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贸易逆差：全球价值链共识为何唤不醒“装睡的”特朗普

刚刚结束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的“招商引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年贸易政策依旧来势汹汹。第一发上膛的弹药并不意外，仍是鹰派近二十年屡试不爽的货物贸易顺差。

出发去达沃斯前，他已宣布对主要进口自中国的光伏产品和进口自韩国等地的大型洗衣机发起全球保障措施。返程回归，列在他案头的，是蓄势针对进口铁和铝制品的贸易救济措施。但全球化的力量也开始同步集结。一本在美国率先发布、由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Micheal Spence）作序撰写的2017年版《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下称《报告》)，从根源揭示出，目前货物贸易统计下的顺差具有极大欺骗性。

基于过去几年逐步成熟的数据库，《报告》初步解答，为何中国积累起高额货物贸易顺差，国民却并不富有；在全球化分工从附加值的角度分析，双边贸易平衡为何发生了巨大变化。尽管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变化并不重要，但它在政治上却有重要影响，明显左右着公众情绪，并影响他们对贸易、贸易协定和贸易公平的态度。

然而，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依然困难重重。中国商务部前部长、海协会会长陈德铭已经习惯了中美顺差的舆论风雨，通过经合组织（OECD）、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总负责人的亲自推介，他早已了解到“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概念。他对第一财经记者称，虽然全球学界产生了共识，但特朗普个人现在及将来怎样看待“全球价值链”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中美贸易顺差，到了政府和政府之间讨论，就不是着眼于理论问题，而是现实问题。

中国首任驻WTO大使孙振宇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接下来特朗普应该会进一步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施压，从而兑现竞选承诺。“逆差问题、知识产权问题都是他手里的筹码，关键是如何打，打到什么程度，更有利于他的中期选举。”

一部苹果手机打破的幻象

虽然学界广泛认为，美国持续性商品贸易逆差是一个已经持续了40多年的事实，但如何让公众了解背后究竟，并非易事。

自上任以来就遭遇2008年金融危机、2012年欧债危机，对美国抛出的顺差论调套路，陈德铭谙熟于心。“美国自身需要存在逆差才能得到货币上的优势，即通过贸易逆差将美元输送到全球，至于跟哪个国家发生重大逆差是由国际贸易全球价值链的动态变化决定的。”陈德铭对第一财经记者说。

简单来看，1976年至1996年的二十年里，日本是美国商品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年均占比为40%，最高曾占美国当期贸易逆差的80%以上。这个时期，包括里根在内的历任美国政府及舆论目标均剑指日本。在2001年加入WTO以后，中国逐步接过了这个烫手的舆论山芋。

而“全球价值链”概念的提出，则是打破传统统计屏障的一声惊雷。杜克大学教授加里·杰里菲最早创立了“全球价值链”框架，提供了一个以产业为中心来研究经济全球化的视角，强调了“价值链”跨越地理空间的联系。之后，对于苹果手机的全球价值链案例研究，才开始真正击碎传统顺差建立的幻想。

2010年，时任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研究员邢予青和尼尔·德特尔特（Neal Detert）发表了一篇文章《iPhone手机如何增大了中美之间的贸易赤字》，引发公众关注。一部苹果手机在中国加工、组装，再到国外市场上出售，按照传统方法，2009年出厂价为178.96美元，全部计入中国出口总值。可实际上，中国工人仅简单将所有的零部件组装起来，只贡献了6.5美元，占了整个制造成本的3.6%，但在传统统计方式下，所有的178.96美元都纳入中国对美出口，因此夸大了双边贸易顺差程度。如果从价值链角度考虑，在自中国进口的iPhone手机总额的20亿美元中，96.4%实际上来自于德国（3.26亿美元）、日本（6.7亿美元）、韩国（2.59亿美元）、美国（1.08亿美元）以及其他国家（5.42亿美元）。所有这些国家，都参与了iPhone的生产链。

该论文基于2009年末前，iPhone手机在中国的销售非常有限，进口几乎为零，因此假设所有核心部件（价值1.2亿美元）都进口自美国，2009年苹果手机贡献了19亿美元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相当于逆差总额的0.8%。随着美国市场销售的iPhone手机数量越来越多，苹果手机贡献的双边逆差额也越来越高。

之后，以OECD、世界银行（World Bank）、WTO为代表的国际机构和组织，重新整合、细化数据，为揭示货物和服务贸易中的复杂附加值结构做出了巨大努力：2013年1月16日， OECD与WTO也推出了全球贸易测算新方法——附加值测算法。其中，OECD估算结果表明，2011年中美的贸易逆差较官方数据减少了40%。2016年中美贸易逆差经过附加值的调整后应该比原始数据下降至少30%，也就是减少约1100亿美元的逆差。2013年3月，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也引入了GVC统计方法，并建立了相关数据库。

