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活动期间污染物减排效果明显 北京蓝天如何可持续？

“我和大家的心情一样，雾霾要治理，蓝天在未来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奢侈品。”今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会见中外记者时说。

每当重大活动来的时候蓝天就回来了，活动一结束，雾霾便卷土重来。今年两会之后也同样。

两会15日结束，16日，华北、黄淮多地大气扩散条件转差，陆续出现中到重度雾霾天气过程。

17日，北京大学统计科学中心和光华管理学院环境统计课题组发布的《北京地区2013-2016年区域污染状况评估》称，在经济回升期的大气环境治理将更加具有挑战。如果说2015年大气环境治理在经济放缓的背景下是“顺水行船”，那么2017年将是“逆水行舟”。采用更加科学、精准的空气质量评估方法，是保卫蓝天不可回避的选择。

煤耗量的下降是北京市近几年PM2.5和二氧化硫下降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摄影/章轲

该课题组分别于2015年3月和2016年3月发布了两份空气质量评估报告。与之前的两份报告相比，今年报告所使用的监测站点数量从原来4个增加到36个，所研究的污染物从PM2.5增加到PM2.5、PM10、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和臭氧六种常规污染物。

监测数据的“真与假”

课题组介绍，作为国家大气污染监测网的一部分，北京市从2013年1月开始实时发布PM2.5和另外五种污染物的浓度数值。北京市共有36个空气质量监测站点，其中12个为国控站，23个为市控站点，1个为美国驻华使馆站点。

研究发现，北京的PM2.5均值浓度有很强的季节性：冬季最严重，其次是秋季、春季，夏季最轻。中心区域在2015年和2016年的夏季浓度是冬季的三分之二左右，南部区域2014年至2016年夏季只有冬季的一半。

在2015年和2016年夏季，北京的整个区域PM2.5浓度接近60微克/立方米(分别为63.6和61.3微克/立方米)。

60微克/立方米是国务院颁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大气十条”)为北京提出的在2017年应该达到的年均值目标。然而，北京近两年春秋冬三个季节的平均浓度仍远高于夏季。这说明北京要达到年均60微克/立方米的目标确实还要下大力气。

课题组介绍，从年度变化的角度来看，不论是中心区域、北部区域还是南部区域，每个季节的PM2.5浓度在2015年和2016年均比2013年和2014年低了很多。

这四年中空气质量的显著改善发生在2015年。与2014年相比，中心城区的年均值浓度从2014年的91.1微克/立方米下降到2015年的79.8微克/立方米，降幅高达12.4%，其中夏季下降20%，秋季17%，春季10%，冬季5%;南部区域的改善要少一些，2015全年只比2014年下降9%。

从区域差异的角度来看，南部区域比中心区域的PM2.5污染严重许多。在夏季，中心区域和南部区域的差别非常小，但在秋冬两季，这一差距加大。在2015年，南部比中心区域的PM2.5平均浓度高出30%(23.6微克/立方米)，秋季的这一差异为20%(16.0微克/立方米)，冬季的差异最为悬殊，上升到63%，差值高达62.5微克/立方米。

对于人们最关心的2016年空气质量改善情况，研究结果表明，2016年比2015年没有显著改善。在这三个区域中，南部区域在2016年夏季和冬季比2015年同期分别有5.4微克/立方米和15.6微克/立方米的显著减少。对于中心和北部区域而言，2016年秋冬两季比2015年同期均有增加，其中北部地区在冬季的增加最为显著。这导致中心和北部区域2016年全年浓度水平比2015年没有改善。

具体来说，中心区域2016年全年均值浓度为80.9微克/立方米，比2015年的79.8微克/立方米增加了1.4%，其中春夏两季持平，但秋冬两季分别增加了3.9%和3.1%。这说明2016年的PM2.5浓度与2015年相比实际有所回升。

