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它一个亿也不要!蒜乡农村合作社热衷议价成“鸭大王”

第一财经其他李攻2017-03-20 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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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我们对合作社社员进行了年度分红,分红(红息)的比例是12.8%。也就是一分多一点(月息)。”日前,山东省金乡县京信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建强带着第一财经记者,边参观他的冷库边介绍去年合作社的“业绩”。

冷库很重要。在金乡这个全球性的大蒜之乡,衡量一个人的经济实力,不是看你有多少银行存款,而是看你有多少“洞”。“洞”是当地人对冷库的称呼,一“洞”的存储量大概在700~1000吨。

杨建强现在有6个“洞”,他未来的计划是扩展到12个“洞”。

对杨建强来说,“洞”已经不是衡量他财富的坐标,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他发展农村合作金融的平台。

这是因为,他的“洞”可以提供给京信合作社的社员存储农产品,比如大蒜、冬桃等。这就像一条纽带,将他的合作社和作为社员的农民联系在了一起。

“入社满一年而没有给合作社带来实体业务的,下一步我们将逐步劝退。”杨建强告诉记者,“如果入社仅是为了分红,那我们不欢迎。”

在杨建强看来,没有实体做支撑的农村合作金融是没有前途的。按照他的话说,农村合作社如果将钱借给人去建房子,那它必“死”无疑。

合作社的“议价权”

“在金乡县,你看到的10个鸭棚,其中7个到8个是‘我的’。”杨建强说。他利用合作社这个平台,在金乡县发展了500多个养鸭户。

最多的时候,杨建强合作社下面的养鸭户每月可以出棚100多万只鸭子。后来因为环保原因,很多不达标的养鸭棚关掉了。但即使如此,每月仍可以出棚50多万只鸭子。

说这个话的时候,杨建强显得颇为兴奋。因为冬天即将过去,很快春暖花开,而此时正是养殖肉鸭收益最高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一只肉鸭的养殖期在39天,有的更低,只需要29天。养殖期29天的,基本是拿去做烤鸭了。冬天和夏天,因鸭舍增温或降温需要用电,加上鸭子这段时期不大长肉,每只鸭子养殖户的收益是2元左右。而到了温度适宜时,一只鸭子的收益最高可以到3.7元。

春天要来了,杨建强的“鸭事业”群体又可以增加不少。

一个鸭棚的养殖量大概是6000只,一个农户至少有2个鸭棚——因为一个鸭棚同样需要两个人照看,达不到规模效益。即使鸭棚不能“满负荷”生产,对农民带来的收益也是可观的。

“每年每棚可出肉鸭7~10茬,每个棚利润在8万~10万元。”杨建强介绍说。

养殖户想养鸭却没有本钱,杨建强的合作社会提供资金,月息是6厘,算起来年息是7%左右。

“大银行对这些业务看不上眼。即使是一些小的金融机构,对此类贷款的月息也会到一分以上。算起来,年息大致在12%。”杨建强介绍说。

借助农村合作社这个平台“绑定”一个群体,比如养鸭群体,通过群体的规模效应,黏牢这个群体,进而通过增值服务取得收益。这是杨建强合作社的运作模式。

500多个鸭子养殖户,都集中在合作社这个平台上,合作社除了提供技术服务之外,还统一提供饲料和防疫药品。就是因为这一点,杨建强取得了“议价权”。

“我的规模大、用量多,在一定程度上供应商在价格上就需要和我商量了。比如药品,我不是货到付款,而是你先给我交押金。现在有5个药厂给我供货,我要求每个药厂先拿20万元放在我这里,药品出了问题,先拿这笔钱补偿给养殖户。药品我是一个月给厂家结一次账。这样,药厂的资金反而沉淀到我的合作社来了。”杨建强告诉记者。

“开始时,老百姓养鸭子用药是我垫付的,占了不少成本。后来量上来了,我就可以跟药厂谈价格了。”

