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男性主导的电影世界，她们的视角更加勇敢、无畏和细腻

《嘉年华》在平遥影展首映的那天晚上，导演文晏一袭黑色礼服，优雅地走进影厅，引来观众席一阵尖叫——大明星亮相都没有如此轰动，不少人专程为《嘉年华》而来。三个月前，《嘉年华》入围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影评人盛赞其“勇敢、有力，打破了长久以来社会对女性侵害的沉默”，影迷们迫不及待想要一睹为快。

闪耀平遥影展的女性并非只有文晏一人。象征着最高荣誉的四项大奖中，三项都授予了女导演。费穆荣誉最佳影片颁给了《嘉年华》，罗伯托·罗西里尼荣誉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分别颁给了中国导演赵婷的《骑士》和俄罗斯导演伊莉莎维塔·斯蒂肖娃的《苏莱曼山》。当《苏莱曼山》主创团队一齐上台领奖时，人们才发现，清一色是女性。

影展艺术总监、前威尼斯电影节主席马可·穆勒显然察觉到了这一现象。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他坦言在选片环节就更青睐女导演的作品：“女性相对于男性，情感更为丰富，对生活的感受更深，当现代社会危机转化为个人化的矛盾冲突之后，女导演比男导演有更加深刻的体会。”

这些女性导演，无一例外地关心现实，将目光投向长期被忽视的角落，勇敢而坚定。马可毫不掩饰自己对她们的欣赏：“《不要离开我》是波斯尼亚导演在叙利亚和土耳其边境取景的，《苏莱曼山》是俄罗斯导演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拍摄的，她们真的很大胆。还有64岁的导演彭晓莲，她仍然在坚持创作，所以你看，年轻并不由年龄定义。”

纵观影史，女性作者从不曾缺席，今年尤其抢眼。90岁高龄的法国新浪潮领军人物阿涅斯·瓦尔达，刚被授予奥斯卡终身成就奖，并推出新作。同样，曾击败詹姆斯·卡梅隆的《阿凡达》赢得小金人的凯瑟琳·毕格罗，今年的新片口碑相当不错。戛纳电影节上，以《迷失东京》为观众所熟知的索菲亚·科波拉凭借《牡丹花下》拿下最佳导演奖。在商业大片领域，《神奇女侠》的出现拯救了DC动漫近年的颓势，导演派蒂·杰金斯同样也是一位女性。在中国，今年FIRST影展上，获得最佳纪录片的《囚》和艺术探索奖的《笨鸟》分别来自女导演马莉和黄骥，题材大胆，都入围了柏林电影节和金马奖。

今年，女导演在各大国际电影节上令人惊艳的集体亮相，扩充和丰富了电影世界的立场与诉求，在男权语境之下，女性导演从迎合、赞许到质疑，批判，她们正在勇敢发声。正如波黑导演阿伊达·贝吉奇所言：“女性的力量汇聚在一起，虽然不能明天就能取代男性成为主导，但是女性的团结与联盟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

反战，为女性和孩子

银色头巾裹着栗色长发，身材高挑的波黑导演阿伊达·贝吉奇身着明黄色线衫出现在平遥的街道上，总能吸引众人的目光，这是她第一次来到中国。

41岁的阿伊达被认为是世界优秀的电影人之一。2008年，她凭借处女作《初雪》获得戛纳电影节影评人周单元大奖，2012年，她的《萨拉热窝的孩子》获得戛纳一种关注单元特别荣誉奖。两部电都关注战争阴云在战后的蔓延，支离破碎的家庭中，失去亲人的女人与孩子如何艰难求生的故事。

阿伊达出生于长年动荡的萨拉热窝，在她还是少女时，就遭遇了绵延数年的波黑战争。一夜之间，她被迫长大成人：“那一场战争爆发时，我还不到17岁，我第一次距离死亡那样近，一切都变了。”

