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阎云翔：不管在中国还是美国，年轻人都变得越来越保守了

《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关系（1949-1999）》
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17年3月版

对人类学家阎云翔来说，下岬村的变迁远远超出了他当年的观察，也超出了他的想象。

2000年前后，他基于在这个东北小村近20年的田野调查，写出了让他在世界范围内声誉鹊起的两本书《礼物的流动》和《私人生活的变革》。今年，这两本书的中文版得到再版，但阎云翔已经在考虑有可能要对它们作较大的修订。他的视野和思路已远远超出了它们的范围。

《私人生活的变革》发表后，虽然再未对下岬村进行专门的学术书写，已经加入美国籍的阎云翔依然保持着至少两年回去一次的频率，累计至今已达13次。现在，那个曾经承载他青春历程和学术抱负的村庄成了一个“找感觉”的地方。他觉得，下岬村的面貌没有太大变化，只是越来越多的人外出打工，村庄变得凋敝。他还记得，村里有条路修了一半就没有再修下去，理由众说纷纭，但终究可以总结成一条：没钱。

与当地人聊天，了解他们的心态，依旧是阎云翔最爱做的事儿。书中写到的老李一家人已经搬离村庄，杳无音讯。而刘家那些当年将老人赶出去的孩子，也早已成家立业。居高不下的彩礼对老人依旧是一桩心事。所不同的是，村里的年轻人总在感慨生活艰辛。在房屋、土地和子女抚养问题上，他们比20年前更依赖父母。他们对父母的感情也显得更亲密。

去年，身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的阎云翔，在美国《人类学家》杂志发表了最新的研究成果《中国新家庭主义的兴起》。在这篇文章中，他的观点之一是：中国社会中的个人，脱离家庭与集体后，很难再找到有归属感的群体，因而出现了回归家庭的趋势。他所作的实证研究显示，“80后”的离婚案例中，有六成与父母相关。在他看来，“离婚”这件事包含着婚姻和代际两对关系，在这个过程中，父母的在场性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代际亲密度实际上可能超过了婚姻关系。步入社会后的年轻人逐渐感到生活不堪重负，因而对父母比上一代青年有更强的依赖性。

这一趋势，不仅发生在中国人身上。阎云翔观察到，这一似乎与“个体化”相逆的趋势同样发生在美国。比如，近些年，他时常在学校秋季学期开学时看到接送大学生的白人父母，这在十年前是极为少见的。

他对中国“新家庭主义的兴起”的关注，也意味着当年对“无公德个人”的观点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综合近两年阎云翔接受采访及公开讲座中的表述，很容易发现，《私人生活的变革》的结论如“极端以自我为中心”等越来越多地被“中国人的个人主义是在集体中的”、“家庭支持下的个人主义”这样的温和表达所替代。

看上去，《私人生活的变革》记录的某些图景正渐渐远离这个时代。可这位人类学家的发现之眼从未停歇。2008年的汶川地震及“范跑跑”的故事，四年前的食品安全危机以及“小悦悦”事件，都让他关切。“80后”生活的纠结，他们在公共事件中体现出的社会责任，道德转型过程中的种种面向……都是阎云翔曾回应的问题。

“是这个世界变了?还是当年的观察视角有了问题?”这或许是许多读过阎云翔两本代表作的读者会发出的疑问。这也是在接受采访时，他的自我追问。

今年6月，阎云翔带着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生一起来到华东师范大学做课程调查。回到中国的第二天，坐在荷叶舒展的丽娃河边，阎云翔回望这两本书出版至今近20年的点滴思考。

阎云翔（右二）在田野调查中

无公德的个人

下岬村，这个距离哈尔滨市50公里的村庄，因为曾收留了一位流浪青年，而成了20世纪中国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坐标之一。

1971年，当17岁的阎云翔独自从山东老家逃荒到这个不起眼的东北村落时，村民曾因为是否收留他而发生争论。他最终获准留下来，可因为个子不大，体力不好，他干活总是最差劲。而即便文化素养好，在教员和征兵考试中很占优势，也无奈总被各种关系户挤到一边。在那里生活的7年中，所有向上流动的大门都关闭了。直到1977年高考恢复。那一年，他有整整六个月没有下地干活，自学考入北京大学。

1987年，已经成为哈佛大学博士研究生的阎云翔，带着他的人类学研究计划回到下岬村。如同他跌宕起伏的命运，在这个村庄里，巨变也在发生。“走出祖荫的中国人会呈现怎样的变化?人们又是如何通过送礼来维系人际互助网络的?”这两个问题成为他关注的重点。