同样的模式杨建强复制到桃的种植和辣椒的种植上。

杨建强利用合作社这个平台,在全县推广栽培“京信红”富硒晚秋桃和“京信红”朝天椒。现在已在全县推广桃树5000多亩、辣椒30000多亩。

对桃树和辣椒等的农资供应同样集中在杨建强的合作社。根据金乡县政府提供的资料,去年,杨建强的合作社平均每袋化肥比市场价便宜15~20元,累计供应6000吨,社员节约生产成本210余万元;按承诺高于市场价0.2元/斤回收社员农户辣椒1800余吨,社员增收72余万元;高于市场价0.1元/斤回收成员农户大蒜3500吨,社员增收70余万元。合作社通过开展农资供应、农产品收购、肉鸭养殖,全年盈利760余万元。

杨建强供应的农资为什么便宜呢?他告诉记者,合作社有30多辆车,负责农资的配送。合作社有一个系统,统计农户的农资需要量,一个村,或者加上附近村的合作社社员,如果农资需求量到了一车,他就从农资生产厂家直接拉货送到农户手中了。这中间少了很多中间环节,农资的价格自然便宜不少。

“有了平台,才有规模;有了规模,才有议价权。”杨建强认为他的合作社模式对改变农民的弱势地位有所帮助。

合作社的收益渠道

去年,杨建强的合作社实现利润1180万元,今年他的计划是实现利润2000万元。

这个利润,当然不全是合作社本金创造的利润。杨建强介绍说,农民入社每户的资金在200~2000元之间。从合作社成立开始,共计吸收了2000万元的资金。

这个利润,是杨建强运用合作社这个纽带创造的利润。仓储物流260万,大蒜配资500万,生资植保600万,生态养殖100万,电子商务30万,信用互助10万,桃果、蒲公英回收200万,政策扶持300万:2017年合计2000万元。

其中可以看出,信用互助的收益是最低的,只有10万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符合农村合作金融微利运行的政策要求。

“信用互助微利定位,不以盈利为目的,作为扩大产业项目规模经营的有效资金供给渠道,解决部分社员项目的融资难问题。计划2017年为300户困难社员解决创业资金难题。每户3万~5万元,合作社只收取服务费300~500元。”杨建强说。

这是京信合作社今年在解决困难社员方面的计划。这与从合作社借款、月息6厘的群体还是有所不同。

主要的收入来自合作社这个平台之上的“增值服务”。具体来看,最大的一笔利润收入是生资植保。杨建强又细算了账目:“我社现有社员2.6万多户,金乡总计耕地面积80万亩。我社现在总计半托管社员农户土地12.6万多亩。对成员农户施行五统一的管理办法:统一种子、统一技术、统一使用化肥农药、统一管理、统一销售。种植的各个环节我社均高度参与。春季追肥收益10元/亩×12万亩=120万元;夏季飞防植保收益20元/亩×6万亩=120万元;秋种底肥收益30元/亩×12万=360万元。”

排在第二位的是大蒜配资。这一点与金乡县是全国最大的大蒜集散地密切相关。这也是杨建强首先带领记者参观他的“洞”的原因。

杨建强介绍说,金乡为全国大蒜交易市场,客户众多。合作社在金乡县各乡镇共有冷藏库16余座,共计12000吨储存量。通过为信誉较好的客户提供50%~70%的大蒜收储资金,配资规模达到4800万元,收取一定的服务费。

“客户的大蒜储存在我社自有冷库中,仓储费用和服务费用为共同收益。而且没有风险,如果价格较低时候,我社可自行出售货物以确保资金安全。仓储费300元/吨×12000吨=360万元;大蒜配资服务费:货币差额收益60元/万-月×4800万×6个月=172.8万元。”

这里有一个类似“强行平仓”机制。在金乡县的大蒜收储环节上,金融机构也有类似的机制。你要存储大蒜,金融机构可以给你五成的配资,但大蒜是作为抵押物的。大蒜价格涨了,皆大欢喜;如果跌到一定价位,金融机构会出卖大蒜,斩仓止损。

另外的一块大头是政府补助资金。这一块是300万元。“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和县里的发展规划,争取政策扶持资金,建设一、二、三产业融合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给一个亿也不能要

鸡年春节刚过,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共提出6个方面33条举措。其中一大举措便是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积极探索新型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的有效途径,稳妥开展农民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试点,落实地方政府监管责任。