研究还发现，北京PM2.5浓度南高北低的区域差异特征。这一区域差异在春夏两季并不大，其中夏季差异最小。但在污染严重的秋冬两季南高北低的表现是非常明显的。在冬季，市中心(长安街附近)的PM2.5在100微克/立方米左右，而南部已在150微克/立方米上下;从长安街往北，浓度基本呈下降趋势;北部比中心区域低大约18%到32%。这一空间分布特征反映了南部的污染物排放高和污染物从南边传输的路径，也表明秋冬两季南部区域的环保减排还需加强。

课题组称，与各级环保部门的空气质量统计是以自然年为口径，并且是基于国控站点不同，课题组研究使用的“年”是涵盖一个完整四季的“季节年”(从每年3月到次年2月)，更接近传统的农历年。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到一个季节具有一个稳定的气象特征。

2017年1月和2月(含在2016年冬季)PM2.5浓度的强力反弹导致2016“季节年”的原始浓度增加。这也说明北京2016年的空气质量改善是非常脆弱的。

五种污染物浓度综合评估

PM2.5只是衡量空气污染的一个指标，中国的大气质量常规监测还包含另外五种污染物：PM10、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和臭氧。五种污染物除可吸入颗粒物PM10外，其余四种皆为气体。

课题组介绍，由于大气污染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研究这五种污染物的动态变化趋势能从不同侧面描述大气污染的状况，为理解与治理北京地区的大气污染提供一个更加全面的视角。

研究发现，PM2.5占PM10的百分比在春季最小，但也在60%至70%之间。秋季在75%至85%之间，夏冬一般在80%到92%之间。春季PM2.5占比低是由于春季沙尘导致当量直径大的颗粒物多的缘故。

令人惊讶的是，在污染最严重的冬季和最轻的夏季，PM2.5的占比一般都在80%之上。这意味着北京PM10的污染问题主要是由细颗粒物PM2.5造成的。

从年度变化的角度来看，不论是中心区域还是南部区域，2013年PM10-2.5的浓度在四年中较低，2014年的浓度比2013年有显著增加;2015年普遍低于2014年，2016年的秋冬两季比2015年有所增加。课题组称，总体来讲，PM10-2.5的浓度在过去几年没有改进。北京市在减少沙尘、道路扬尘方面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京津冀每年要消耗近3亿吨煤，相邻的晋鲁豫每年消耗10亿吨，占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一。这无疑是二氧化硫的最大排放源。

研究发现，2016年与2015年相比，二氧化硫浓度的下降趋缓，这可能是由于整个京津冀区域二氧化硫和PM2.5在2016年减少都不多的缘故。另外，河北省的煤炭消耗量在2016年秋冬季的反弹上涨也是主要原因。课题组认为，北京市下一步的“煤改气”、“煤改电”措施应重点针对边缘地区的冬季供暖，因为现阶段冬季的二氧化硫平均浓度在19.6微克/立方米左右，仍有相当大的下降空间。

二氧化氮(NO2)作为氮氧化物(NOx)的一个组成部分，直接参与大气中的氧化还原反应，是PM2.5和臭氧的主要成因物质之一。

研究发现，北京过去四年中二氧化氮最大的改善发生在2015年，它和2014年浓度相比有相对较大的减少，但全年的改善也只在6.6%至19.1%之间。2016年比2015年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增加了。其中北部和中心区域在2016年冬季、南部区域在2016年春秋季均有非常显著的增加。

此外，整体来看，北京近几年中一氧化碳浓度的改善主要发生在2015年。2015年四个季节的浓度比2014年同期都有不同程度的显著下降(3.0%-15.3%)。但2016年同2015年相比，除中心区域夏季、北部区域秋季、南部区域冬季有显著下降之外，在其他季节持平或略有增加。其中，中心区域的秋季均值浓度增加了3.0%。南部区域在夏秋两季分别有8.3%和9.3%的显著增加。

课题组分析认为，北京一氧化碳和二氧化氮这四年改善有限的主要原因是对机动车减排还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

综合24小时和8小时臭氧数据的分析结果，课题组也发现，近几年北京市臭氧的改善甚微，并在2016年有加重的迹象，尤其体现在浓度高的东北部和东南部地区的夏季。这意味着北京目前在PM2.5污染相对较轻的夏季，臭氧浓度已经超标。

