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生不息的“一带一路”：联通世界的愿望从未中断

古代丝绸之路始于汉、盛于唐、衰于明，绵延1500余年。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地处“西出东进”必经之路的新疆书写着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在中央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新时期，新疆又主动抓住机遇，将自身发展与国家战略相结合，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再次站在了“向西开放”的时代前沿。

以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为标志，丝绸之路原本就是民间出于物品交换需要而自发形成的小规模贸易路线，经过来自内地中央政权的认可，才开始迎来真正的发展，贯穿欧亚大陆，并在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纵观历史，与中央政权命运紧密相关的丝绸之路，只有当中央政权实力强大、政局稳定的时候，才会对这条道路拥有强大的控制能力，保障其畅通无阻。反之，道路就会中断。

事实上，无论各朝对外政策如何，也无论哪个外族政权阻断了交通，在张骞通西域之后，东西交流和通商的愿望变得非常强大，冒险家们总会不断探索、打通新的道路，以联系上外面的世界。

后来，随着经济中心的南移，陆上丝绸之路的地位也逐步让位于海上丝绸之路，尤其是到明清时期，国力衰落导致对西域的影响力减弱，再加上海禁政策，传统意义上的海上丝绸之路从郑和七下西洋之后逐渐走向衰落。而彼时，西方正处于工业革命前夕的大航海时代，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渐次开启海上霸权时代。

“凿空”西域

丝绸之路的正式开辟，离不开张骞，而他的“西域之行”也是为了联合西域小国政权夹击匈奴。

“西域”一词最早见诸《史记》，其时指甘肃阳关、玉门关以西地区的总称。后来慢慢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是指阳关、玉门关以西、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东、天山之南北的广大地区;“广义”是指除狭义以外的、包括亚洲中部、西部、印度半岛、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在内的地区。

秦末汉初，游牧于我国北方的匈奴逐渐强大，在其强大的军事威胁下，汉初被迫采取和亲政策以换取短暂的和平。

随着汉朝实力的逐渐强大，为彻底消除匈奴对汉朝的威胁，汉武帝组织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反击作战。当他得知月氏人受匈奴压迫时，“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为了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史记》记载，公元前138年，张骞“以郎应募，使月氏”。

不过，在张骞出使途中，经过匈奴控制区，却被匈奴骑兵俘获，随后扣留于匈奴王庭十年。后来，他趁着监视松弛，设法逃脱。

张骞留居匈奴期间，西域形势发生了变化，大月氏受乌孙国攻击，由伊犁河流域等地被迫南迁，过大宛，定居于阿姆河北岸。因此张骞改变了行程，沿塔里木盆地北部的“北道”，翻越葱岭，先后到达大宛、康居、大夏(今阿富汗北部)，最后才终于到达大月氏。

此时的大月氏，已经用武力臣服了大夏，新的国土肥沃，物产丰富，并且距匈奴和乌孙很远，不再受敌寇侵扰，因此也就无意再与匈奴为敌。张骞在此逗留一年多，始终未能说服大月氏与汉朝夹击匈奴，只好动身返国。

在归途中，为避开匈奴控制区，他又改变了路线，重越葱岭后，沿塔里木盆地南部，循昆仑山北麓的“南道”。从莎车，经和田、若羌，再经青海羌人部落返回长安。但出乎意料的是，羌人此时也已沦为匈奴的附庸，张骞等人再次被匈奴骑兵所俘，又扣留了一年多。后来，趁匈奴内乱，逃回长安。

此时，距张骞从长安出发西域，已经过去了十三年。

虽然这次出使，张骞并没有最终达成军事目的，但让汉朝人对于西域的地理、物产、风俗习惯开始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这为汉朝开辟通往中亚的交通要道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而张骞往返的“北道”、“南道”即是汉代所开辟的丝绸之路的主要道路。由于是前所未有的壮举，《史记》用“凿空”一词，即空前的探险，来称赞这一冒险经历。

随后，在霍去病兵伐祁连山，大破匈奴并解除了匈奴对天山南北通往西域之路的威胁之后，公元前119年，张骞带领300多人再次西行，从长安出发，经敦煌和楼兰，向北到达吐鲁番盆地，再沿着天山北麓西行，经伊犁河谷、昭苏草原，最后抵达乌孙国都赤谷城。同时，又派副使出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条支、身毒等国。

