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行这十年：西方“豪门”之东方“小本经营”

2007年，外资行法人化改制在中国推进，当时市场一片担心“狼来了”。

十年的发展，外资银行经历了面对新市场的激情澎湃，也经历了中资银行高速发展之下对市场份额的挤占。根据银监会数据统计，2006年~2015年，外资行总资产从9279亿元增加到2.68万亿元，粗略估算平均每年增长率超过20%。不过，由于中资银行高速发展，外资行总资产占比从2007年末的2.38%下降到了2015年末的1.38%。

2017年3月10日，银监会发布《关于外资银行开展部分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下称“12号文”)松绑外资行在中国的相关业务，被认为对行业带来较大影响。新的政策松绑下，外资行还能否拾起“失落的春天”?

失落的十年

在2007年外资行法人化改制之时，除了“狼来了”来形容外资银行在国内发展的黄金预期，毕马威华振合伙人陈思杰对第一财经回忆，当时还有另外一幅愿景的图画：老鼠和大象。

“老鼠是外资行，大象是中资银行，老鼠虽小但是可能会吃掉大象。”陈思杰对记者回忆当时首批外资行法人化改制时市场的“愿景”时表示，当前40家外资法人银行中，毕马威几乎参与了95%的法人化改制。

十年过去了，“老鼠”的体积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而大象却在迅速长大。这个比喻更能够形象地勾勒出外资行在中国这十年的发展境况。

2006年底，监管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下称《条例》)，允许外资行法人化改制，即外资行可以申请将分行转为在中国注册的法人银行，享受“国民待遇”。所谓的“国民待遇”即取消对外资银行的一切非审慎性市场准入限制，可以开展中国公民人民币业务，同时实行与中资银行统一的监管标准。

《条例》的下发激起了原本已经在国内有发展势头的外资行的“雄心”：2007年外资行法人化改制迅速推进，到2007年底，外资行法人机构总行已经有29家，法人机构分行及附属机构也达到125家。

外资行法人机构的大步迈进，也带来了资产规模的迅速扩张。2007年末，外资行总资产突破万亿，达到1.25万亿，同比增长34.98%，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的比重为2.38%。

然而，这一比重成为了外资行在国内发展一闪的辉煌。此后，外资行的资产比重开始下降，中间几年有所起伏但是也难以超过2007年的这一比例。银监会数据统计显示，到2015年外资行的总资产比重已经下滑到了1.38%。

有人用“失落的十年”来评价外资行这十年的发展。

陈思杰分析，这主要有三大方面的因素：一是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冲击，欧美的外资银行母行经历了美国债务危机、欧洲债务危机，这样的背景下母行有收缩甚至撤离中国的战略，对外资行在中国的发展有所影响。

二是近十年中资银行的发展非常快，业务创新也非常快，也经历了“黄金时期”，因此外资行没有迅速抢占中国市场份额。再加上互联网金融等冲击，外资行没有办法再与中资银行直接PK。

三是全球金融危机大环境的影响，一些“走出去”企业外贸融资也遇到了一些障碍，坏账率有所上升，也影响了外资行在国内的扩张。

一位曾经在外资行供职的金融业人士也对第一财经分析，外资行在国内经历“失落的十年”，除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在国内业务受限仍然比较多，产品机构导致的产品盈利性与中资银行无优势，对合规及风险把控上的重视，国内互联网金融高速发展，网点资源不足，品牌认可度不高等多种原因，均导致外资银行劣势明显，固有优势不足等，使得外资银行声音较弱。

不过外资行在中国十年的发展，也并非没有亮点。

以上海的外资行发展为例，2007年外资行法人化改制当年，就有11家外资法人银行落户上海，截至目前，上海外资法人银行已经有21家，占全国外资法人银行总数过半。

而在这十年的发展中，上海外资行在规模、业绩、客户结构、服务能力等方面也有相当程度的提升。截至目前，上海外资行资产规模达到2万亿元人民币，已是转制初期的6倍多，资产规模10年年均复合增幅达19.6%。

