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嘻哈火速崛起的这个夏天，你该知道15年前中国嘻哈的寂寞沉浮

“五年后，嘻哈音乐在中国就能牛掰了吧？”“至少得十年。”

15年后，李宏杰仍记得自己与程进的这段对话。2002年，李宏杰奔走在北京和石家庄两地，一边以《通俗歌曲》编辑的身份每期写一篇文章介绍嘻哈音乐，一边把对嘻哈的热爱转化为切实行动——他来到北京，找到唐朝乐队前经纪人兼红星唱片创始人程进，在对方的“麒麟童”唱片厂牌下，创立内地第一个嘻哈厂牌“龙门阵”唱片。

现在看来，无论李宏杰还是程进，他们对嘻哈音乐在中国的蓬勃都预测得过早。

直到这个夏天，因为一档现象级网综《中国有嘻哈》，嘻哈才真正成为全民话题——这档节目以高达26.8亿的总播放量，以及68亿微博相关话题的阅读量，成为席卷社交媒体的热门话题。

当年轻人把嘻哈专业名词freestyle、diss、flow当做时髦酷词挂在嘴边，当游走地下的选手一夜身价暴涨百倍，当商业活动和资本以前所未有的大手笔涌入，嘻哈这个产业彻底火了。李宏杰2013年翻译出版的《嘻哈美国》，也被视为第一本嘻哈入门书而全面断货。

看起来，嘻哈似乎一夜崛起，并以旋风速度拥抱大众。但对嘻哈音乐人和从业者来说，嘻哈在中国就已存在，那是前卫、热情、寂寞且几度沉浮的十几年。

李宏杰记得，在“龙门阵”唱片2003年成立后，嘻哈同样掀起过不小的波澜。西安的乱战门、广东的精气神、台湾的颜社等厂牌相继建立，嚎叫唱片、环球、EMI、华纳也都开始签约嘻哈艺人。十年前，他创办中国MC Battle大赛“龙虎斗”，从中挑出最好的嘻哈音乐人。说到这些，他感叹，“我们确实做得太早，但我并不后悔。”

等待嘻哈全面爆发这一天，他们等了15年。这15年里发生过什么，让中国嘻哈音乐始终沉淀在小众视野？在《中国有嘻哈》引燃全民嘻哈热情之前，中国的嘻哈土壤滋长成了什么形态，让嘻哈势力来势凶猛？

萌芽

1987年的北京，到处都是霹雳舞训练班，荷尔蒙旺盛的男孩，似乎都是街头舞蹈家，走着走着就来个太空步，或者表演徒手“擦玻璃”。

这是电影《霹雳舞》引进中国之后的影响力。那些精力和叛逆情绪无处发泄的少男少女第一次在电影里看到美国街头文化，看到涂鸦，看到街舞，听到让他们热血沸腾的嘻哈音乐。被誉为“中国说唱第一人”的王波，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他当时最大的乐趣，是在音像店找《霹雳舞》里那种音乐。直到1994年，他终于在北京立交桥下的小贩摊上找到第一盘打口Hip-Hop磁带，发疯一样开始听嘻哈音乐。

在嘻哈融合体创始人Come Lee看来，《霹雳舞》上映之前，华语音乐界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有了说唱，“1982年，香港老牌流行歌王林子祥出了一个音乐特辑，里面就有一段广东话说唱，算是第一位华语说唱艺人。1986年，他又发了一首粤语说唱歌曲《AhLam日记》，Lam就是他的英文名。”

李宏杰2000年开始研究嘻哈音乐，从崔健1986年写的第一首摇滚歌曲《不是我不明白》里，他听到的不仅是振聋发聩的摇滚，也是国内最先锋的说唱。

“老崔是重度Hip-Hop爱好者。”李宏杰说，像崔健这样尝试Rap的歌手，并不少。1993年，尹相杰曾与谢东、图图三人出了一张带有草根精神的《某某人：中国RAP》，磁带封面上，“RAP”三个红字写得巨大，销量虽小，却是内地说唱界教材。“窦唯的《噢，乖》，包括臧天朔早期的作品，其实都是Rap，都有自己的flow。”