自此，张骞的两次西域之行，客观上正式开辟了通往西域的道路，也加强了中央政权与西域各国的联系。为便于交往，西汉在通往中亚、西亚的路上，修筑道路、设置驿站，为来往的使团、商旅提供食宿、交通和安全的保护。

此外，张骞还发现了身毒(今印度)、大夏与蜀地的民间贸易往来，以及西域当地没有漆器和丝绸。于是，在官方的鼓励和民间逐利的冲动下，富有冒险精神的商贾开始在丝绸之路上日益活跃起来，组织往来贸易，极大推动了中原与西域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比如，来自西域的葡萄和苜蓿，就是在张骞通西域后被带回内地的。

“三绝三通”

历史上，新疆曾有许多部落、民族在此聚居。但从汉代才开始有明确的记载，当时主要有：塞、月氏、乌孙、羌、匈奴和汉人。

塞人，原游牧于东起伊犁河、楚河流域，西抵锡尔河的一片区域。因被月氏排挤而西迁，一部分退至锡尔河北岸，另一部分则南下帕米尔、散居各地。战国时期活动于河西走廊到塔里木盆地之间广大地区的月氏人，到秦汉之际最为强盛。公元前176年前后，受匈奴的攻击，被迫向伊犁河流域迁徙，驱走那里的塞人而居其地。

乌孙，最初活动于河西走廊。秦末汉初，受月氏人的攻击而依附于匈奴，后在匈奴的支持下袭击月氏人，并将其逐出伊犁河流域。羌人，最初活动于黄河中上游地区。春秋战国时期，一部分羌人经河西走廊，沿祁连山、昆仑山向西迁徙，从而在新疆留下了足迹。

随着对匈奴的军事胜利，公元前101年，西汉军队开始在轮台、渠犁等地屯田，后来扩大到全疆各地，各屯田点成为汉人进入新疆后最初的分布区域。后来，鉴于匈奴的不断骚扰与强盗横行，为加强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控制，公元前60年，西汉汉宣帝设立西域都护府，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开始对西域进行直接管辖。当时“西域都护”管辖“西域三十六国”。

西汉末年，中央政权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也改变了对西北少数民族的一些传统优待政策，此举破坏了中央政权与匈奴和西域各地的关系，直接影响到西域地区的安宁和丝绸之路的畅通。至东汉政权建立后，立即着手统一陇右和河西各地。于公元34年，自玉门关以东一段的丝绸之路，再一次畅通。在此基础上，东汉开始筹划统一西域，打通整个丝绸之路。

不过，东汉时期(公元25年到公元220年)，受制于朝廷的实力和经营策略，对西域的经营日渐衰微。在东汉统治的将近200年间，对西域政策就出现过反复，三次从西域撤退，又三次统一西域，丝绸之路也随之出现了“三绝三通”。

如果说开辟丝绸之路的张骞居功至伟，那么东汉时期“投笔从戎”的班超重启阻隔多年的丝绸之路，也足堪与之齐名，为世人所称道。班超率部挫败匈奴，“多斩首虏而还”。受主帅赏识，为配合军事行动，又亲自出使西域，进行外交活动，联络西域各国，夹击北匈奴，称“不辱使命”、“挫败匈奴嚣张，恢复西域与汉旧好”。

最后，外交的成功和军事的胜利，让西域的大部分地区脱离了匈奴统治，东汉在西域重新设置西域都护府，丝绸之路得以重启。而班超、班勇父子在西域的苦心经营，也进一步加强了中原和西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西域经营的30年间，班超还派遣甘英携带大量丝织品出使大秦(罗马帝国)，至条支的西海(今波斯湾)而还，这比张骞通西域将东方文化的触角伸到了更远的地方，而罗马人也顺着丝绸之路首次来到东汉京师洛阳。

海陆并举

“丝绸之路”并非张骞以降横空出世的一条道路。“丝绸之路”最初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命名，从长安(今西安)，经新疆、中亚至地中海，以罗马为终点，由于这条路是连接亚欧大陆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路，而丝绸又是最具代表性的货物，因此得名。

