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俏：民间投资开局良好 激发民企活力至关重要丨首席对策

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举行“中国经济展望”分论坛。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学系教授刘俏表示，今年中国经济5%的增长目标可以实现，“2024年一、二月份统计数据比去年好很多，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刘俏提醒，要关注两个风险点，同时政策方面要推出一些预备性措施。第一是消费，宏观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支持消费的力度可以再大一点。第二是保持一定的投资强度。

在接受《首席对策》专访时，他提到新质生产力，未来要保持可持续增长，就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有两个方法，一是技术的提升，二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在他看来，新质生产力是通过技术的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的创新配置以及产业的深度变革来实现，最终会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如何理解2024年经济持续稳健发展？前两月民间投资转正，是否说明民企信心已经开始有所改善？民营企业目前最大的诉求是什么？全要素生产率和新质生产力的关系如何理解？如何进一步提高居民的消费预期？面对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之间的“温差”，如何增强企业和个人的获得感？政策如何真正形成合力？第一财经《首席对策》专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

刘俏的主要观点：

前两月各项数据表现良好 房地产投资数据仍需要观察

民间投资今年呈现良好开端

民营企业仍面临预期不确定挑战

激发民营企业活力对2024年经济至关重要

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令经济增长面临压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目的仍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去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82.5% 但居民可支配收入只占GDP的43%

可通过转移支付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

PPI持续在负值区间导致企业层面体感偏凉

适当提升通胀预期有利于提振最终需求

应明确政策目标 避免形成合成谬误

前两月各项数据表现良好 房地产投资数据仍需要观察

第一财经：刘院长好，非常感谢接受我们的专访，首先我们看到您在博鳌论坛上提到2024年的中国经济是保持持续稳健发展的一年，怎么来理解持续稳健发展？

刘俏：主要还是我们在两会定的5%的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如果能顺利实现的话，我觉得应该说2024年在经济方面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年份。

去年应该说5.2%的增长，其实还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完成的。那么今年相较于去年，我想一二月份的数字显示出还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主要表现在我们的消费其实还是保持一个强势的增长。同时去年表现比较平淡的进出口贸易，在一二月份有不错的表现，那么对我们全年的增长会有贡献。

当然投资这一块，我想可能我们看到民间投资好像是在上升的，但我想一个风险点就在于房地产投资，一二月份还是一个下滑的趋势。所以今年我想如果投资对经济有贡献的话，可能观察房地产投资的一个变化情况，应该是蛮重要的一个领域。

民间投资今年呈现良好开端

第一财经：您刚才也说到民间投资，前2月同比增长了0.4%，虽然不及其他种类投资，但是它已经是从负的增长到一个正的增长了，所以这能说明民营企业的状况变好了吗？

刘俏：我觉得至少在缓慢地改善。因为可能我们讲到去年2023年的时候，关键词都说是信心不足，体现在消费者、企业层面上，特别是民营企业。那么今年，民间投资在一二月份能有正的、至少有增长，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开端。

民营企业仍面临预期不确定挑战

激发民营企业活力对2024年经济至关重要

第一财经：您了解的这些民营企业，他们现在最大的一个诉求是什么？

刘俏：其实我觉得还是对这种未来预期方面有不确定性。一方面，我们讲到新旧动能转换，技术的革命性变革确实带来很多不确定性，会对传统的一些行业，对他们以往的这种产品服务、商业模式带来一些冲击。那么在这种不确定下的话，他们可能重新思考，整装待发。

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也看到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我觉得其实营商环境，特别是舆论环境，对民营企业并不是特别友善。希望2024年这些尘埃能够落定，因为我们现在有个非常明确的发展方向了，全力地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实现高质量发展。这种情况下，把民营企业——中国经济最大的市场主体，把他们的活力能够激发出来，我觉得对2024年经济成功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令经济增长面临压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目的仍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第一财经：您之前有一个演讲提到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企业其实是需要去提高它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我们现在说的新质生产力是什么关系？

刘俏：对，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们提出新质生产力大的背景，其实还是针对我们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这些年在下降的趋势。因为全要素生产率按照增长理论讲，是推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决定性的因素。

我们在过去改革开放40多年时间里面，特别是前三个10年的话，我们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是比较高的，大概4%的样子，一般讲它占了GDP增长40%，这是一个经典的实证事实经验数据。那么基本上保证中国能保持10%的增速。

到2010年我们制造业产值附加值都超过美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服务业占比比较高，服务业领域缺乏这种大规模生产，缺乏这种自动化的场景，它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比较慢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这些年已经下降到2%以内了，甚至有的学者的话估测只有1%左右。这种情况下，给我们未来要长期保持比如说5%左右的增长，带来一定的压力。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去思考怎么去找到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新的这样一些动能。我想新质生产力本身的话是有一个关键的表述，它通过这种技术的革命性变革，通过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通过产业的这种深度变革，它能够形成先进的生产力，但它一定是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所以这两者我觉得是这么连在一起的，就是我们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目的还是为了提升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这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这对我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去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82.5% 但居民可支配收入只占GDP的43%

