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经济受大宗商品价格拖累

中债资信与社科院世经政所联合撰写的《对外投资与风险蓝皮书》“下称《蓝皮书》”称，2015年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经济方面表现不一，但增速普遍受到大宗商品价格不振以及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负面影响。

上述《蓝皮书》指出，从政治局势来看，各国差异性较大，但整体趋稳：部分国家完成选举和政府更迭，政治格局稳定，部分国家则饱受战争和恐怖主义威胁，仍处在新一轮国家秩序和地缘政治格局重塑中。

其中，特别是部分沿线国家经济结构单一、严重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弱点暴露无遗，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动推动“一带一路”部分沿线国家的社会形势变化和影响环境风险增加。

《蓝皮书》称，民族宗教因素、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与失衡三大深层次问题相互交织，主导了全球国家风险的变化趋势与分布格局，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形成较大挑战。

为此，《蓝皮书》称，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除了关注投资机会和收益外，需要更加注重国家风险的评估和防范。在政府层面上，需要建立和完善海外投资保护政府全面行动框架和规范企业海外经营行为。在企业层面上，需要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体系，提高危机应对能力，充分尝试多种所有制企业联合“走出去”等形式。

东南亚地区基础设施升级成瓶颈

《蓝皮书》称，在政治层面，从目前来看，“伊斯兰国”在东南亚实施的恐怖袭击，无论从数量还是破坏力上，尚不可与中东国家同日而语。

即便如此，东南亚国家未来的反恐形势仍不容掉以轻心。互联网和社交网络大大助长了恐怖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张。譬如，“伊斯兰国”成立了马来语的网站，专门用来招募东南亚恐怖分子。

与此同时，东南亚国家目前大力鼓励外国投资者进入制造业，但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低下已经成为东南亚国家发展制造业的重大瓶颈。

《蓝皮书》指出，若制造业所必需的物流、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无法得到充分、高效的保障，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运营风险的加大，从而导致投资成本的飙升，且日后的生产经营活动也将时常面临中断或延迟。由于东南亚国家基础差，同时缺乏资金，且担心过多的国际援助将加大债务压力，东南亚国家的基础设施升级改造进度缓慢。

中东地区非传统安全风险持续上升

《蓝皮书》指出，在中东地区极端思想回潮，恐怖组织肆虐，恐怖袭击频发，中东地区非传统安全风险持续上升。

自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以来，中东地区多个国家陷入政治失序、经济崩溃的治理困境，维持地区稳定的地缘政治格局被打破，中东政治版图出现严重的碎片化趋势。在重塑地缘政治格局的过程中，域内外大国为提高自己对地区事务的影响力，暗中支持利益代言人制造混乱、挑起战争，导致地区局势持续动荡，人民生活异常艰难。

《蓝皮书》称，近几年来，肆虐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就是典型代表。虽然在多国打击下，“伊斯兰国”已损失大面积的地盘和石油资源，转入战略守势，但短期内要想彻底铲除“伊斯兰国”几无可能。

除“伊斯兰国”以外，中东地区还活跃着基地组织及其分支、沙姆征服阵线、库尔德自由之鹰等其他组织。总之，只要中东地区混乱的地区秩序得不到修复，就无法从根源上遏制极端宗教思想的传播和恐怖组织的肆虐，时常发生的恐怖袭击将中东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风险推至高位。

同时，就中东国家经济形势来看，石油出口国，国际原油价格下跌导致石油出口额大幅减少，引发短期经济增长波动;非石油出口国，经济结构差别较大，但对外依存度普遍较高，国内政局不稳和外部经济环境持续低迷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油价下跌和经济疲弱导致财政收入加速下降，但财政支出相对刚性，降幅较缓，中东国家财政形势明显恶化。

展望未来，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中东国家经济多元化转型任重道远，中短期内，中东地区经济可能将延续疲软的态势。中东地区大部分国家市场规模有限，经济结构单一，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较高，尤其是石油出口国，严重依赖石油经济，经济增长面临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和内部结构性矛盾的双重考验。

与此同时，《蓝皮书》指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为中东国家经济发展与转型提供契机。中国与中东国家的经济合作一直主要集中在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和工程承包领域，但实际上双方经济互补性较强，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根据各个中东国家经济结构的特点，可以有针对性地开拓新的合作领域。

比如，海湾产油国正致力于经济多元化转型，双方可以在金融、旅游、房地产、航空、海运、商业等领域开展合作;伊朗工业体系比较健全，基础设施薄弱，中国可以加大对伊朗中高端制造业、铁路、电力、通信等领域的投资;埃及劳动力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中国企业可以依托中埃经贸合作区，投资中低端制造业;以色列科技发达、人才优势突出、基础设施亟须完善，中国与以色列的合作主要涉及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高新技术产业、水资源开发等领域。

中亚地区的准入壁垒

《蓝皮书》指出，在中亚，国家经济滑坡也给极端主义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同时，中亚国家政权交接有可能给政治稳定性带来考验，对外资企业形成冲击。为此，虽然中亚地区领导人的更迭不足以改变国家对待中国投资的态度，但由此可能带来的局势动荡极有可能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企业的投资和运营带来冲击。

与此同时，部分中亚国家对能源行业设置了准入壁垒或政策限制，对中国-中亚能源合作项目的开展造成了较大不便。

例如，哈萨克斯坦近年来对石油天然气等战略资源加强了国家控制力度，根据哈《矿产资源与矿产资源使用法》，国家对矿产品的交易和地下资源利用权的转让有“优先购买权”。

这一规定使哈地下资源利用者在买卖和转让交易中失去了主动性，对未来外国投资者进入和退出哈矿业市场，特别是收购哈萨克斯坦矿产企业构成了实质性障碍与风险。此外，在油气行业及劳务方面提出了“哈萨克含量”的规定，即在哈注册的各类公司在经营活动中，凡涉及哈国商品、工程和服务采购事宜，都必须依法在投资合同和矿产资源开采合同中明确规定采购比例，还包括外方和哈方被雇佣人员的比例。

而现实生产过程中，很多需要采购的商品，比如工艺复杂的器械设备等在哈没有生产，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相应的技术支持也十分匮乏，一旦完全遵守“哈萨克含量”，势必将给企业的运营增加巨额成本。哈萨克斯坦石油与天然气部曾经对未按照合同履行“哈萨克含量”的油气企业进行罚款。

同时，《蓝皮书》称，恐怖主义活动在中亚已经进入活跃期，恐怖分子可能通过袭击外资企业达到要挟政府、扩大国际影响的目的，从而实现政治诉求。

目前中国已经取代俄罗斯，成为中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在该区域投资大量基础设施项目。此前虽然没有中国企业或公民在中亚遭遇恐怖袭击的报道，但随着中国在中亚的海外利益日渐扩大，风险敞口也必然随之加大。

《蓝皮书》称，未来，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基础设施、常驻机构，以及中国公民遭受恐怖袭击的风险呈上升之势：从世界其他区域经验来看，目标庞大，穿越国界的能源基础设施更容易成为武装袭击的目标。

譬如，对中亚地区来说，费尔干纳盆地是石油资源的主要产区，但该盆地是中亚宗教极端组织的发源地，也是恐怖主义、极端主义集聚的地方。自中亚国家独立以来，极端势力以费尔干纳盆地为依托，多次向乌、塔、吉等国政权进行挑衅和进攻，在费尔干纳盆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恐怖主义袭击。中哈石油管道靠近费尔干纳盆地，极有可能成为潜在的袭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