此后12年间的7次重访，这个他曾经熟知的村庄逐渐陌生起来。20岁左右的年轻人开始展现出叛逆的一面，父母包办婚姻不再能够束缚他们，外出打工与自由恋爱、婚前性行为一起变得普遍。夫妻关系替代了父子关系成为家庭的轴心。与此同时，个人隐私也越来越被强调，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家庭房屋结构的改造上。

看上去，“冲决网罗，恢复自性”，这个“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口号已经成为现实。但事实又未必如此。

浪漫乡村爱情故事上演的同时，老人成了被剥夺的一方。在年轻人的助推下，结婚彩礼居高不下，通过这一方式，越来越多的财产被转移到年轻人名下。父权与孝道陷入了尴尬境地。阎云翔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中记录了好几位老人的孤寂与无助。1990年，因为与儿媳妇的矛盾，一贯强势的老李喝农药自杀了。到1999年，和善慈祥的教师老刘在将一小半家产以彩礼的方式给了独生儿子和媳妇之后，他一直设法避免的状况还是发生了——在孙子的满月酒办完之后，因为在礼钱归属上发生了纠纷，老夫妻被年轻人赶出了家门。

正是因为听到了太多这类传闻，原本并不打算研究老人问题的阎云翔把目光投向了他们。年轻人的叛逆、自我与老人的奉献、尴尬恰好构成了当年“个体化”进程的两个独特面向，互为注脚。当时，阎云翔得出的结论之一是：“走出祖荫的个人似乎并没有获得真正独立、自立、自主的个性。恰恰相反，摆脱了传统伦理束缚的个人往往表现出一种极端功利化的自我中心取向，在一味伸张个人权利的同时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依靠他人的支持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20年，“无公德个人”构成了阎云翔对中国社会个体化进程的一项重要观察，影响了许多学者。

然而2015年，阎云翔与老刘再次见面，却发现这一家人的情况出现了逆转。“老刘虽然老了不少，但容光焕发。”原来，分家以后，老夫妻俩就搬到县城居住。前些年，儿子媳妇在城里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便重回乡村创业办厂，把在城里上学的孩子交给老人照应。老刘的儿子则告诉阎云翔，现在全家人感情很好，他们理解了父母，也依旧得到老人的支持。

“当时的这些年轻人如今也落入了父母当年的境地，开始为孩子的未来担忧，也开始经历父母当年的艰辛。”阎云翔说。老刘家的变化是下岬村诸多家庭代际关系变化的一例。

从人际关系到内心道德世界

下岬村的变化可以被视为整个中国人际关系变化的小小缩影，但阎云翔的关注早已被更为广泛的时空牵引。“做人”是阎云翔初到下岬村调研时一直思索的问题。但他也是在近几年才逐渐意识到，群己关系与中国人内心的道德世界，恰好构成了自己一生研究的两条主线。而其中的核心，便是“学做人”。“在中国，做人是和生命同样漫长的过程，是个极为深奥的问题。”

“中国人的道德世界”是本次采访涉及的最后一个话题，但阎云翔及时打住了话头。之后的一天，他要在复旦大学举办讲座，这正是他将要谈论的主题。事实上，最近两年，“社会个体化转型中的主观层面”正成为他研究的重心。

6月5日那场名为“当代中国的个体和道德自我”的讲座，本来是安排在著名的复旦3108教室，但因为有考试安排，临时被挪至隔壁3106。夜晚下了场大雨，教室里依旧人满为患。阎云翔十足名教授的做派，白衬衫、黑西装，腰板挺直，个子虽小，气场很大。侃侃而谈一个小时后，他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提问。或许因为话题具有很强的延展性，稀奇古怪的问题蜂拥而来。面对“健身房天堂”、“女德教授”、“空巢青年”等冒着热气的新名词，刚从美国回来没几天的他需要些时间消化。

在阎云翔看来，女德讲座虽然与传统文化有关，但它强调的是男性凌驾于女性之上的等级观念。之所以引起强烈反弹，就是因为它与现代精神相违背。“所有文化中的道德观念都有压抑欲望的一面，其中，等级观念是跨文化的。”

