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研中心赵昌文：国企要在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中实现去杠杆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显示，3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59.96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增速创下去年7月以来新低，狭义货币(M1)同比增长18.8%，两者增速“剪刀差”再度收窄。

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阮健弘在发布会上解释说，目前M2增速与经济增长总体上是相适应的。

在2017年货币政策“稳健中性“的主基调下，今年M2增速目标和社会融资规模余额增长目标，从去年的13%下调至12%。

M2增速的回落，是去杠杆的一个重要举措。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较高，这与储蓄率高、以信贷为主的融资结构有关。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

14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赵昌文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M2增速回落首先是在稳杠杆，而稳杠杆是去杠杆的前提。

对于杠杆率较高的一些国企，赵昌文表示，需要和国资国企大的布局结构调整结合起来，需要收缩战线的部分行业要有一部分企业退出，需要重点发展的战略性和基础性行业的企业还可以增加资本金注入。

先稳杠杆再去杠杆

第一财经：去杠杆非常困难，你认为有效的路径方法是什么?

赵昌文：现在之所以强调去杠杆，是因为我们过去这么多年以来，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杠杆率在快速升高，不能忽视其中蕴含的金融风险。但是，去杠杆要有有效的办法和合适的路径。

中国杠杆率(债务余额/GDP)的主要风险在于增速快。比如，2016年前5个月，非金融部门信贷增量达到11.35万亿元，为历年同期最高，是2015年同期的1.51倍。

所以，去杠杆包括两个层面，先要通过控制货币和信贷增速目标，严格金融监管等方式抑制增量，抑制杠杆率过快上涨的势头，实现稳杠杆，避免金融体系脆弱性的持续增加。一季度M2增速的回落，一定程度上就是增量上在收缩，是稳杠杆的一个表现。

但更重要的是调整存量，通过债务重组、市场化债转股甚至核销等方式降低存量;通过优化存量信贷的配置结构，提高配置效率，助力经济增长，最终实现去杠杆。

同时，去杠杆不仅要着眼于全社会杠杆率以及各部门杠杆率水平，将其控制在安全区间，还要注意期限、成本、内嵌杠杆等杠杆的结构性特征，防止金融风险在薄弱环节发生。

杠杆对企业来说是负债，对银行来说是贷款，对社会来说是资产，或者是生产力，所以，去杠杆如果是做数字游戏的话，是可以做到的，比如大规模的债转股，杠杆率立刻就下来了。但是，我们需要切实地降杠杆。

国企布局有进有退实现去杠杆

第一财经：除了杠杆本身的结构外，在非金融企业中，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些抓手，迅速见成效?

赵昌文：当前确实有几个重点抓手：

一是处置僵尸企业。这些僵尸企业占用了大量的信贷资源，但不产出或者产出率很低，这是需要花大力气去解决的。我们现在强调的宏观上去产能，在微观上主要就是去僵尸企业，这样同步推进，产能也去了，杠杆率也降下来了。

二是规范地方投融资平台。房地产降温后，地方投融资能力一定会受影响，但是地方又有投资和支出的强约束，所以，地方投融资平台的事情一定要盯紧，它的监管、治理和进一步改革，都要提到很重要的位置。改革的方向是，要使得地方投融资平台变成一个真正独立的企业，要有自身的风险收益模式，与地方政府应该是甲方与乙方或者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关系，而不能变成地方政府的附属，不能使政企不分的情况比以前的老国企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是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在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中，可以通过国有资产布局结构的调整，有进有退，特别是准备退出的行业，可以出售资产和股权，国企杠杆率也会降下来。当然，国企去杠杆，不能只简单地强调去。比如，我们准备要重点发展的战略性产业，还可以通过增加资本金的方式降低杠杆率。

第一财经：一些国企也确实在呼吁增加资本金，您如何看待这个观点？

赵昌文：全国每年大约2万多亿元的国企利润，最后交给中央财政进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也就2000亿元左右，这些钱又往往通过各种形式回到国企体系，所以，一般认为，再要求中央财政给企业增加资本金，说不过去。

但是，注入资本金的事情，还是要和国资国企大的布局调整结合起来，既然有进有退，也就是重点发展的行业还是要增加，也有些行业要退，退出来的钱就可以注入到要进的行业里。否则，只是强调让财政拿钱，财政压力也很大。另外，要“桥归桥”、“路归路”，该收的收，该给的给。

随着国资国企改革的深化，(注入资本金)下一步肯定要启动，应该让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来发挥作用。

家庭部门快速加杠杆并不合适

第一财经：去年中国家庭部门的杠杆提升的这个风险如何评估?

赵昌文：现在去杠杆过程中有两个误区。第一就是不能把企业部门减杠杆变成家庭部门加杠杆，这是不合适的。

家庭部门加杠杆时候，往往是泡沫化风险较高的时候。2014年四季度到2015年上半年，居民部门在股市进行了显著的加杠杆行为，导致股市异常波动，对金融体系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冲击。2015年下半年到2016年，居民住房按揭贷款快速增加，导致一线城市的房价快速上涨，加剧了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失衡。所以，要对短期内居民部门快速加杠杆特别慎重。

去杠杆的目的原本是要降低金融风险，千万不能把家庭部门加杠杆当做企业部门去杠杆的有效办法。

另外一个误区是，很多人认为去杠杆需要更多依靠资本市场，这也是一个误区。

千万不能把直接融资比重提高和去杠杆等同起来，这是两个概念。我们资本市场的确发展水平不高，直接融资比例在全部金融资源配置中比例低，但不等于去杠杆要主要靠资本市场。

从全球和中国杠杆率的变动情况看，我们发现，资本市场的发育水平与杠杆率之间并不是直接关联的正相关。德国是典型银行主导型国家，但在主要经济体中其企业杠杆率最低。近年来，当股市繁荣或者股市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比重提高时，其实杠杆率的上升速度并没有显著下降。

事实上，去杠杆不是一个简单的金融思维，而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只抓住一个点来解决问题。

形成一个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至关重要，企业不发展、不赚钱就没有办法还贷，也难以进行股权融资，杠杆率就越来越高。

中国经济调整要打持久战

第一财经：在这样的思路下推进去杠杆，你如何判断这几年中国经济的走向?目前我们看到的是一季度中国经济实现了良好开局。

赵昌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明确指出，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未来能不能好，关键要看这些重大结构性问题和矛盾是否真正得到解决，比如产能过剩问题、高杠杆问题、高负债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在一步步地得到解决，包袱和风险就会越来越小，我们就可以有更乐观的预期。

相反，如果这些问题本身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对于短期经济指标的变好，要有一个正常的心态。

我不认同反转论，也不认同崩溃论。中国经济仍然拥有比较强的后发优势与体制可改革性，我把它叫做一个革新型发展中大国。一个革新型发展中大国没有理由在未来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不保持更高或更好的增长与发展，关键是要通过深化各领域的改革，让这种后发优势能够得以充分释放。所以，中国经济前途是光明的。

但是，我们当前的确存在比较严重的结构性失衡，比如杠杆率持续攀升、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产能过剩严重以及大量僵尸企业存在等。这些都制约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我们一定要有耐心，下决心去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在实践层面，我们应该坚持持久战，持久战逻辑就是稳中求进的逻辑，要有一整套克服当前困难，争取经济长期向好的战略战术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