这也是孙振宇最初对这项研究感兴趣的原因：这个理论解释了他多年与美国对手谈判的过程中，反复纠缠的“贸易逆差”中的利益分配问题，证明了中国实际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遇上特朗普，起码在重大国际贸易争端中，给予了中国、日本、墨西哥、德国这类国家以理论支撑。”

作为该概念在中国研究的早期推动者，不论是陈德铭还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全球价值院创始院长赵忠秀都证实，当时就是将它作为一种斗争的武器来研究的。“中美双方贸易谈判代表，在谈判桌上唇枪舌剑，要有武器，武器是什么呢？我们给谈判者提供氧气。”

而对于那些有意加大实施贸易救济政策的国家而言，这个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例如，2006年，欧盟委员会对中国和越南进口鞋类实施反倾销，但结果是这一政策对欧盟服务业产生了不利影响，因为这些进口鞋类商品包含了源于欧洲的设计和分销行业的大量增加值。详细了解贸易产品的增加值来源，就可以避免类似的负面影响。

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北京峰会期间，该项研究有了新的应用进展。时任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在会后表示，中方将全球价值链的议题首次引入了APEC的合作议程，会议批准了《APEC促进全球价值链发展合作战略蓝图》和《APEC贸易增加值核算战略框架》，决定共同营建有利于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政策环境和核算体系。

虽然有众多机构的加持，但迈克尔·斯宾塞仍然认为，过去一直缺少对全球经济动态网络结构全面、细化的研究。

赵忠秀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这背后最大的难点便是基础数据的建立。“最早研究这个课题的国际组织是OECD，但负责的只是下属的统计部门，其人力并不足以支撑起基于海量数据的研究。”

多年以后，依然在默默推动该项研究的陈德铭评论说，如何准确地应用该理论确实不易：从研究经济的角度来讲，全球价值链是构建在海量数据上的核算与分析，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定量分析。如果分析没有数学模型的支撑，没有大型计算机的处理，人类是不能完成的。

他解释说，在新的形势下，全球贸易中的各国、各产品、各地区，各自能得到多少价值，形成了一个复杂的链条，类似于投入产出理论一样，涉及多元因素，需要经过非常复杂的计算。“所以我想如果没有现在的大数据，以及计算机超大能力的运算，可能我们讲的GVC理论在实际上也很难产生和应用。”他说。

数据来源：2017年版《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

提供“原料药”的全球价值链研究

经过数年的准备，由世界银行、WTO、OECD、亚洲经济研究所以及全球价值链研究中心联合组织策划，形成了《报告》。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尔·安特拉斯（Pol Antras）评论称，经济学家们做了大量工作，并在两个方面取得进展。其一，设计出巧妙的实证方法，用于分解双边国际贸易流中隐含的增加值和中间投入；其二，搭建出理论模型，用于解读新数据和预测未来贸易自由化可能出现的结果。

自2015年10月获得商务部支持函，之后又陆续获得多方支持后，对外经贸大学建立了全球价值链研究院。作为背后的中国组织者和《报告》推动者，赵忠秀对第一财经记者说，这其中最重要的基础便是，将过去散落在各个机构的研究力量整合起来。过去，大多机构只是在应用层面选取了一些片段，而现在通过数据平台的建设，在经济学和统计学基础上，向管理学、社会学、国际关系政策层面延伸。“我们做的是基础工作，建立数据库，然后扩展到应用领域。就好像生产原料药，供应给全球应用。”

据他介绍，目前已在大数据基础上做出了对外经贸大学的GVC指数，向全球公布，供下载使用。该指数将于2018年升级成“WTO-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指数(WTO-UIBE GVC Index)”,向全球发布。基于这些数据，《报告》得出的一些基本结论已经十分具有冲击力。

例如，虽然复杂全球价值链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最大，但复杂价值链从危机中恢复的速度也是最快的；全球化不断加深后，微笑曲线越陡峭，全球价值链的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微笑曲线不是常态，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常常处于反转微笑曲线的顶端。

1995年，中国电子电气设备制造业凭借自身要素禀赋优势，融入全球价值链，承担了电子电气设备的加工组装环节。整个价值链形成了一个典型的微笑曲线。在这一微笑曲线中，中国厂商/工人处于最底端，获得的单位价值收益最低。十年后（2005年），微笑曲线更陡了，中国厂商还是在微笑曲线的底端，获得的单位价值收益还是最低。但是，中国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总的贸易增加值获得了大幅提升，拉动了经济增长，促进了就业。与此同时，德国汽车制造的全球价值链曲线，则是一个反转的微笑曲线。不管是1995年，还是2005年，德国汽车厂商/工人总是在反转微笑曲线的顶端。德国汽车厂商/工人获得的单位收益是最高的。而且2005年，这一反转微笑曲线更陡了，德国汽车厂商获得的单位收益相对更高。