在此后二十多年的人生中，阿伊达一直关注着战争之于平民的后遗症：“正因为我经历过，我懂得战争有多么罪恶，我要把这些遭遇告诉那些从未经历过战乱的人，让他们理解战争给全人类带来的危害。”她告诉第一财经，那些痛苦的遭遇让她更加坚定地选择电影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二十年前，她在萨拉热窝学习电影时，生活十分艰难：“我们没有基础的生活物资，食物、水电、衣服……但是我们依然有创作艺术的渴望。”

“在战争之前，我的国家几乎没有女性导演。战后，越来越多女性发出反战的呼声，越来越多的电影从女性视角出发。”男性导演热衷展示战争的残酷与血腥，试图剖析战争，镜头背后隐藏着相对宏大的政治表达欲。阿伊达的电影则通常聚焦个体的遭遇，视角贴近，观察细致。

在新作《不要离开我》里，她关心叙利亚的战争孤儿：“那里的战火很久未曾停歇，我想为那些无辜受难的孩子们做些什么。”阿伊达说：“战争有两方，成年人可以选边站，但是孩子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只知道自己失去了家人，不管选择哪一边，对孩子来说都是灾难。”

《不要离开我》讲述几个由于战乱逃到土耳其边境的男孩，离开祖国和亲人，彼此依靠，相互取暖。阿伊达没有正面展现战争的残酷，当观众看到孩子们孤独而苦楚的境遇，抑制不住心碎。直到电影结束，观众才从字幕中得知，这些出演电影的孩子就是真正叙利亚的战争孤儿，他们扮演的就是自己。

拍电影之前，阿伊达去了很多孤儿院，做了大量的调查和资料搜集，成立表演工作坊教那些孩子们参与戏剧：“20年前，我们就是这些孩子，我知道孩子最需要的就是快乐，他们和其他孩子一样希望别人关注，希望有人可以一起玩耍。”

在阿伊达心中，《不要离开我》不仅仅只是完成电影：“我想告诉这些孩子，经历了最惨痛的事，并不代表生命永远失去了光彩。”她希望能够通过拍电影，让阴郁的孩子们变得乐观、自信，重新发现生活的意义。

《不要离开我》有13个国家的人参与，宗教信仰、文化背景都各不相同，语言交流常常困难，但整个拍摄过程却很顺利。阿伊达说：“很多沟通并非通过语言，而是用心去交流。”她觉得，人、民族、文化之间的鸿沟，恰恰是因为我们将彼此当成他者对待：“实际上，我们都是一样的人类，拥有相似的喜怒哀乐。”

我拍西部片，我是北京人

接受媒体采访时，阿伊达谈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女导演往往比男性更坚韧：“男导演经过一两次的失败之后，也许会轻言放弃，而女导演则会坚持五年、六年，直到得到自己想要的。”这样的论断看上去像是来自女性的“偏见”，而中国导演赵婷的经历，似乎可以被认作佐证阿伊达判断的有力证据。

在平遥影展上，中国导演赵婷的《骑士》以诗意、充满哲思的影像风格征服评审团与观众。该片此前获得第70届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的最高奖项，在不同电影节上拿到无数奖杯，赵婷也被马可·穆勒盛赞为今年拿奖最多的中国导演。

《骑士》是赵婷的第二部作品，只花了八万美金，剧组只有六个人，包括她自己。

“我叫赵婷，我拍西部片。我是北京人。”赵婷模仿西部片导演约翰·福特的口吻来了一句简洁的开场白，颇为精炼的概括了她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她15岁出国求学，在李安的母校纽约大学研习电影，和阿伊达一样专注，她始终在拍摄美国印第安自治区年轻人的生活和困境。

赵婷的打扮已然是印第安人的样子，麻花辫儿松散地搭在一边，绿色衬衫搭牛仔裤，一张脸枯瘦，显得眼睛特别大，她不介意暴露自己因风吹日晒而变得粗糙的皮肤。她告诉第一财经，小时候她就挺向往外面的世界：“我去过很多次内蒙古，每次都特别有感触，我从小就对平原生活特别向往，可能我也有蒙古血统呢？也说不定。”