“嘻哈真正集中的呈现，我觉得是2000年隐藏组合的诞生。”Come Lee说。隐藏组合的核心成员，就是从打口磁带中疯狂听Hip-Hop的王波。

1998年，王波办了个以嘻哈为主题的派对，选址在三里屯的Club Orange，来的都是热爱Hip-Hop的老外。他在这儿认识了美国人老郑、贺忠和来自加拿大的华裔Sbazzo，几个人组成了隐藏组合。尽管大家来自三个国家，王波仍坚持用中文说唱，这也让他成为内地中文嘻哈的先驱。

隐藏组合在嚎叫唱片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为人民服务》，“从这个时候开始，Hip-Hop在中国真正有了起源。”Come Lee说。

2001年，来自美国底特律的黑人Burton与王波一起创办Iron Mic比赛，很快变成中国地下嘻哈圈最重要的比赛，《中国有嘻哈》中的超人气选手PG One、小青龙，都曾在Iron Mic拿过名次。同样在《中国有嘻哈》中获得极大关注度的欧阳靖，也于2002年在美国《106 & Park》上连续7周拿到“Freestyle Friday”冠军，成为登上节目名人堂的唯一华人嘻哈歌手。

当时，这个狭小圈子的所有人，似乎都带着期待与疑问，等待中国嘻哈的浪潮迎面而来。

第一次浪潮

“我想做中国版的‘Def Jam’。”在与程进讨论“龙门阵”唱片的未来时，李宏杰说，美国著名的嘻哈唱片公司Def Jam是他的执念和梦想。

Def Jam是1984年在纽约大学的宿舍里成立的，它承载的是两个年轻人对嘻哈音乐的爱与梦。到今天，人们已经习惯用“街头教父”来称呼这家老牌嘻哈唱片公司。

但对“龙门阵”唱片，嘻哈在中国过于前卫，它仅维持了六年。

“2002年开始，我每周末都往返北京和石家庄，就这么折腾了两三年。”李宏杰还记得，25岁时的自己，每周五下班后离开杂志社，登上火车赶往北京，进棚就开始录唱片，一做演出就是通宵达旦。忙完周末，周一又赶最早的火车回石家庄，“那时候就有一点工资，全贴在火车票上了。”

在北京儿童剧院旁边的录音棚里，李宏杰和一帮嘻哈音乐人度过了最癫狂也最玩命的青春。遇上有现场演出的时候，他们可以彻夜不眠。

“那时候王菲、羽泉也在那个棚录音，那是北京最好的棚了。”台湾嘻哈音乐人蛋堡听说北京有这么一帮人玩嘻哈，特地飞来拜访同道中人，大伙儿一起玩儿着录了几首歌，又跑到小洞天吃火锅，聊一夜音乐。李宏杰很遗憾的是，录的那些音乐因为硬盘损坏，永远消逝。

李宏杰通过“龙虎斗”选嘻哈音乐人，也在各个场合发掘新人。他第一次见到小老虎是在愚公移山Livehouse，这位如今被称为“中国嘻哈诗人”的音乐人，当年还是一名大学生。小老虎签约“龙门阵”唱片之后，又夺得中国MC Battle大赛“龙虎斗”两届冠军，以自学方式开启音乐人生涯。

这帮男孩，当年穿着Oversize的肥大衣服，穿着球鞋，歪戴着棒球帽，青涩的脸上带着不屑或是骄傲，由地下蓬勃生长。那时候，大金链子、刺青和脏辫这些高度符号化的东西在嘻哈音乐人身上还很少见。

2008年，李宏杰带着“龙门阵”团体中的李俊驹、张楠、小老虎，赴伦敦参加全英最大的中国文化节ChinaNow，第一次把中国嘻哈带上国际舞台。

“我们过去就是普通话，他们很喜欢，很新鲜，没听过。”李俊驹回忆，观众70%是老外，“演了两场，场场爆满。”面对听不懂的中文，英国人只听节奏，只看台风。

李宏杰记得，当地报纸无论大报还是小报，无论免费还是收费，都在发“龙门阵”的消息。在伦敦闹市区China Town，地铁站或是饭馆里都贴着“龙门阵”的海报。他们接受着当地主流媒体的采访，还有歌迷闻讯从汉堡、曼彻斯特、奥地利、丹麦等地开车过来，歌迷买光了他们带去的所有唱片。