时间改变的不仅是人际关系的勾连模式，也重构了人内心的道德世界。这两年，阎云翔最感兴趣的问题正是促使道德观念变化的机制，他在复旦的演讲中展示了一张饼状图：如果将一个人内心的道德世界平均分为三部分，那么，它就是由“欲望个体(self)”、“道学家的自我(person)”以及“关系人(individual)”构成。这三种“自我”涉及心理学、伦理学和社会学。从这个框架看，费孝通提出的以自己为中心推展开去的同心圆式的“差序格局”与梁漱溟提出的“互以他人为重”并不矛盾。他们只是在各自不同的区域阐释问题，前者是从社会关系出发考虑问题，后者则采取伦理本位的探讨角度。“事实上，这种互以他人为重在中国也是体现在熟人之间。”

阎云翔自谦是“闭门造车地发明了一种方式来探讨做人的方式”。在复旦的演讲之前，他曾在剑桥大学的讲座中提出这套机制。他虽以孔子、胡适、梁漱溟、费孝通等人的表述来做分析，但他相信，这三个“自我”所构成的主观道德世界是具有普适性的。

从地方性的个案调查到提出普世意义的研究观点，从中国人的社会关系变迁到文化人格的探讨，如今的阎云翔似乎正一步步远离田野，退至现象之后，观察更深刻的动因。无限贴近具体的社会生活，曾是阎云翔人类学学术生涯的开端。但眼看着曾经细致记录的中国社会一再快速转型，如今的他，似乎更希望在流动的社会中寻找更为本质的、更能经得起时间磨洗的东西。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阎云翔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1月

专访阎云翔

是社会变了，还是我当时看错了?

第一财经：你担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已有多年，目前为学生讲授哪些课程?

阎云翔：我一般是一年开四门课。两门是基础理论，其中有一门是从人类学角度看社会分层，另外两门都与中国有关。“当代中国社会变迁”是一门固定要开的课程，内容主要涉及大的制度性变迁，给学生一个关于中国的鸟瞰式介绍。

第一财经：看你近期发表的观点，很多与20年前发表《私人生活的变革》时所持的观点不同。这些年回到下岬村，看到了那里怎样的变化?比如，你曾记录过的那些叛逆的年轻人。

阎云翔：变化和那一代人的生命轨迹有关。我现在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为什么这群人时常会感慨生活很累?要知道，那时候这群十几二十岁的孩子是没有这样的感慨的。现在他们已经35岁以上，生活上似乎有些不堪重负。那里的情况和我对整个社会氛围的感受一样，这个社会里，叛逆的声音少了。原本我们以为，他们下一代的年轻人会具有反叛精神，但实际上依然没有。这种情况不光发生在中国，也是一个总体性的趋势。

这种趋势可能和整个中产阶层文化发展有关。中国和美国在社会背景上差别很大，但这方面的趋势却差不多。2004年，我开始带着美国学生到中国做研究，至今已经第12次。最初的一批学生非常符合中国人刻板印象中的美国人形象，他们有冒险精神，喜欢跑东跑西，我必须不断叮嘱他们小心许多事情。大约从三四年前开始，学生变得整天窝在寝室不出门，我要不断催促他们到外面走走，提醒他们旅行的意义。所以，变化不只发生在下岬村，在整个中国和美国，个体主义也在经历某种变化。这些现象，时常激起我的反思。

第一财经：站在人类学家的角度，你觉得变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阎云翔：这两个国家变化的原因不同。美国的孩子变得越来越缺乏叛逆精神，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变得“亚裔”了。在他们那里，这个社会真正具有重大的、值得导致代际冲突的问题已经不复存在。整个世界的意识形态没有产生很大变化，这个世界也没有特别的原因来触发变化。在当代西方，我们所说的解放政治，即争取人的自由、独立，限制国家公权力，法治社会、自由民主，这些都已经制度化。这让人觉得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反叛的余地，以至于，现在对于美国青年最重要的公共事务之一，就是讨论跨性别者应该去哪儿上厕所。

在这背后，取而代之的是消费主义，消费主义弥合了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购买什么品牌的商品。

上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消费主义是撕裂两代人的力量。但近20年来，消费主义又成了弥合代际差异的原因。如今七八十岁的老人其实是只赚钱不花钱的，他们信奉勤俭持家、艰苦朴素。但之后的50后、60后，与孩子的差异却在缩小。在意识形态上，年轻一代和父母并没有多大差别，而且很可能年轻一代比父母更保守。我觉得，在中国，真正可以称得上是新新人类、具有叛逆精神的是70后。他们年轻时接触了很多新的信息，他们的思想发育有更多空间。他们之前的50后、60后叛逆的热情有余，但资源不足。现在的80后是资源过分丰富，但已经完全没有了热情。事实上，80后是在夹缝中生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的艰难和压力，是前面任何一代人所没有的。

第一财经：你对80后一代也一直很关注。计划生育政策后成长起来的这群人曾被称为“小皇帝”，现在，你却觉得他们最为艰辛?