可通过转移支付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

第一财经：刚才您也提到了消费依旧是占到整个经济的一个增长比例80%以上的。您之前也提到了我们扩大内需，要提高消费，除了要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之外，还要提升他们的消费预期。我们怎么来提高居民的消费预期？

刘俏：我想其实就几个简单的角度，你得有收入，我们居民可支配收入这些年虽然缓慢在提高，但是只占了GDP的43%，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可能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只要把这个信号做出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涉及到分配，一些从制度改革层面上比较长远的一些工作需要去做。

短期的话，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能够增加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对短期内消费提升，我觉得是很有价值的。

为何宏观经济与微观主体之间温差明显？

PPI持续在负值区间导致企业层面体感偏凉

第一财经：最近经常被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宏观经济和微观主体的一个所谓的温差，可能微观主体的老百姓感受不到我们说5%以上的这种经济增长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所以怎么来去增加企业和老百姓的一个获得感？

刘俏：对，其实我觉得这种背离它一直都存在，并不是说最近才才出现这种宏观微观层面上体感不好这种情况，只是过往可能这种反差没有这么强烈。

它其实跟中国增长的模式有关系，过往的投资拉动比较多，出口进出口贸易两驾马车拉动比较大，消费的贡献率最近才起来。但消费本身其实存在一个结构的问题，就是其实居民可支配收入不平等的程度还是蛮大的。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按照可支配收入，我们分成五等份，最低收入20%的话，大概它的收入的上限，一年就9000块钱，一个月的话就700多，甚至不到800。这个群体2.8亿人，那么我想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他的体感，他的感受，跟宏观经济这种感受之间的话自然会有差异。

特别是去年，我觉得还有一点，其实我们制造业本身 PPI是负值，对企业而言的话，它感受到的这种是名义增长，其实并没有实际增长速度这么高，我们说经济增速是5.2%，但可能民营企业或者企业家感受的增长可能低很多，因为PPI是负的，而且负值还比较大，所以这个感受会比较明显一些。但对一般老百姓而言，理论上讲的话，它实体经济的增长跟自身收入增长之间的话，应该大致上是1:1的关系，反应不会那么强烈。

适当提升通胀预期有利于提振最终需求

第一财经：企业感受到温差它怎么来改善？

刘俏：我觉得可能略微给大家一点通胀的预期可能会好一点。因为你一旦形成通胀的预期，比如说我们讲今年定的CPI是3%左右，大家可能消费会起来，就不会有持币待购的这样一种心态。

因为通缩最大的一个伤害就在于我不消费我在等，因为它价格总在下降。这样的话需求不够，对企业家对企业这种信心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不管我企业投资与否，生产与否，多大体量多大规模，做不做新的项目投资，最终还是取决于这种最终需求。

如果最终需求比较疲软的话，它迟早会伤害到我们讲的供给端、投资端。所以我觉得可能稍微有一些通胀的预期，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方面可以把信号传递得更充分一些，对今年应该说是蛮重要的。

应明确政策目标避免形成合成谬误

第一财经：您刚才也说到了政策，现在其实我们一直在说要把各项政策形成合力。除了我们之前也经常在讨论的像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之外，还有像区域政策，像创新政策，产业政策等等，把它们都形成一个合力，您觉得怎么来把很多的政策形成合力，让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发力点？

刘俏：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是认知上大家可能要明确，我们现在第一性的问题是什么，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那么因地制宜来采取一些适合的产业政策也好，区域政策也好，最后形成一个，至少不要出现合成谬误这种情况。

我想今年整个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宽松的态势。让居民有更多的获得感，让中小微企业有更多的获得感，我觉得应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政策该怎么去以及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发力。

另外一点，我们在未来若干年培育新质生产力，需要对大量的行业做投资，投资强度需要跟上，特别是这些战略性新兴未来产业。但同时，可能对一些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比较低的一些领域还需要去做更彻底的改革，它也需要一些资源配置，需要一些资金的投入。

比如我举简单例子，像农业生产率比较低，它急需形成新质生产力，我们的服务业，物流成本都很高，它急需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也需要投资需要改革。包括可能我们讲到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也是需要大量的投资，像房地产，我们对灵活就业人员、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建设等等，它本身也是房地产新模式的很重要的一个内涵。

所以这些领域都需要大量投资，需要改革，那么我们这些政策，它如果目标很明确的话，合在一起是个合力。但如果说大家理解上有偏差，对第一性问题的认知没有聚焦，有多个核心任务，这样可能就容易出现政策效率之间相互抵消，最终的话一地鸡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