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作家失去儿子，有人继续书写，有人浪迹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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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8月13日凌晨2点40分，耶路撒冷郊外，作家大卫·格罗斯曼的寓所，楼下的门铃响了，男主人在一片恍惚中按响了对讲按钮。是政府的人。格罗斯曼转身向太太说了一句：“我们的人生结束了。”

格罗斯曼有三个孩子：长子当时已顺利服完了三年义务兵役，女儿正在读中学，次子乌里，正处于其三年兵役期的尾声。数周前，他随部队开赴以色列黎巴嫩边境，目标是消灭频繁发射火箭弹侵扰边境的什叶派武装真主党。这场战事，在以色列被称为“第二次黎巴嫩战争”(第一次发生在1982年)。

格罗斯曼是以色列最有名的左派作家兼和平主义者之一。尽管他也支持以色列自卫，但就在8月10日，他还和另两位左派作家阿摩司·奥兹和A.B.耶霍舒亚一道开了一个发布会，警告政府不要扩大自卫范围，迅速配合联合国的斡旋，与黎巴嫩签订停火协议。他没有提及自己的儿子正在前线：他知道这是两码事，即使这份私心合情合理，也不能说出来。

不久儿子便打来平安电话，并告诉父亲，他已得知停火的消息，非常开心。此时，距离乌里的21岁生日也已很近了，格罗斯曼家中的气氛既激动又焦躁，他们太期待紧紧拥抱乌里的一刻。

就在8月13日凌晨那个时刻到来之前的几小时里，格罗斯曼的很多朋友、邻居、读者，还有许多仅仅耳闻其名的以色列人，都已知道发生了什么。当酷热的白天到来，格罗斯曼夫妇家里成了悼念者的聚会。哀伤冲毁了这片宁静的郊区。在执行可能是他个人最后的一次军事任务时，乌里的坦克被一枚反坦克导弹击中，燃烧。黎明前的黑暗把他吞没。

从2004年乌里服兵役开始，格罗斯曼就在构思一部小说新作，他像一个真正的作家那样工作：来到北方边境，靠近儿子所在的营地，每天在自然风景中徒步，经过一个个不同人群聚居的村庄，记录下所见到的每一个有意义的画面。他还没有给这本书想好名字，但他会把书中人物的动态告诉乌里——他一向是父亲作品最热诚的读者，会跟他讨论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每次来电话总不忘询问父亲，你书里那个谁谁谁，他怎么样了?

如果乌里活着，这本书肯定不会是它最后呈现的样子。2008年，《到大地尽头》出版，这是格罗斯曼迄今篇幅最大的一部小说，核心人物是一对母子。乌里之死改变了它的走向。当悲痛袭来时，格罗斯曼怀疑自己无法挽救这本书，但他的长辈和挚友A.B.耶霍舒亚劝他把书写完：“和你的书一起走吧，会有新的东西进来，就让它们进来吧。”阿摩司·奥兹也说：“这本书，它会挽救你。”

大卫·格罗斯曼的作品《到大地尽头》。格罗斯曼的儿子乌里2006年死于“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改变了这部小说的走向

不久前，格罗斯曼凭一本新书《一匹马走进咖啡馆》获得了2017年的国际布克奖，在评委给他的评语中，出现了他一直很讨厌的一个词：“民族良知”。自从2006年8月发表反战宣言，就有人开始这么称呼他了，然而格罗斯曼不想从中，尤其是从乌里之死中取得任何道德权威。乌里是被当局错误的军事措置害死的，而杀害他的是阿拉伯人，即便如此，格罗斯曼还是像过去那样，坚持认为应该还巴勒斯坦人以更多的人权。

在儿子的葬礼上，大卫·格罗斯曼念了一篇悼文，最后的几句是：

“我们将从乌里身上汲取力量;他会给我们充分的力量，在未来的许多年间。他的身上热烈地辐射出生命、温暖与爱，会照耀着我们，哪怕辐射这一切的星星已经消殒。我们的挚爱，我们为曾与你共同生活而荣。你是我们的孩子，每时每刻，我们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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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大作家兼外交官卡洛斯·富恩特斯也有三个孩子，长女塞西莉亚，次女娜塔莎，儿子卡洛斯，分别生于墨西哥城、华盛顿和巴黎。小卡洛斯仅比娜塔莎年长一岁多一点，刚过两岁就发了病，浑身瘀斑，关节肿胀。

那时，年近半百的富恩特斯和夫人住在美国弗吉尼亚的一个农场里。检查结果基因突变，孩子患上了血友病，血液无法凝结。小卡洛斯身上所缺少的凝固剂必须依靠注射来获得，于是，医院成了他除家之外最经常待的地方。每一次注射，都要冒着被感染上其他病毒的可怕风险。

卡洛斯·富恩斯特。富恩斯特的儿子刚入弱冠就出过诗集和摄影集，21岁死于脑膜炎

富恩特斯是拉丁美洲文学的旗手之一，世界级名人，但面对孩子的疾病他也束手无策。不出意外地，小卡洛斯十分早熟，尤其爱好艺术，5岁就得了印度新德里颁发的山卡尔儿童画大奖，上小学时，老师都悄悄将他的画作寄出去参赛。父亲带他去遍览地球上的各色河山，在安达卢西亚，小卡洛斯要求父亲时不时地停车，让他下到路边的向日葵田里，好追慕凡·高当年的感觉。