赵婷现在长居丹佛，距离南达科塔州印第安人聚居区大约四小时车程，她经常开车去采风，打心眼儿喜欢这个地方：“在那里，动物死后一百年，尸骨风化，也不会挪动。”赵婷和那里的年轻人混熟了，特别能体会他们困境：“他们虽然是白皮肤，但是有印第安血统，他们是美国社会的底层，颠沛流离，生活贫穷，那里的成年人外出打工，留下来的年轻人自杀率很高，我很关心这个问题。”这和她当年只身一人来到美国的处境相似，少数族裔，边缘生存，时常感到失落和沮丧。学电影之后她一直想为他们拍一部电影，然而直到三十岁来临，都没拍成。

让人崩溃的事情发生在处女作开拍前，她和剧组一夜之间失去了拍摄的资金来源。祸不单行，家中遭遇抢劫，一些重要文件随着电脑遗失，几年的心血眼看着付之东流。绝望之中，赵婷拿着朋友东拼西凑的10万美金，拍了她原本想要用100万美金拍摄的电影《哥哥教我唱的歌》，一鸣惊人，入围了戛纳、圣丹斯等国际电影节，然而她却对自己的作品不太满意：“第一部犯了很多错误，有很多遗憾，还得回到那里再拍一部。”她想拍一个关于西部牛仔的故事，但一定不是人们想象中的西部片里的样子。

两年前，她在印第安自治区认识了驯马师布莱迪，他也是一名以竞技为生的牛仔，赵婷立刻被他的故事吸引：“他不是那种电子机器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他早上出门钓鱼，冬天去打猎，他的生活很纯粹。”赵婷为他写了一年半的剧本，却一直不满意：“觉得怎么写都不真实。”

直到去年四月，布莱迪坠马受伤，医生告诉他不能再参与竞技比赛，可是他回家后第一件事却是骑马：“他告诉我，这是他活着的原因，是牛仔身份的证明。”赵婷觉得很受触动，很快把《骑士》的剧本写好，邀请没有任何表演经验的布莱迪做主演：“开机的那天，我在路上开着车，我说，希望你能演好，因为我们已经回不去了，我们要开拍了。”赵婷一直信任很布莱迪：“驯马师要使出各种花样骗过马，让马听他的话，他演戏一定也能骗得了观众。”

“这是一个超级英雄失去了超能力之后的故事。”赵婷说，布莱迪的朋友林恩曾是当是远近闻名的竞技牛仔，但坠马瘫痪后，无人再关心他的内心，“人们并不知道，在受伤之后的四年里，他从没放弃过重新站起来的愿望，这才是真正的英雄。”

在展现林恩坚韧的意志和乐观精神的同时，赵婷给了故事一个近乎反叛的结局，在以往的西部片中，牛仔往往王者归来或是战死沙场，而布莱迪在无数次痛苦挣扎后，放弃了挚爱的竞技场，选择“认命”。赵婷说，因为她是女性，而且受东方哲学影响更多：“现在总是鼓励年轻人总是要去争取，要得到，可是很多时候是得不到。其实一步步走下去的平凡生活才是最难的，有时候，活着比死需要更多勇气。印第安年轻人的自杀率特别高，我觉得多一些像布莱迪这样的人，情况或许就能得到改善。”

问她如今“找钱”是否变得容易时，赵婷双手合十，大声感叹：“我都35岁了，早上五点钟起来做饭，开车、刷墙，啥都自己弄，这身体真不行。幸亏《骑士》还有一些小成功，下回至少得十个人的剧组吧。你能想象吗？我们一边儿开着卡车，一边儿拍摄，一边儿对着远处大喊，慢点儿骑马。”

赵婷告诉第一财经，这两年在美国，女导演得到的机会多了一些。在以前，女性唯一拍片的方式是从男性角度去拍电影，因为好莱坞是男性操控的世界，“现在公司多了，选择多了，能给女性更多的创作自由，让我能够真正听从自己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