上海外资行的本土化和“走出去”也有较大的发展。

本土化方面，上海外资法人银行的人民币资产、贷款和存款占比均在70%以上，人民币业务已成为主要业务。对中资企业的贷款则由17.1%上升至35.3%，中资企业客户贷款的占比已经翻了一番。几乎从零起步的对中国居民个人贷款，目前已占外资银行所有个人贷款总额的65.3%。

走出去方面，上海外资法人银行近年来通过集团联动，利用集团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网点，在服务中资企业境外兼并购、帮助中资企业登陆境外融资平台、协助中资企业在境外开拓业务等方面促成了较多成功案例。

撤离与坚守

一面是金融危机带来的母行余震未消，一面是中国广阔市场潜力的深深诱惑，在这十年期间，外资行在中国上演的是“撤离与坚守”的历史大剧。

外资行从中国市场的撤离，一部分表现在近年来不断有外资行出售中资金融机构的股权。

2001年8月，汇丰银行入股上海银行刷新持股达到8%，当时刷新外资行入股中资银行的比例。2004年，汇丰银行也入股交行作为股东兼战略投资者，持有交行股权比例达到19.9%，逼近监管单一外资行入股中资银行最高20%持股比例的红线。

2005年~2010年中资银行股改期间，监管也引导中资银行加强“引资、引制、引智、引技”，以积极利用外资来推进中资银行改善公司治理、经营理念、管理模式和风险控制等。

到2008年底，工行、中行、建行和交行4家实施股改的大型商业银行先后引进9家境外机构投资者，24家中小商业银行引进33家境外机构投资者，3家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引进3家境外机构投资者，共引进资本327.8亿美元。26家非银行金融机构引进25家境外机构投资者，引进境外资本11.2亿美元。

2009年全年共有1家股份行在香港募集304亿港币股本，7家非银行金融机构吸引7家外国金融机构投资入股1.6亿美元。

但也是在2009年，瑞银集团出售中行1.33%的持股，似乎开启了外资行出售中资金融机构股权的大门。2012年花旗银行出清浦发银行之后，部分外资银行也开启了“出清”模式。例如2013年高盛出清工行股份，美国银行出售建行股权，2015年德意志银行出售华夏银行，2016年花旗银行出售广发银行，2017年年初澳新银行出清上海农商行20%股权，西班牙银行出售中信银行。

除了尚未完成的出售交易案例，外资银行出售中资银行股权几乎都赚得“盆满钵满”。

“外资银行当初虽作为战略投资者入资中资银行，但是从以往外资银行从业经验，以及后期参与中资银行(外资银行参股的)项目来看，外资银行更像是财务投资。”前述曾供职外资行金融业务人士对第一财经分析。

一些外资行股东并非不想去做融合，部分外资银行也投入人力资源、资金等。该人士称，国内银行体制和企业文化的束缚，外资银行股东或高管很难在国有银行有很高的决策权，当初准备大展拳脚的外国专家或高管在这种环境下很难施展。

不过陈思杰看来，当初中资银行引入外资银行股东的目标基本上也算实现了的。主要包括公司治理架构完善、管理水平特别是风险管理与信息技术管理，还有提升服务，在这十年的发展中已经促使中资银行取得了健康发展。

除了股权撤离中资银行，也有少数外资行选择撤离中国市场，其中包括法人银行和设立分行的外资行。不过，大部分在国内开展业务的外资行还是选择了坚守，这些坚守的银行大部分停止扩张甚至收缩。

2016年，花旗中国相继关闭深圳前海支行、北京望京支行、大连星海湾支行和上海延安西路支行。澳新银行也宣布出售包括中国内地在内的亚洲5个市场的零售以及财富管理业务。根据银监会的数据统计，从2010年底国内的外资法人机构就达到了40家，到2015年末这一数据没有变化。

对于这些尽管有所收缩但是还是坚守中国市场的外资行，有分析认为最为主要的还是看重中国市场空间，当然能够坚守也离不开母行的支持。

“经过在华十年的潜心发展后，全球主要外资银行将中国策略作为集团未来发展的最重要战略之一，愿意向中国市场倾注更多的资金、人员和业务。”上海银监局对于上海外资行发展如是评价。