重大活动对污染物减排影响

为什么一到重大活动，蓝天就会重现并且能持续呢?上述课题组做了这样的分析：

2014年11月10-12日APEC首脑会议在北京怀柔举行。为了保证APEC会议期间的空气质量，各级政府自11月3日起采取了一系列的控制措施，暂时关闭了北京周边及河北省廊坊、保定、石家庄、邢台等沿太行山脉城市的一些工厂，实施了重污染应急减排措施。

从11月6日开始，这一应急减排措施扩展到更多的河北城市，以及部分山东、山西和内蒙古的城市和地区。不少地方(如北京、天津)实施机动车单双号限行，并尽可能地采取了限、停产措施。北京市学校、公共机构部门也都放假以减少污染物排放。在APEC会议期间，著名的“APEC蓝”时有出现。

课题组介绍，由于在2013至2016四年间，只有2014年的11月3日到12日在北京市及周边华北地区采取了大规模的减排措施，这就提供了一个对比实验的机会。对2014年APEC期间的调整均值与其它年份同期的调整均值进行对比，如果2014年APEC期间调整均值显著低于其它年份的同期浓度，说明APEC效应十分明显。

监测数据显示，在六种污染物中，PM2.5、PM10、二氧化氮和一氧化碳有较强的APEC效应，二氧化硫和臭氧没有APEC效应。其中，PM10浓度在2014年的降低主要是由于PM2.5的降低造成的。二氧化氮的APEC效应表明APEC期间对机动车的管控措施产生了积极的效果。而二氧化硫没有APEC效应有可能是由于潜在的供暖期燃煤造成的。APEC管控期正值冬季供暖开始的阶段，在正式供暖开始前，存在有些单位或者个体提前供暖的现象，这部分的燃煤供暖作为混杂因素可能会对APEC效应的计算造成影响。

课题组表示，尽管2015和2016年北京的PM2.5空气污染比2014年已经有了降低，但是2014年APEC期间的浓度水平远远低于2015年和2016年11月3日至12日期间的PM2.5平均浓度。这说明APEC期间如果不实施减排措施，鉴于当时的气象条件，“APEC蓝”很可能不会出现。

另一个重大活动是2015年的“9·3大阅兵”。为了保障9月3号阅兵时的空气质量，鉴于APEC期间空气质量联防联控的成功经验，区域空气质量保障措施在2015年8月20日至9月3日期间于华北地区实行。

在此期间，北京实施了机动车临时交通管制、工业企业停限产、扬尘污染控制等一系列的保障措施，措施包括：北京全市区域实施机动车单双号行驶、公务用车停驶80%、建筑垃圾和各种运输车全天禁止在市政道路内行驶等。从8月23日到28日，河北、天津、山西、山东等地也启动了空气质量保障措施。大阅兵期间采取停限产措施的工业企业，远远多于APEC期间。

监测数据显示，在六种污染物中，除去臭氧外，从南到北的北京全部监测站点2015年大阅兵期间的浓度水平均是这四年中最低的。这说明阅兵期间的大气管理措施对PM2.5、PM10、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一氧化碳效果明显，但是对臭氧的影响不大。

课题组表示，大阅兵期间的一系列减排措施在保障北京空气质量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与2014年的APEC效应相比，大阅兵的效应比例更高。这也从实际效果上验证了大阅兵期间实施的各项防控措施多于APEC期间的防控措施。这些比APEC期间更加严厉的措施实实在在地收获了更加可喜的空气质量改善效果，同时也说明，只要肯从源头上限制住污染物的排放，北京的空气质量不仅是可以改善的，更是可控的。

“要想让‘APEC蓝’和‘阅兵蓝’得以持续，为改善空气质量设计一个可持续的管控体系才是长久之道。”课题组称。

课题组表示，北京要想在2015年和2016年的水平上进一步减少PM2.5及其它污染物的浓度，更严格的环境监管和更有效的减排措施无疑将是唯一可靠的手段。而这应当回到空气质量监管的科学问题本身：提高监测数据的质量是当务之急，建立更有效的监测站点格局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