阎云翔：在和他们的交谈中，我发现，他们内心挺苦的。多数父母在给这一代人物质关爱的时候，也不断要他们将来要有出息、要回报父母。这些孩子是从小在欠债心理中成长的。进入社会以后，他们一直生活在比较中。“别人有的，自己也应该有”，成为很多人的观念。在电视节目和公共话语中，我时常能看到对“孝道”的谈论。一开始我还疑惑，这里谈论的“孝道”在多大程度上是真诚的?因为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我们这一代人在谈论孝道的时候，天然觉得其中带有一丝封建意味。但在80后、90后那里，你会发现，他们是真诚的。他们的生活压力很大，一方面他们想要“孝”，但实际上，他们又做不到。因为对人脉、房子的需要，他们的确也需要父母的支持才能生活下去。这种内心的纠结是时常伴随他们的。

第一财经：你最近一项关于青年离婚模式的研究也证实，子女小家庭对父母的依赖越来越明显，在自我选择上也更倾向于父母的意见，甚至出现“包办离婚”的现象。这与你20多年前对下岬村的记录也恰好相反。当年，在那个村庄里，是有很多年轻人冲破包办婚姻，自己决定结婚对象。

阎云翔：最初引起我对父母“包办离婚”关注的原因是，如果你的婚姻都可以让父母做主，那还有什么事是可以自己做主的?继而可以想象，公共生活中，青年人的自主性究竟有多少?从表面上看，确实是一个反向过程。从当初反对父母包办结婚，到现在，父母又开始左右孩子的离婚。现在年轻人的婚姻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父母的，尤其是对房子的需求。这时候，父母对婚姻的干涉就会比较多。在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孩子第一个求助的对象也是父母。

第一财经：《私人生活的变革》以及2012年出版的《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一书中，你都强调了个人的中心位置得到强化、个人的利益得到更多的伸张。当时的这些观点与你近两年的观点有着比较大的差异。改革开放前20年与后20年，你所观察到的现象或许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你怎么看这两组反差?

阎云翔：人类学者总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一个记录者的角色。时过境迁，我的分析可能不起作用了，但作为一种记录，有人也许依然感觉有用。社会变了，我的记录在变，观点也在变。我也问过我自己，是社会变了，还是我当时看错了?也就是因为抱着某种视角，带着“中国人‘走出祖荫’”的设定，我并没有看到变化的全部。

比如，在《礼物的流动》中，我对女性的关注很少。而实际上，女性在家庭送礼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但当时，我作为一个调查者，有我的局限，我能够接触到的女性是远远少于男性的。

第一财经：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如果把女性纳入研究，请设想一下，《礼物的流动》的分析可能发生怎样的变化?

阎云翔：当然我们现在谈论的都是估计。在大结构上或许变化不大，但在具体的过程描述中会有新的东西出现。其实，女性在那个时期就已经成为家庭外交的重要决策者。现在我也在积累一些关于送礼的资料。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主动切断当时的礼物流动链条。要知道，送礼曾经是一种社会责任，如果你不按照规矩送礼，别人会在背后指指点点，指责你不会做人。但我发现，现在那些切断礼物交换链条的人也有自己的道理。比如，有些礼尚往来是父辈积累的，有些人形成了自己的小圈子，送礼的方式更个性化，也更倾向于以情感为基础。总之，年轻人中礼尚往来的方式发生了很大转变。如果我把新的研究纳入其中，我将会去和斯坦福大学出版社联系，看看是不是需要重新修订《礼物的流动》。

第一财经：那么，《私人生活的变革》中是否也有视角选择的问题?这本书中的一些结论和你现在抱有的看法还是有较大反差的。

阎云翔：这还是一个很要害的问题。近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历次变革都是以觉醒的个人反抗祖荫的控制为特征的。《私人生活的变革》前言部分，我提出了一个假设，就是“走出祖荫”。我当时提出的问题是，那一代人是不是可能走出“祖荫”?

现在我认为，我们基本上不可能像“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那一代人所说的“走出祖荫”。因为中国人的个体就是构建在家庭和集体中的，我们不可能出现西方式的个体主义。我们与西方人的界限不同，西方的界限在中国被称为“生分”。多一重界限，就多一分“生分”。这种差别，对中国人定义自己是有很大影响的。如果“走出祖荫”不可能的话，我觉得，这对我之前那本书的前提是一个颠覆性的思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事实被颠覆了，而只是如何解释这些事实需要再思考。

第一财经：你刚刚提到了“中国式的个体化”。造成中国这种特殊性的因素是什么?

