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那些生活在西方的移民作家

最近20年来，移民作家在国际文坛上越来越有受宠趋势。数一数诺奖、布克奖、普利策奖、美国国家图书奖、龚古尔奖等20年来获奖者中有多少是移民，就很清楚了。不妨先列举一串名字：萨尔曼·拉什迪、J.M.库切、V.S.奈保尔、扬·马特尔、马龙·詹姆斯、乔纳森·利特尔、阿提克·拉希米、玛丽·恩迪亚耶、莱拉·斯利马尼、朱诺特·迪亚兹、哈金、阮越清……

为什么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生活在西方（尤其是英美法）的这批移民作家，被公认为当代英语和法语文学里最具创造力的一批作家？他们的移民身份所带来的那种“自然”地在中心与异域之间所发生的挣扎，不恰好对应了人对自己内心之外省与异域的发现吗？地理的“他者”成为人挖掘自己的内在“他者”的“秘道”，这恐怕是这批作家之所以异军突起的“得天独厚”之处吧。正如拉什迪在评论君特·格拉斯时所说：

“他是移民文学的主要中心人物，而移民也许是20世纪的中心人物或决定性的人物。像很多移民一样，像很多丧失了一个城市的人一样，他在他的语言中找到他的城市，装在一个旧铁箱里，昆德拉的布拉格、乔伊斯的都柏林、格拉斯的但泽：在这个漫游的世纪，流亡者、难民、移民在他们的铺盖卷里装着很多城市。谁也不应低估这类作家的执拗；他们无法忍受他们的过去被格但斯克化。”（萨尔曼·拉什迪：《论君特·格拉斯》）

需要强调的是，格拉斯毕竟还是一个颇为地道的德国人，他的“移民”身份仅仅是因为“但泽”这个城市的地位的模棱两可：它曾是童年格拉斯的德国但泽，后来却变成了波兰格但斯克。拉什迪很清楚这一点：

“在某种程度上，格拉斯仅接近于半个移民。传统上，一位充分意义上的移民要遭受三重分裂：他丧失他的地方，他进入一种陌生的语言，他发现自己处身于社会行为和准则与他自身不同甚至构成伤害的人群之中。而移民之所以重要，也见诸于此：因为根、语言和社会规范一直都是界定何谓人类的三个重要元素。移民否决所有三种元素，也就是必须寻找描述他自身的新途径，寻找成为人类的新途径。”

因此为了进一步把格拉斯拉进“移民作家”的队伍，拉什迪又为他安上了另一重移民身份：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对于格拉斯来说，就像对德国来说一样，是跨越边境，其艰苦和分裂都是难以想象的。而如果我们把格拉斯称为这一类型的移民，我们立即就会发现，一般移民所遭受的三重移位事实上已发生在‘移民格拉斯’这位横跨历史的男人身上了。”

经过这样的转换，拉什迪笔下的格拉斯实际上变成了拉什迪、库切、奈保尔、石黑一雄们的一个投影，毕竟他们的移民身份比起格拉斯来说要清晰明确得多。而且这进一步表明：地理上的迁移，可以借由心理上的分割、冲突、越界而被一再地复制和重构——

“移民向我们提供时代中一个最丰富的隐喻。隐喻这个词，其希腊词根的意思是横越，指某种迁移，把理念迁移到意象中。移民——横越人类——就其本质意义而言，是一种隐喻性的存在物；而迁移作为一个隐喻，是我们周围随处可以看到的。我们都越过边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有人都是移民民族。”

拉什迪对格拉斯所下的结论，实际上就是他的自况，也必定是库切、奈保尔、石黑一雄们（不管他们之间多么不同）的自况：

“我把格拉斯视为一位双重移民：一位在自我中和在时差中跨越边境的旅行者。”

是的，每个人都是某种意义上的“移民”，而世界，正如卡内蒂所说，“始终是背井离乡者的世界”。但只有真正“在时差中跨越边境的”移民，如拉什迪如库切，才会每时每刻对这一点感同身受、刻骨铭心，并且不依不饶、追问不休，直到将这一点径直追溯到自我的基本构成上去，而这恰恰会导向对（与西方霸权地位相对应的）理性主体哲学的攻击。移民思想家萨伊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同样借助对一位早期移民作家、波兰裔的大不列颠臣民约瑟夫·康拉德的分析，指出当我们对18~19世纪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整个世界所达到的深广度有真正深入的了解之后，

“我们要被迫追问一下，这一切对于解释比如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同一时期法国的历史编纂学或意大利歌剧、德国形而上学等等意味着什么。”（《文化与帝国主义》）

举例来说，在拉什迪和奈保尔的故乡印度，

“到18世纪30年代，四千英国公务人员由六万士兵和九万普通工作人员（多数是商人和牧师）协助，居住在一个有3亿人口的国家。维持这样一种情况所需要的意志、自信甚至傲慢的心态只能由我们来猜想了。”（同上）

而这种在“异域”殖民地孳生、壮大的“意志、自信甚至傲慢的心态”，对于母国貌似客观的理性主体哲学所可能产生的巨大的反向推动作用，基本上没有被好好分析梳理过，我们至今只能通过库切、拉什迪们的小说触摸到这些。一种西方在与“异域”的交流与接触中逐渐清晰起来的“自我”，如何促成了对世界的征服，而这种地理上的扩张，又如何为了培养管理殖民地所需要的“意志、自信甚至傲慢的心态”，反过来“无意识”地加剧自我的膨胀，如汉娜·阿伦特描述的，进入一个“无休止的扩张的旋涡”：

“改变旧我，服从扩张的进程，与那股看不见的力量认同，他必须为这种力量服务，以使扩张不断向前推进。因此，他就要把自己看作一种纯粹的功能……”（《极权主义的起源》）

这两者，即自我的膨胀与对“异域”的统治的扩张之间相辅相成、循环加强的关系，对于所有貌似客观的“学术研究”，都提供了一种必需的怀疑和反思的视野。在这一点上，可能石黑一雄做得比其他移民作家都要深入，自《长日留痕》开始，他的视线更多不是在两种文化之间迁跃，而是贯注于承受“反作用”的帝国遗民的精神状态——遗民，不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移民吗？就像格拉斯作为第三帝国的遗民，移民到了战后的西德，石黑一雄的主人公们，很多也是自辉煌的日不落帝国，移民到今天这个被戏称为“腐国”的地方。

再一次，拉什迪评价格拉斯的话，也适用于他自己，适用于石黑，以及其他所有真正的“移民作家”：

“现实是一件人工制品，它在未制造出来之前是不存在的，并且它像任何人工制品一样，可以做得很好，也可以做得很差，当然，它还可以未做。格拉斯在历史中穿国过境所学到的就是怀疑……经历任何形式的迁移，就是上了一课，也即容忍别人的观点的重要性。几乎可以说，迁移应作为所有未来民主人士的基本训练。”（《论君特·格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