新型农村合作金融改革,山东是全国范围内唯一的试点省份。

农村合作金融的实质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2015年年初国务院批复山东省的“试点方案”规定得很明确,其原则包括:坚持服务“三农”本质要求,着力解决农民生产经营活动中“小额、分散”的资金需求,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坚持社员制、封闭性原则,不吸储放贷,不支付固定回报,不对外投资,不以盈利为目的;坚持社员自愿,互助合作,风险自担;坚持立足农村社区,社员管理,民主决策,公开透明。

但农村合作金融也蕴藏着很大风险。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曙光曾在《第一财经日报》撰文,提示农村信用合作的7大风险:第一,社会资本的逐利动机强烈,扭曲其合作金融的初衷和宗旨,使得资金互助不是为农民服务,而是为投机资本服务;第二,有些合作社治理结构不规范,影响到信用合作的效率和决策的稳健性;第三,有些合作社基本以信用合作为唯一业务,其信用合作的产业基础不牢固;第四,风险防范机制和内部流程不完善不规范,隐含着大量操作风险;第五,农民对金融业务不熟悉,导致操作风险;第六,农民信用合作经营者的道德风险随着合作金融规模扩大而增大;第七,某些地区地方政府存在过度介入行为,极大地影响了农民信用合作的信贷质量。

杨建强是一个心里“很有数”的人,他也不贪心。他说,如果放开社员的入社资格,现在筹集的资金就不是2000万元,而是一个亿以上了。但这些资金如果真的都入了社,也是很烫手的。

杨建强在合作社内部成立了“保险公司”。养殖业的风险很大,一场动植物病害下来,养殖户可能血本无归。杨建强曾以合作社名义到保险公司申请入保,但保险公司拒之门外。于是,杨建强想了一个办法:养殖户每只鸭子提2分钱,合作社负担3分钱,收购鸭子的公司承担5分钱。这样,每只鸭子就有1毛钱的保险基金了。现在,已经归集到40多万元的基金,万一养殖户发生重大损失,符合条件的养殖户是可以通过这笔基金渡过难关的。

采访中,杨建强告诉记者,合作社对社员发放借款,是有严格程序的。其中,有不良嗜好的没有借款资格。

杨建强的合作社严格规定了互助金的“5个不借”:借款人及担保人的信用偿还能力有问题的、有不良嗜好的、家庭不完整的、年龄超过55岁的、在银行有不良信用记录等情况,都不予以借款。

杨建强说,这些规矩都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他深知基层农村的人员构成,有的人就是“二流子”,有了钱就去喝酒、赌博。这样人具有很大风险,所以他特别强调了有不良嗜好的人不能入社,更不能从合作社借款。

来看一下杨建强合作社的风控机制:严格执行信用互助业务“借前调查、借中审查、借后跟踪”的流程环节。在互助金发放前、中、后皆制定了严格的流程和书面材料,即事前申请、调查,事中录音录像、面谈、面签、会审,事后跟踪服务。借款的录音、视频、照片等影像资料齐全。

此外,请法律专家完善、规范信用互助金发放合同,完善手续;每笔信用互助金采取一户两保制,即一户社员需要资金,需要另外两户社员提供担保,确保互助金的安全性。

所有投放的信用互助金按每笔70元保费,最高保额5万元,都缴纳了商业保险,确保互助金的安全;成立风险基金,保障社员利益,通过主营的养殖业务中间产生的服务费,提取了一部分资金作为风险金。

在采访中,第一财经记者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农村合作金融是农民“联合自治”的一个平台,而不是利用合作金融这个渠道去圈钱、去赚钱。

“我看中的是合作社这个平台。说实话,我现在并不缺少资金,我有好几个‘洞’呢。但我觉得合作社这个事儿有意义。最简单的例子,农民之间的借贷,有两种情况:一是高利贷,二是碍于面子不收利息。通过合作社这种方式,该收的利息就收啊。”杨建强总结道:“这对民间借贷其实是一种规范。”

“我现在最大的收获是,通过信用合作的开展,拉近了合作社与社员之间的关系,带动了合作社其他业务的蓬勃开展。通过合作社的规范,也带动了我们自身的规范,从业务到管理都上了一个层次。这对企业自身来说是很受益的。”杨建强最后说,“一年一两千万元的利润,对大企业是九牛一毛,但对我们这么一个农村合作社来说,大家都很兴奋,都很有满足感。”

编辑:谢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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