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焦虑”已经成为国际话题。在18日开幕的2017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专门设立了“直面中等收入群体焦虑”讨论环节,探讨问题所在及解决途径。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培林在会上表示,中国面临双重中等收入陷阱,一方面是中国能否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阶段,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是中产阶级能否成为大多数,建设成“橄榄形”社会结构。
“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个人发展机会在减少,低收入者能否进入中产、中产能否保住地位,变得不确定,”李培林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发生深刻变化,2016年消费对经济的贡献达到65%,这是前所未有的,但这并非是消费的绝对增加,而是投资和出口下降造成的相对上升。
按照世界银行等使用的标准,中等收入群体是指人均每人每天收入或者消费10~100美元,按照这一标准,2015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达到44%,涉及到5亿多人;若根据中国自己按照国情设定的探索性的标准,家庭年可支配收入9万到45万之间的被划为中等收入家庭,那么中等收入家庭涉及到3亿多人。
除了绝对标准,还有一个相对标准。即按照一个国家收入的中位线衡量,中国2015年中等收入群体占到38%,也涉及近5亿人。“相对标准带来的问题是,不会根据收入标准提高而不断增加,除非改变收入结构,”李培林认为,目前按照6.5%的GDP增长率,中国有信心在2022年~2024年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
“这个在中国来看,还是比较确定的,时间不是很长,有信心在那个阶段保持6.5%的增长率。”他表示,当前比较难的问题是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此,中国目前提出了人力资本优先发展战略、促进大众消费的税收政策,将通过完善分配政策,让大学生和农民工成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部分,同时提高农民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
在李培林看来,中国形成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会有更大的购买力,这同时也会给美国创造就业机会,改善中美两国在这方面的关系。
三个金融发力的重要方向:支持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支持提高消费供应效率、加强基础金融服务。
鉴于人工智能革命影响的广度、速度和深度,短期内其对就业市场的扰动或将比以往技术革命更为剧烈。
随着时间推移,补贴对消费的拉动效应将逐步减弱。服务消费则具有较大增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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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将公平放在民生政策的首位,强调增强社会保障的公平性,提出有效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加强低收入群体兜底帮扶等政策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