父亲把自己所喜欢的一切都教给他，从电影，到小说，到诗歌和戏剧，儿子则告诉父亲摇滚乐是怎么回事。富恩特斯有个21岁早逝的伯伯，名字也叫卡洛斯，也写诗，除他之外，小卡洛斯对无数早逝的艺术天才——凡·高、埃贡·希勒、詹姆斯·迪恩、济慈——都有着强烈的认同。他自己也成了他们中的一员，刚入弱冠就出过诗集和摄影集，画作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展出;也是在21岁那年，脑膜炎把他彻底放倒。

1999年，70岁的富恩特斯出版了他个人晚期的重要小说《与劳拉·迪亚兹共度的岁月》，在书中，他回忆了伯伯之死，想以此让儿子避开早夭的命运。但是书出仅仅三个月，小卡洛斯就病逝了。作家后来在散文集《我相信》中说：

“一个儿子完全值得父亲去为他骄傲，哪怕他在这世上只活过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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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亚德·吉卜林是英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基姆》、《丛林之书》和一大批带有殖民色彩的中短篇小说的作者，而他最流行的作品则是诗歌。他生在印度，年轻时到处旅行，感受日不落帝国的版图之大，他写的诗传遍四海，其中颂扬孔武有力的军人气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感染了很多人踊跃从军。

这些人里也包括他的儿子约翰。17岁的约翰迫不及待要上战场，履行他身为帝国臣民的光荣责任，但因为视力很差，被军队拒之门外。后来，不甘心的约翰还是凭着父亲的关系，硬是挤进了爱尔兰兵团，当了一名步兵。

他在18岁生日那天随部队抵达法国，过了一个多月，英法联军向法国北部的德军发动了攻势，在一波胜利之后，德军发动了反扑，频频重创英军。9月27日那天，约翰·吉卜林随部队冲锋过后，就此失踪。他的爸爸整整花了四年时间去找儿子，拜访了儿子生前的上级和战友，还托人到德国去打听，看儿子会不会当了战俘或失忆什么的，仍然一无所获。

就在儿子被宣告失踪后不久，吉卜林写下了一首《致我的孩子杰克》，开头的四句是“‘你有我孩子杰克的消息吗?’/这波潮汐里没有。/‘你觉得，他何时会回来?’/不会随这一股风回来，这波潮汐里也没有。”诗中的杰克是一个16岁的水手，研究者都确信，吉卜林是在伤悼他的儿子。

约翰是吉卜林唯一的儿子，丧子之痛改变了这位帝国吹鼓手的心境，他咒骂战争，咒骂人世。战后，他凭借自己的影响力，协同丘吉尔给阵亡士兵建造墓地。1997年，一部名为《我的孩子杰克》的英剧上映，叙述吉卜林父子的人生，剧中饰演约翰的是丹尼尔·拉德克利夫，也就是未来的哈利·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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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商高达170，15岁即被大学录取，罗伯特·波西格在1974年出版了《禅与摩托车修配艺术》，一本基于一场从明尼苏达到达科他的自驾摩托之旅的经验写就的哲理书。二战后驻守朝鲜半岛时，波西格对禅发生兴趣，然而，当这本书从一个十分新颖的角度把禅的奥义阐释给了美国读者听后，波西格就不再当众谈论禅了。

“禅什么都不是，”他在晚年接受《卫报》的访谈中说，“你谈禅，你就是在撒谎。”

摩托自驾的初衷并非悟禅，而是为了调整与自己12岁的儿子克里斯的关系——波西格其实早已在书中直言。他的脑子里有一大堆疑问，都与克里斯有关。克里斯6岁那年，波西格开车带他回家，在一个路口脑袋嗡了一下。他把车停了下来，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了，于是不得不让克里斯指路。后来，他就经常产生晕眩感，不明白自己是醒着还是睡着，是有理智还是疯了。

1968年，他终于带着儿子上路——开摩托车只是因为他喜欢。儿子已经越来越明显地露出和老爸一模一样的症状：情绪不稳定。波西格觉得，除非给自己和儿子一个机会来挽救濒于崩溃的精神状况，否则他们真要完蛋了。但是，当旅行结束、书也写完出版之后，无数读者把波西格看作一个接地气的哲人，并不在意他旅行和写书的初衷仅仅是为了应对个人危机。

罗伯特·波西格与儿子克里斯骑着摩托车在路上，年方十来岁的克里斯从此在读者心中有了一个固定形象

几百万册书卖出去了，大批评家乔治·斯坦纳将《禅与摩托车修配艺术》誉为“当代《白鲸》”，大影星罗伯特·雷福德甚至为此萌发了导演梦，想买下电影改编的版权，却被波西格拒绝了。禅风在美国大盛，禅学院遍地开花，他也与日本友人片桐大忍一起创办了明尼苏达禅学中心，但他却越来越焦虑：儿子并不喜欢他的书，说爸爸骗了他，可是，年方十来岁的他，却已在无数读者心里有了一个固定的形象。

1979年，波西格前往英国准备他的下一本书，片桐把他的儿子带到旧金山的禅学中心学习。11月7日，克里斯刚刚走出中心大门不远，就被一名持刀者捅倒在地。他再也没能见到父亲。警方说这是普通的抢劫案，可是凶手并没有碰克里斯的钱包。

在克里斯的葬礼上，片桐哭成了泪人。从英国回来的波西格木然无语。克里斯死后，波西格用书的版税重建自己的生活，他的后半生更多地浪迹天涯。78岁时，他告诉记者说他这是最后一次接受访谈了，关于克里斯，他说“我想他”：

“我想他，梦见他，思念他到现在。他不是个完美的孩子，他犯了很多错，可他是我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