阎云翔：特殊性就在于，我们似乎从来没有一个很强的现代意义上的社会。

第一财经：你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中记录了老人从权威变得弱势的过程。其中收录了一句俗语，“爷爷变孙子”，很形象地形容那个年月老人地位的变化。在你看来，20年过去，下岬村老人的境遇有没有得到改善?

阎云翔：现在这一批老人都是六七十岁，这一代人是分到了田地的，而80后、90后农民则没有分到田地。土地成了这些老人的重要资本，他们也早早就为养老做好了准备。

90年代的调查里，代际矛盾的确非常强烈。而且，“孝道”衰弱不是我一个人提出来的，后来的很多研究都指出了这一点。现在想来，这其中有一个原因，那一代老人坚持的是过去的价值观，但手中已经没有当年的权力了。现在的老人早就放弃了这一点。比如，他们不会要求儿媳妇做饭，而大都是婆婆做饭。年轻一代也发生了变化。有一个新概念叫作“孝而不顺”。孩子可能很关心父母，但不一定完全听话。因为老人的确面临着知识结构老化这样的问题，他们的决策不一定行得通了。

第一财经：你计划中的《德行的尴尬——当代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转型与道德变迁》一书写得如何了?

阎云翔：依然没有写完。但是在这期间，我已经积累了很多资料。

第一财经：中国人“学做人”的问题一直是你研究的母题。这项研究将“尴尬”第一次直接放在书名中，是出于怎样的感受?

阎云翔：这种尴尬是因为，晚清以后，现代性就一直是中国所追求的。但一旦我们拥有了现代性，可能会发现，它并不如中国人原本想象的那么好。事实上，在西方，伴随着现代性的产生，对它的批判与反思也一直绵延不绝。中国最初接受现代性，是源于救亡图存的需要。西方社会因现代性引发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是看不到的。中国人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但最终所得，可能会令人失望。

第一财经：2013年，你曾就“小悦悦事件”中围观者的冷漠自私做过回应。当时你谈论的问题涉及“道德滑坡”、“道德底线”。现在你如何看待中国社会的道德问题?

阎云翔：我不太同意“道德滑坡”这个说法。我更愿意将之称为“道德转型”。转型的过程中，有好的因素，也有不好的、极具争议的部分。比如，在马路上如果两车相撞，很少有人会像十年前那样大打出手，因为现在的保险制度很健全了，大家都是记下车牌，请警察和保险公司处理，况且，车也并不如从前那么值钱。

但另一方面，如何处理与陌生人的关系，这个挑战依然存在。大城市的文明程度在提升，整个社会在向文明的方向走。但大家对别人的信任度却没有任何增加，这是有社会调查支撑的结论。越来越多的人觉得社会制度、专家权威和陌生人不可信了，引发了一些新的问题。当然，这也未必全是坏事。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人与人之间利益冲突的可能性，道德评判变得更加多元，一元化的道德权威不存在了。我们也在经历另一个转型，即接受多元主义。我们应该知道，道德与个体视角有关。其实这方面，也早已看到了端倪，2008年关于“范跑跑”的讨论，网上舆论基本也是一半对一半的。我觉得，这是中国社会多元化的体现，更多人能够心平气和地看待此类事件。

第一财经：《礼物的流动》与《私人生活的变革》两本书的完成距离中国的改革开放约为20年，可以说是记录了市场经济前20年变化的过程。现在，两本书中文版重版距离当时又过了20年，书中截取的很多图景都有了变化。人类学研究的方法是否很难延伸到更长的历史时期?

阎云翔：人类学、社会学的许多经典著作其实不会过时。涂尔干关心个人和社会的关系，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关心这个问题。那么，涂尔干就是这个问题的奠基者。在哲学领域，哲学家研究的问题可能是在2000年前的轴心时代就已经奠基，它也不会过时。

会产生很大变化的是人类学家所接触的社会生活。因为人类学家不同于哲学家，他处理的是具体生活，而不是抽象的概念。那么，社会生活之流在变，一些描述和中层理论也会变化。然后你需要不断记录，这是很自然的事。

但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人也应该有这样的自觉，尽可能触及一些本质性的东西。这也是我这些年一直在努力的方向。比如，我关注在公共生活领域缺乏社会自组织的情况下，个体化将会呈现的情况。对中国人做人的种种尴尬的探讨，也会具有更强的历时性。我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我正在逐步接触那些更为本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