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调升中国2018年增速预期至6.6%，肯定中国对影子银行的监管

“这是IMF首次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发布我们的经济展望报告。比之待在华盛顿，在这里，我们能见到所有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笑称。她认为，虽然有理由为取得的经济增长感到鼓舞，但需要更加关注如何实现长期增长。

北京时间1月22日22点，IMF公布了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WEO），并在世界经济论坛（冬季达沃斯）开幕前夕举行新闻发布会。相较于去年10月的预测，IMF分别调升今明两年全球增速0.2个百分点至3.9%；分别大幅调升美国今明两年的增速预期0.4、0.6个百分点至2.7%和2.5%；分别调升中国今明两年增速预期0.1个百分点至6.6%和6.4%，并称近期中国收紧对影子银行的监管是受欢迎的举措。

在媒体见面会上，拉加德阐释了对于世界经济情况的看法。“世界经济增长从2016年起持续复苏，并将在2018年和2019年继续这一进程。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新情况。”拉加德称。

值得注意的是，IMF认为这种全球扩张势头将在今明两年持续，而IMF鼓励各国采取逆周期政策，即利用良好的周期性上行环境推动结构性改革，以此激发潜在产出，提升生产率.

同时，IMF也提醒各国注意金融市场脆弱性的积聚，“资产估值高企，期限溢价极度压抑，这导致金融市场回调的可能性加大，可能的触发因素是发达国家核心通胀超预期上行。”IMF也认为，例如美国这种失业率不断创下新低的国家，货币政策需要随着通胀上升而加速收紧。

IMF首席经济学家 Maurice Obstfeld在见面会也上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之一，中国将会削减过去几年的财政刺激政策，并控制信贷增长，以此加强过度扩张的金融体系。这些举措加之中国正在进行的必要的再平衡进程，意味着中国未来的增速将会比之前有所下降。

来源：IMF

全球同步扩张仍将持续

在美国减税、欧日经济超预期复苏的拉动下，全球周期性上行态势持续，为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大幅抬升2018年和2019年的全球增速预期。IMF认为，美国税改是此次调升增速预期的主因之一，税改对于美国和其贸易伙伴的产出提振为全球今明两年增速的调整贡献了一半力量。早前，IMF并没有将税改的影响纳入其经济模型。

“美国税改有望刺激经济增长，短期由公司加大投资支出所拉动。这预计将对美国经济产生持续的利好影响，到2020年累计将为GDP增速贡献1.2个百分点。”IMF预计。

相比起IMF的乐观，瑞银证券首席美国经济学家塞斯（Seth Carpenter）此前对记者表示，税改的通过将为GDP增速贡献25个基点，他上调了美国2018年增速预期至2.4%。但是他也表示，税改将加剧美国债务负担，且其拉动企业投资支出的程度仍有待观察。对此，IMF也提及，税改可能会在2022年以后对美国经济形成拖累。

眼下，各界都在问的一个问题是——美国正在经历二战后第三个最长经济扩张周期，全球经济同步增长态势还能持续多久？

IMF的回答似乎令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2017年的强劲动能预计将在2018年、2019年持续。全球经济增速的上调主要来源于发达国家，其增速有望在今明两年都超过2%。”IMF特别提出，很多欧元区经济体的增速也开始上升，尤其是德国、意大利、荷兰，反映了国内和外部需求更为强劲。其中，由于西班牙增速已经超过了潜在增速，因此IMF将其2018年增速预期下修0.1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备受通缩困扰的日本也开始复苏，外部需求的提振明显。IMF分别提升日本今明两年增速预期0.5和0.1个百分点至1.2%和0.9%。

标普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希尔德（Paul Sheard）此前就对记者表示：“2018年要小心的就是日本央行，各界此前一致认为日本央行今年不会做出任何改变，但日本经济已在不断扩张。”他称，尽管日本通胀率（0.7%）短期很难达到2%的央行目标，但劳动力市场已经十分紧俏，外国务工人员数量首次超过了100万，去年10月失业率2.8%，是1993年来的最低水平。

Maurice Obstfeld在媒体见面会上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原因。他称，目前的经济好转并非偶然。这主要得益于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支持了市场情绪，加速了经济的自然治愈进程。

“大多数国家的货币政策一直以来都是宽松的，并且依然宽松，这是当前全球金融环境的基础。尽管美联储继续逐步加息，但谨慎对待2016年初的动荡，推迟了此前预期的加息进程。欧洲央行已经开始削减大规模的资产购买，这对欧元区经济增长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也表明欧洲离加息更遥远了。”他表示。

除此，整体而言，发达经济体的财政政策在过去几年，从收缩转向基本中性，而中国自中期增长放缓以来，已经提供了可观的财政支持，对贸易伙伴产生了重要的正面溢出效应。当然，在美国，财政政策即将出现明显的扩张转向，将对世界经济产生复杂的影响。

再度抬升中国增速预期

中国经济过去一年的稳健增长也为全球扩张作出了贡献。IMF此次也再度将今明两年中国增长预期调升0.1个百分点，即预计2018年GDP增速为6.6%，这一数值接近甚至高于当前部分中外机构的预期。

根据1月18日公布的数据，从单季表现看，四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速维持于6.8%。从全年表现看，2017年中国经济同比增速反弹至6.9%，超出2016年末市场预期。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本轮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的旧韧性主要依靠需求侧刺激的短期托底。与此不同，当前中国经济的新韧性则主要缘于供给侧改革的红利释放。