又如，中美贸易对美国工人的就业是否仅有“负面冲击”？研究表明：情况并非如此。仅从宏观角度看，中美贸易逆差更大时，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反而更强（失业率更低），因为两种方式测算的失业率与中美贸易逆差均高度“负相关”。

而“价值链”视角则补充了三重解释：第一，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中，包含相当比例的中间投入品，美国厂商使用源自中国的投入品进行生产，可降低生产成本，为提升产品销量、扩大企业规模创造了条件，进而扩大雇佣人数。即“成本推动”型就业增加，此效应在美国的非制造业体现得尤为明显。第二，当美国的劳动市场足够灵活时，制造业的失业工人可在非制造业找到另一份工作。第三，中国市场的购买需求亦会拉动美国就业。

目前，已经在筹划的2019年版《报告》则计划把就业、数字经济及人工智能、包容性增长、技术进步等最前沿的进展对贸易的影响纳入主要议题。

服务贸易——被忽视的一环

如果从全口径来看中美贸易顺差，服务贸易一直是被忽视的关键一环。这也是《报告》中中国学者最为关注的部分之一。

忆及过往，服务贸易被陈德铭反复提起。他说，由于中美的地位不同，美国已经由大量商品输出改成服务输出，世界服务贸易的顺差是向美国集中，服务贸易的逆差向中国集中。2016年，美国服务贸易的顺差是2506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中国的服务贸易逆差是2426亿美元，也是世界第一。“由于全球价值链的关系，美国的顺差可能不表现在（中美）这里，但通过其他国别转过来。”

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全年，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1.87万亿元人民币，扩大13%。但2017年前9个月，中国对美服务贸易逆差达到了439亿美元，同比增长14.4%。

以上的数据，也未能全面反映中美在服务贸易上的差距。服务贸易统计包括服务进出口和附属机构服务贸易（即FATS）。前者涵盖《服务贸易总协定》定义的跨境提供、境外消费和自然人移动三种模式，大多数国家开展统计并发布数据；后者针对商业存在模式，分为内向FATS（相当于服务进口）和外向FATS（相当于服务出口），仅部分发达国家发布年度数据，且滞后两年。

2017年开始，伴随中国服务业自身的发展，中国首次发布2015年FATS统计数据。统计结果表明，中国FATS规模远大于过去发布的服务进出口规模。2015年，我国内向、外向FATS销售额合计13.7万亿元，远高于当年4.1万亿元的服务进出口额。这与发达国家（地区）的情况类似，美国、欧盟FATS销售额约为服务进出口额的2倍。

商务部服务贸易司司长冼国义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通过目前的FATS统计可以看出，外资企业通过商业存在（在华设立企业等方式）对中国提供的服务出口，远大于中国企业对外国提供的服务出口，表明中国服务企业国际竞争力有待提高。

由于服务贸易涉及领域及部门多，统计难度高，可谓全球难题。特别是随着支付方式的变化，传统统计方法也面临极大的挑战。例如，中国去年11月出境游的人数增长了6%，但通过传统支付渠道等方式统计的旅游进口却是下降的。

《报告》以专章揭示了服务贸易和全球价值链的关系。经济学家将许多服务称为“非贸易品”，这意味着它们不能在国际上直接进行交易。高端服务，如医疗保健和法律咨询也很难直接进行国际贸易。这一情况随着远程服务交易的出现而有所改变，但从统计数字上来看还很小。然而，从增加值的角度来研究贸易问题时，服务贸易的比重从1980年到2008年几乎增加了50%。一种解释是，制成品的价值大部分来自服务业的投入。

对所有主要经济体而言，服务增加值出口都比直接服务出口高。但具体比例则与各国发展阶段有关。美国出口中约55%的增加值来自服务业，欧洲和美国类似，甚至更高，比如以出口农产品和制成品而著名的荷兰，总出口价值中将近70%来自服务。新兴市场的服务在出口中占比相对较低，中国、墨西哥和越南几乎没有直接的服务出口，但在增加值出口中，约40%来自服务业。可以预计，随着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和沿着价值链升级，这一占比将进一步增加。

数据来源：2017年版《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

然而，即便拥有以上这些翔实的数据，依靠“打击贸易顺差”为口号上台的特朗普，大概率会选择性无视。

“虽然报告难说服特朗普，但是国际组织和精英的认可，有助于赢得更多支持与同情。”孙振宇说。

具有参考意义的是，《报告》也给出了政策建议的新视角。《报告》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增加值贸易来自服务业。开放服务业的对外贸易和投资对于加深经济一体化而言是一个明智的策略。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在近日的达沃斯论坛演讲中强调，中国要继续推动全面对外开放，加强和国际经贸规则的对接，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的对外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