过去十年，上海外资法人银行累计获得母行增资520亿元人民币;其中即使是在2008~2010年的金融危机期间，上海外资银行也累计获得母行增资近170亿元人民币，这些数据也凸显除了外资行对中国市场的信心。

外资行“定位”反思

十年发展外资行从“雄心勃勃”到如今声音逐弱的趋势，监管与外资银行都在不断反思。

当初外资行进入中国市场，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对零售业务无不“摩拳擦掌”。外资行热衷的法人化改制主要是通过法人机构设立分支行，这样更容易，同时也可以发展人民币业务，零售业务包括发卡等成为外资行所看重的业务板块。不过现在由于网点少，零售业务困难重重。

以汇丰银行为例，汇丰银行2005年在全国开设首家支行，到现在已经发展到超过150家支行。这些支行都是以零售网点为主，早期一直是投入阶段，直到2012年左右，零售银行才达到盈亏相抵。

陈思杰告诉第一财经，外资行在零售业务上竞争不过中资银行，主要因为网点少，高净值客户的需求，例如存钱或者外汇等都有不方便的地方。因此很多外资行的零售业务一直不赚钱，除了汇丰、东亚、渣打、花旗这种外资行的“四大行”，一些中小外资行很难吸收到中国本地人的钱。

在外资法人银行十年的中国探索路上，一些外资行的主要领导人都意识到“找准自身定位”是多么的重要。几乎每一家外资行都在中国市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拳头业务”，一方面和国内银行错位竞争，另一方面外资行之间也突出不同的特色。

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此前表示，外资银行要想在此过程中抓住机遇，充分分享中国发展成果，就要靠加强风险管理、提高服务水平、发挥自身优势、找准自身定位，真正走出差异化、个性化的发展道路。

近年来，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改革和开放，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的推进，给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再启航带来新的机遇。

截至目前，无论是从资产规模还是以分行网点来计算，中国汇丰银行都是中国内地最大的外资银行。汇丰持有交通银行19%的股份，与这家中国第五大国有银行保持着重要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且把业务重点放在那些实践中国“走出去”政策的企业身上。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兼行政总裁廖宜建表示，汇丰中国对公业务的重点之一就是借助汇丰集团在海外金融市场的领先优势，为中资企业日趋全球化的运营提供国际化的金融解决方案。为此，汇丰在欧美、亚洲、中东、非洲和拉美约20个主要国家和地区设立了“中国企业海外服务部”，为拓展海外市场的中资企业提供本地支持。

此外，汇丰中国为“一带一路”成立了专门的团队和小组，帮助企业进行跨境融资。

2016年12月5日，汇丰正式宣布在内地首次推出独立品牌信用卡，借此涉足消费金融领域，覆盖大众消费群体，着力打造“财富管理”和“消费金融”双轮驱动的个人金融业务模式，并不断拓展电子渠道。

排名第二位的渣打银行（中国）一直以来以中小企业、零售业务作为其特色目标定位。中国是英国渣打银行集团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和北亚地区占其营业额的40%。

渣打银行作为最早在华设立中小企业部门的外资银行，一直通过持续的服务模式和产品创新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并且于2011年10月开始发布“中国中小企业信心指数”，目前该指数由季度发布改为月度发布。

2017年3月20日，渣打银行表示，今年将会加大在中国的投资力度，并将重点投资电子银行、财富管理和人民币业务，希望通过“一带一路”与中方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排名第三位的是东亚银行，其中国业务成立10年来，2016年首次出现亏损。东亚银行（中国）行长林志民在2017年年初接受媒体采访中表示，外资行现在的竞争对手，不仅仅是外资行，更多的还有股份制银行。他提出，东亚银行(中国)的愿景提倡多做普通存款、多发理财产品等，将银行资金成本降低。在对公业务方面，看好医疗生命、食品安全、公共平台、教育学校、汽车上下游等领域。东亚银行会在这些领域大力推进、做深业务。

