现。这个转变依然会在“小皇帝”这一代身上继续。

第一财经：在大川村调查报告的最后，你提出：面对现代科学话语和市场力量，中国传统的饮食观念会不会慢慢式微?当时你做出的是一个否定性的预测。近20年过去，你的新观察是什么?

景军：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轻视中国传统的医学观和儿童养育观。我不认为，全球化之后，我们就会失去本土文化的本质。实际上，我认为，中国文化在历史上一向是兼容的，能够把原来不属于我们的东西吸收进来。这就像是太极拳一样，各种套路都糅合其中。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每一个人的年龄、处境和社会地位不同，会有不同的文化。比如，爷爷辈的人，相信中草药，父母可能更相信现代科学，儿童可能更相信市场。这种科学、文化与市场力量的摩擦，在中国会是一个永久的主题。传统饮食观念永远不会被科学所取代，更不会被市场全部吞没。

第一财经：十多年过去了，关于书中内容，有没有修正和补充?

景军：我觉得这些学者都非常慎重，他们所做出的结论并没有过时。消费既是一种幸福，也意味着一种压力。比如我们必须购买iPhone，我看时尚女孩几乎没有不用的。当时我们也提到一个结论：消费是幸福的源泉，消费也是焦虑的源泉。现在，中国社会的这个趋势比我们做这项研究的时候更为普遍。有一本书叫《消费与忧虑》，是关于成都成功人士的人类学调查。我们发现，很多人获得财富之后仍然焦虑，这是我们当时没有看到的。

美国哈佛大学人类系社会人类学专业博士景军（左）与美国人类学家华琛（右）

人物链接

华琛(James L. Watson)：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哈佛大学费正清讲座教授。他自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在香港新界新田村调查当地的文氏家族。近半个世纪来，他在中国文化(尤其是汉人的家族、仪式、海外移民社区研究)及全球化与现代性本土化等方面的研究成就卓著。

景军：美国哈佛大学人类系社会人类学专业博士，师从华琛。现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兼艾滋病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著有《神堂记忆：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权利与道德》，并主编《喂养中国小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