他们享受了在国内从未遇到的礼遇、追捧和尊敬，中国嘻哈在国际上的第一次亮相，印记是新鲜而热烈的。但当他们回到中国，情况似乎发生了逆转。

徘徊

Come Lee认为，2006年至2008年是中国嘻哈的一个小高潮期。“像隐藏、功夫、龙门阵、上海竹游人这些组合，已经起来了，曾经冲进大众视野。”

可惜，大众对于嘻哈文化的理解过于片面，当新鲜感过去，关注度再次降低。“在当时来说，听众还不能很好地接受这种音乐。”Come Lee所接触的最早从事嘻哈音乐的一代人，因为生存问题，无法坚持，导致一些团队解散。

“龙门阵”唱片的关闭，对李宏杰也是遗憾，“当时市场环境很艰难，比做摇滚乐还难。公司录制唱片需要成本，嘻哈音乐在商业上始终没有一个良性的循环，不得不选择暂停。”

生存永远是摆在音乐人面前的困境，对嘻哈音乐人尤其如此。

“说唱歌手没有太多演出的机会，写歌出来也没有发布的渠道。”Come Lee说，“当时放弃的人，有很多原因。从事这样一个行业，你无法获得好的生活条件，反而要承受生活的压力、年龄增长的压力。”谈到嘻哈融合体最初的七八年，他也感叹“不知道自己怎么熬过来的”。

在熟识的转行的音乐人中，最让李宏杰惋惜的是才子李俊驹。李俊驹和小老虎都曾给《滚石》中文版写稿赚点稿费养活自己，后来，李俊驹因文笔好，离开音乐圈去了《男人装》，近十年一直深耕传统杂志。

留下的人，则是更加彻底地做着自己想要的音乐。

“玩说唱的人以前挣不到钱。”小老虎说，今年他31岁了，完全过了靠荷尔蒙和消费来获取快感的年纪，他不认为嘻哈音乐能改变什么，塑造什么，之所以坚持，只因为玩音乐带给他不可取代的感受，支撑起精神生活。

“我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真正的是你自己，跟这个世界没关系。”小老虎说。这位被乐迷称为“最严肃的说唱歌手”，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诗人般的韵脚，创造出意识流式的中文说唱，在自己的音乐里肆无忌惮。你听不到他谈论苦涩，谈论煎熬，只有在巡演日志里，他以贫嘴的方式，透出一群坚韧而充满理想主义的人，仍然在寻找嘻哈音乐的方向。

当Hip-Hop在地上无法美好生存时，地下音乐圈开始盛行。一些独立的厂牌，如西安红花会、成都CDC说唱会馆、重庆Gosh。年轻一辈不再守候于寸土寸金的大城市，而是以二线城市为核心，诸侯割据般划分不同的地域，形成不同风格。除北京、上海外，成都、重庆、西安、广州、深圳、昆明和长沙都是嘻哈音乐十分活跃的城市。

Hip-Hop的门槛并不高，随着网络兴盛与技术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接触并尝试创作，走到Battle大赛上打擂。他们如同草莽英雄，从地下脱颖而出，在江湖中磨刀霍霍。

Come Lee做了一个《中国嘻哈榜》，接收音乐人的投稿。他发现，近年来的投稿数量大幅上升，“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嘻哈歌手在以怎样的速度增长。”从去年夏天开始，住在深圳的Come Lee频繁到北京出差，他从各个渠道听到的声音都在告诉他，嘻哈歌手在暴增。而他的嘻哈融合体所接到的商业合作，也呈前所未有的上升趋势。2014年，新的嘻哈厂牌相继出现了11个，去年又涌现了12个厂牌。

在《中国有嘻哈》的海选现场，当你看到700名嘻哈歌手从中国各地蜂拥而来，在墨镜、脏辫、刺青、潮牌服饰的海洋里，你才知道，地下嘻哈在中国早已发展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有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在国内流媒体平台发布过音乐作品的嘻哈音乐人，已经超过2830位，其中820位在近一年内持续更新音乐作品，并有现场演出。