除此之外，比如德意志银行在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跨境现金管理及贸易融资领域。摩根大通债券承销和固定收益业务一直稳居全球前列，凭借其强大的海外发行人到海外投资者的基础，摩根大通在中国债市的业务一直处于在华外资行中的较为领先的位置。

政策松绑是否迎来春天？

面对外资行十年的发展境况，监管层也在反思。12号文对外资行监管继续松绑，正是监管反思的一大体现。

《通知》明确在华外资银行可以与母行集团开展内部业务协作，为“走出去”的企业在境外发债、上市、并购、融资等活动提供综合金融服务;在华外资法人银行可依法投资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华外资银行开展国债承销业务、财务顾问业务、大部分托管业务不需获得银监会的行政许可，采取事后报告制。

对于12号文，有较大突破的是允许在华外资法人银行投资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银监会的评价是，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在华外资法人银行在我国市场的经营发展基础不断加强，已具备了一定的并表管理能力。

陈思杰分析，监管政策放开这一条，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吸引外资行留下来。不过，预期很难掀起外资行的投资热潮，因为外资法人机构合规指标限制，外资“四大行”法人机构40~80亿元的规模可能会有这个资金实力，其他20~40亿元的规模去投资一家金融机构的实力可能不太够。

对于市场期盼的对中资金融机构持股比例的突破，在陈思杰看来短期内突破的可能性不大。

监管的松绑能够推动外资行发展的主要两大发展路径一个是“本土化”，一个则是“走出去”。

12号文提及的在华外资银行可以与母行集团开展内部业务协作，为“走出去”的企业在境外发债、上市、并购、融资等活动提供综合金融服务，体现出了监管对外资行支持中资企业“走出去”的引导。

陈思杰认为，诸如内保外贷、跨境保理等业务都是外资行的优势，如今政策明确，未来将会是一大发力的方向。

同时银监会相关负责人也提及，12号文的出台将有助于外资银行更好地利用自身全球化综合服务优势，在参与“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实施、支持中资企业“走出去”以及我国经济结构转型调整中发挥积极作用。

对于“本土化”的战略考量，陈思杰认为外资“四大行”在零售业务、私人银行等领域可以发力，而其他的银行可以考虑跨境业务等领域的战略转型。

每一次来自监管的放开，都成为外资银行在中国发展的重要转折。外资行在中国的发展，不仅要看市场份额水平，更要看重所享受的监管政策、标准和制度的统一。

安永2014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外资银行当前的挑战主要来自三方面：监管挑战、运营挑战和市场相关挑战。如今3年过去，看来以上多项制约已经被打破。

2014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第657号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决定》，从2015年1月1日起放宽外资银行市场的准入条件。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2015年6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修正案（草案）》，取消了贷款余额与存款比例不得超过75%的规定，将存贷比由法定监管指标转为流动性检测指标。这项规定同样适用于外资法人银行。

在外债管理方面，2017年1月13日央行发布了《关于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将外资银行的境内分行纳入外债宏观审慎政策的管理范围，并进一步扩大了企业外债的额度。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提速，进入中国债市做业务的大门也向外资法人银行打开。

2016年12月8日，30亿元地方债在上海自贸区顺利发行，汇丰银行（中国）、渣打银行（中国）、星展银行（中国）3家外资银行中标1.8亿元，这是外资银行首次参与我国地方债承销业务。

财政部副部长刘昆2016年10月表示，财政部正在酝酿引入外资法人银行开展政府债券承销业务。

2017年2月6日摩根大通（中国）成为首家获得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企业债券的承销资格的美资银行。2月7日花旗银行（中国）获得了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结算代理人业务资格。

2017年3月18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中国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表示，将进一步放宽外资银行在华开展业务的领域。他称，中国仍会一如既往地继续推进对外开放，将进一步放宽外资银行在华开展业务的领域和服务的范围，正在按照开放进程放宽对外资银行代表处转升为分行的一些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