远古时期，欧亚大陆东西来往其实并不隔绝，由彼此存在许多并不连贯的小规模贸易的路线大体衔接而成的“草原之路”,被视为丝绸之路的雏形。而草原之路的出现，则源于各自分工的不同，即以农业为主的中原地区和以畜牧业为主的草原地区在经济上互有需求、相依相生。

以丝绸来命名绵延数千年的道路，尽管有东西方丝绸贸易往来之实，但更多的是取其象征意义，这个用意为史学界所接纳并一直沿用至今。比丝绸更早的主要交易物资则是和田玉，可以说“玉石之路”是“丝绸之路”的前身。

当马和适合长距离运输的骆驼被不断被运用到商贸旅行中时，大规模贸易和文化交流开始成为可能。根据考古发现，早在商代就有新疆的软玉出现在内地，这很好地说明内地与西域乃至更远地区的商贸往来。据此可推测，先民们从昆仑北坡的和田一带，由近到远，不断向东西方延展，终于形成了“玉石之路”。

从广义层面来看，丝绸之路从上古开始陆续形成，遍及欧亚大陆，甚至包括北非和东非在内的远距离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的总称。这其中还包括，始于秦汉、繁荣于唐宋、衰落于明清的海上丝绸之路，以及比张骞“凿空”西域更早出现的南方丝绸之路。

需要说明的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航道的开辟与拓展，非由一朝一代所完成，亦非由一地一方所主导。其航道的开辟及海上网络的不断扩展，获益于古代东西方人民的共同开拓。

在古代，临海环境激发了先民们的航行探索活动。据记载，战国时期就曾有为避战乱而经由海路远徙朝鲜半岛者。秦汉时期，番禺(即今广州)成为造船基地，而此时的造船业已经拥有相当规模且技术水平较高，这为岭南地区海上交往及后期形成海上丝绸之路奠定了基础。

到西汉武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开始真正形成。除却此前秦始皇五次出巡、方士徐福东渡日本寻仙访药以及汉武帝七次巡海这类非商贸需要但客观上有助于航线开辟的大型官方举动外，一般来讲，由汉武帝主持招募具有汉朝使节身份的“译长”带领应募者开辟的至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的航线被视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鼻祖。《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之译使自此(已程不国)还矣”。

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一方面得益于当时农业和手工业的高度发达，推动了商业的勃兴;另一方面，也有赖于造船与航海技术，以及天文学的不断进步，这些都为海外贸易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彼时，为了跟中国直接进行丝绸贸易，大秦对于开辟海上航线亦有足够的动力。

与“凿空”西域以抵御中原王朝一直以来的心腹大患——匈奴不同的是，海上航线的开辟尽管也是官方行为，却并未受到同等规格的重视，不过这客观上推动了东西方之间的商贸活动。随着大秦与汉王朝双方商贸活动的往来，这条横贯亚、非、欧三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形成。

自魏晋南方经济的培育，到唐宋之交，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逐渐南移，东南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基于自由贸易为动力的海上丝绸之路，逐渐进入鼎盛时期。到了明朝郑和七下西洋，“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方式难以为继，再加上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方开启大航海时代，明清继续沿袭重农抑商体制，其“海洋经略”表现为海禁政策，放弃了前期业已经略的海权，传统性质的“海上丝绸之路”开始日渐衰落，至鸦片战争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下限。

也正因为海禁“闭关锁国”，由宋元时期形成的“市舶官商”制度开始为民间私营商业所替代。在西班牙殖民者占领菲律宾后，为维护其在菲律宾和拉美的统治，开辟了从马尼拉到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贸易航线。由于丝织品贸易，来自墨西哥的银元开始源源不断的流向中国。到了清朝，作为仅保留的对外通商港口，广州获得了比唐、宋两代更大的发展，形成了空前的全球性大循环贸易，并且一直延续和保持到鸦片战争前夕而不衰。

至于南方丝绸之路，则是泛指历史上不同时期川滇藏等中国西南地区与西欧、非洲、南亚诸国的交通线，这包括“蜀-身毒道”和“茶马古道”等。“蜀-身毒道”为蜀地(今川西平原)与身毒间开辟的道路，至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发现蜀锦、邛竹杖方才知悉这条道路的存在。唐宋时期，茶马贸易兴起，成为南方丝绸之路最主要的交易商品，后世称为茶马古道。由于西南山路崎岖，相较于骆驼开拓的沙漠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马帮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