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并购规模提升要靠经济治理优化

并购作为经济运行层次和运行效率的反映，近些年在中国已经有长足进步，但摩擦力依然不小，其背后是中国经济系统的交易成本依然偏高。

在上市公司相关领域的并购，证监会的简政放权值得肯定。12月12日，证监会副主席姜洋在中国上市公司峰会发言称，通过持续简政放权，目前90%以上的并购交易已由上市公司自主实施。

在此前的一个论坛上，姜洋曾经解释政策思路：去年以来，大幅简化并购重组行政审批，鼓励基于产业整合的并购重组，严格重组上市要求，加强并购重组监管。这一松一紧有效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有力支持了国企改革、产业升级。

效果方面，姜洋称，在2016年，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一共发生2486单，交易总金额2.39亿万元，今年前10个月，全市场实施并购重组超过2000家次，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在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方面的主渠道作用日益彰显。一年来，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并购重组530余家次，例如中航黑豹整合沈飞集团，提高整机制造的产业化发展能力;南洋科技通过购买航天集团旗下资产，转型发展无人机业务，等等。

把时间拉长了看，并购活动的进步更为明显。CVSource的统计显示，2016年中国企业间的境内并购交易金额达2532亿美元，比2012年增长140.95%，境内并购交易总体增长显著。按全市场口径统计，2013年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交易金额为8892亿元，到2016年已增至2.39万亿元，年均增长率41.14%，居全球第二，并购重组已成为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

但总体来说，中国经济中的并购活动依然不如人意。

例如，并购后的整合往往曲折坎坷，存在大量的非商业干扰因素，导致并购成功率下降。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山水水泥收购案。天瑞方面早已在香港市场上完成了对山水水泥的收购，但入主山水水泥董事会、接管企业管理的过程却跌宕起伏、一波三折，其间甚至因为接管工厂发生暴力冲突。不能靠《公司法》接管企业，这听上去十分荒唐，但这就是一些企业在并购活动中的实际处境。

再如，中国有大量行业的产业集中度严重偏低，提升起来却步履维艰，这也反映出并购活动严重不足。前些年商界“大嘴巴”严介和曾经放言高论“将来99%的小企业都得死亡”，大浪淘沙、优胜劣汰，从产业集中度提升的原理来说，他说得不无道理。但几年下来，他的预言完全落空，其实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经济运行效率不高，缺乏竞争力的企业犹能残喘久之，市场的淘汰速度太慢。

此外，敌意收购作为并购的极端形式，也很有指标作用。敌意收购者既是资本市场的秃鹫，又是资本市场的鲶鱼，他们赶走平庸无能的管理层，重新激活经济资源，鞭笞着经理人不敢怠慢，因而是资本市场重要的推动力。而在中国市场，敌意收购还十分罕见，这也反映出中国市场的并购活动还很不丰富。

证监会等部门的简政放权可圈可点，不过摩擦力在其他许多环节还普遍存在。

并购是高级经济活动。只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才能成长出蜜蜂，同样，只有良好的经济治理环境才能成长出成功的并购。并购后的整合，涉及法律、运营、人事、财务等复杂系统，加上无形的固有企业文化，常常导致整合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一个并购交易，最终是否可以称之为“成功”，关键在于整合。而整合则是一个系统工程，每一款短板都会决定它的生死。观察近几年的并购案例，法治环境和行政审批都曾造成并购失败，此外，被并购企业透明度低、职业经理人市场规范化程度低等企业治理因素也经常形成摩擦力，所有这些，都需要靠提升中国经济治理的水平来逐渐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