嘻哈必火

《中国有嘻哈》上线4小时，播放量突破1亿，这超出了Come Lee的预料——尽管他去年就预计，2017年会是中国嘻哈的爆发年。

2个亿的节目制作费，1.2亿冠名费，这些数字，不但突破顶级电视综艺的数据，更是中国嘻哈音乐史上难得一见的大手笔。与过去捉襟见肘的境况相比，今天的嘻哈音乐，正被资本热情拥抱。

今年5月，李宏杰邀请音乐人Tizzy T登台MTA天漠音乐节，演出费不过3万，在《中国有嘻哈》之后，这位热门选手的身价已经涨到30万。Come Lee听到的数据是，有一位音乐人的身价在节目播出后直接飙升了百倍。

说出嘻哈必火的预言，Come Lee不是第一位，但站在他的立场和这个90后、00后主宰消费市场的时代，他有稳妥的信心，“中国电子音乐很火爆，我觉得嘻哈比电音更有现场的体验感，它有观赏性，有歌词的表达，有视觉呈现。嘻哈的优势在欧美甚至日韩都是被验证过的。”他听说一些韩国嘻哈歌手在中国有很多迷妹，但凡歌手到中国演出，必定是场场爆满，这让他更有信心，中国嘻哈歌手也能获得同样的追捧，“我说过嘻哈可能会超越民谣，今年看来，确实就是超越了。”

从受众角度，李宏杰认为这是一个跟十年前截然不同的时代。这一代年轻人，接受着欧美流行文化而成长，他们对嘻哈音乐、对美国的街头文化并不陌生——尽管在中国的城市里，你完全看不到所谓的街头文化，没有黑人Hip-Hop里唱到的枪支、毒品、斗殴，但这恰恰就是中国嘻哈文化的变种，它强调的是每个嘻哈歌手都会挂在嘴上的口头禅“Keep it real”。在这个时代，中国年轻一代所信奉的real就是自我，“这是一种消费观，对物质从不掩饰的追求，对物化生活的向往。”李宏杰说，以吴亦凡为代表的90后，身上有着主见、态度，不被左右，也不伪装。这种年轻一代情绪式的共鸣，既是《中国有嘻哈》带来的，也是嘻哈文化所兼备的。

“音乐永远会适应时代，唯一不同的是，观众的审美变了。”李宏杰说，曾经人们只听四大天王，但那个时代过去了。人们愿意尝鲜，愿意来点不一样的。

有人说，中国的土壤并没有嘻哈的文化根基，李宏杰反问，“为什么日本、韩国可以拥抱嘻哈，中国不能？嘻哈是美国黑人发明的，它曾经是黑人的CNN，替老百姓表达诉求，但现在时代变了，嘻哈不再具有斗争性，它可以是万花筒，拥有很多面。今天的嘻哈就是娱乐产业的一环。”

中国的嘻哈音乐唱的当然不是黑人那一套。身在贫民窟的美国黑人，每天睁眼看到的就是枪与毒品，这是他们的real。这个时代的中国年轻人唱的是另一种real，用嘻哈音乐人Lu1的话来说，“我们睁眼睛看到就是一些生活的烦恼，一些琐事。对我来说，嘻哈精神就是把我经历的一些事，一些情感，一些情绪，用文字和音乐的方式表达出来。”

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什么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比15年前更需要嘻哈音乐。

链接：嘻哈术语

Trap：90年代早期在美国南部形成的嘻哈音乐，营造诡异、冷酷、迷幻的氛围。
Flow：说唱歌曲的流畅度，节奏和歌词的融合程度。
Diss：Rap文化中最独特的组成部分，当两名Rapper之间产生矛盾，一位Rapper出歌来攻击对方就叫Diss。
Hardcore：硬核说唱。通常具有对执性和侵略性，有破坏力和煽动性，具有力量感。
jazz hip-hop：爵士嘻哈。风格清新、明亮，摒弃传统说唱中的粗俗和敌意，充满诗意与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