他提及，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供给侧改革红利已在四个层面崭露头角。第一，生产效率显著提振。2017年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达到77.0%，升至5年以来峰值，而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则同比下降3.7%。第二，消费升级继续发力。2017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58.8%，较资本形成总额高出26.7个百分点。第三，结构调整渐入佳境。2017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58.8%，较上年多出1.3个百分点。第四，创新驱动步伐提速。2017年，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同比增长17.0%和8.6%，增速较上年提高2.8和4.2个百分点；与之相反，高耗能制造业投资同比下滑1.8%，反映出制造业的高端化发展动力渐强，产能去旧育新进程加快。

IMF也认为，中国对于影子银行的监管利好中长期发展。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1月，商业银行同业资产、同业负债自2010年来首次收缩，其余额分别比年初减少2.8万亿元和8306亿元，挤压出了银行业虚增的泡沫。

一直以来，IMF始终建议中国控制信贷过快扩张。在去年12月6日发布的《2017年中国金融体系稳定评估》中，IMF称，由于中国将重点放在维持增长和就业上，虽然经济增长在放缓，但信贷持续迅速扩张，导致企业债务高企，居民部门债务增加。在放贷增加的过程中，贷款标准往往下降。同时，对高收益产品的需求和银行部门监管的加强，促使借款人转向监管较松的金融产品，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的投资产品增多，给监管带来挑战。

截至2017年12月末，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8.2%，增速再创历史新低。对此，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阮健弘此前表示，2017年M2增长8.2%，比上年有所下降，主要反映了在去杠杆和金融监管逐步加强背景下，银行资金运用更加规范，金融部门内部资金循环和嵌套减少，由此派生的存款减少。估计随着去杠杆的深化和金融进一步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比过去低一些的M2增速可能成为新的常态。

来源：国信证券

M2下降背后，银行非标投资的下降是主因。国信证券首席银行业分析师王剑分析称，12月当月新增M2是6755亿元，信贷派生约5769亿元，可见新增M2中大部分来自信贷派生，别的渠道仅贡献986亿元的M2增量。此外财政支出也投放了约1.28万亿元的M2，另外银行购买债券、外汇占款等也贡献约900亿元的M2，这意味着，“其他（非银、非标等）”大幅收缩了1.27万亿元，可见金融去杠杆力度之大。

防范全球金融脆弱性积累

尽管全球沉浸在经济同步扩张的“甜蜜”中，但“一旦共识达成，就总难免要反思是不是哪里会有问题？”贝莱德（BlackRock）首席股票策略师Kate Moore对记者表示。

此次，IMF也特别提醒，在金融市场一片乐观向好的情况下，重要的是确保金融韧性，防止脆弱性的积累。“经济活动转强、金融环境较为宽松，两者相互促进。就下行风险而言，资产估值高企、期限溢价极度压抑，导致金融市场回调的可能性加大，可能的触发因素就是随着需求上升，发达国家的核心通胀和利率超预期走升。”IMF表示。

拉加德在媒体见面会上表示：“‘自满’是我们需要应对的一项危机。我们的确应当为经济增长感到鼓舞，但我们不应因此感到满意。”拉加德给出了几点原因。

首先，还有许多人没能获益于经济复苏。“五分之一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人口在2017年的人均收入实际上是下降的。”

其二，拉加德认为，目前的复苏主要是周期性复苏，令人担忧的多项根本性问题，例如低生产率、人口老龄化等，都会使中期经济增长承压。

第三，经济存在不确定性。“长期的低利率让我们看到许多国家令人担忧的债务上升，我们需要对此保持关注。”拉加德称。

她坦言，“中期的经济增长，依旧令我们感到担忧。”

拉加德还以达沃斯下雪后大家会打扫道路比喻称，现在是全球领导“修补屋顶”的好时机。她表示，今年达沃斯论坛的主题很好地阐述了这一点。

她同时呼吁全球领导人在三个领域推动三个“共享”。

第一，共享增长。“领导人应该利用当前经济不那么困难的时机推行结构性改革和财政改革，以此一步一步推动长期增长，偿还债务。”

第二，共享机遇。她称：“我们在本周将不断讨论到这点。根据我们的看法，增长需要更具包容性。不仅仅在国家间推动包容性，也需要在国家内部争取更具包容性的增长。我们需要为面临危机的工人、年轻人和女性创造工作机会。”

第三，共享责任。拉加德认为，我们需要加强全球治理，包括打击腐败、逃税，完善全球贸易系统，处理全球变暖等。

Maurice Obstfeld 亦表示，全球经济体都需要思考三个问题：

其一，如何在长期提升经济效率和产出率？其二，如何支持经济弹性和包容性，使得经济不再减速甚至出现新的危机？其三，如何获取应对下一次经济减速的政策工具？

贝莱德也在其2018年展望中提及，资产估值全面上升，但市场波动率持续偏低，市场更易遭受暂时性抛售的冲击。“美国股票风险溢价是我们评估股票预期回报与国债回报差距的指标，自金融危机以来该指标已经下跌。我们认为整体而言市场回报会因此下降，慎选投资将成关键。”

同时，IMF认为，内向型政策、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政治不确定性都会产生下行风险。

“如果美国退出NAFTA（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参与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将使市场忧虑贸易摩擦加重，而对新兴市场股票造成短期冲击，并可能引发供应链中断，令全球汽车制造商以及供货商受制。”Kate Moore称。

据牛津经济研究所测算，如果美国退出NAFTA，其实际GDP将在2019年下降0.5个百分点，墨西哥和加拿大将分别下降0.9和0.5个百分点。

(第一财经记者后歆桐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