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与香港并非竞争对立关系,而是相互依存、协同共进的命运共同体,上海更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坚强后盾与重要补充。
上海应聚焦制度型开放,提升治理能力,加速迈向全球一流国际金融中心。
离岸金融活动对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而言,是实现“弯道超车”的关键路径,能在多个层面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突破现有发展瓶颈,提升其在全球国际金融中心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国际化离岸金融人才在选择发展地区时,往往更倾向于那些拥有良好的职业发展机会、舒适的生活环境、合理的收入水平和低税政策的地区。
为了保障我国经济能够在遭遇“特朗普问题”的情况下持续地高质量发展,应积极推动自身的体制机制改革、扩大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加大市场化改革与对外开放力度。
我们应该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积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和市场需求,不断完善境内离岸金融的制度和政策体系,为我国金融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景建国先生将雄安新区视为其“第二故乡”,不仅因为他在此地的投入与成长,更因他与这片土地及其建设者们所建立的深厚情感。在雄安新区工作的两年多时间里,他见证并参与了新区的发展,同时推动离岸金融事业在此地的起步和发展。通过他的努力,雄安新区正逐步成为我国未来的“第二首都”和国际金融中心的新贵,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多元化金融需求服务。景建国先生对雄安新区的未来发展充满期待,并将其视为自己继续为我国金融强国建设和离岸金融发展提供动力的源泉。
确保我国GDP的增长不仅体现在数字上,更能深刻地反映在人民生活的切实改善、生态环境的持续优化以及社会福祉的不断提升上,从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全体民众民生福祉的同频共振、和谐共生、互促共进。
针对离岸金融的特殊性,加强对我国离岸金融的风险管理,确保可能出现的风险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以使我国离岸金融的发展行稳致远。
中国离岸金融指数研究揭示了我国离岸金融活动面临着诸多挑战,主要包括起步晚、发展滞后、限制较多以及业务品种严重缺乏等问题。
海南自贸港应在战略上积极参考日本建立JOM的务实低调做法,战术上积极吸取马来西亚纳闽、阿联酋迪拜和英国马恩岛建立离岸金融中心的成功经验。
我们要以积极的态度和巨大的努力,通过系统性、综合性和全局性的措施,来解决我国外贸出口持续走弱的重要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的离岸金融,不仅要考虑离岸金融本身的特点,而且更要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实际情况,从循序渐进、切合实际、挑战自我和逆向思维的角度,按照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来开展离岸金融活动。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与国际社会的进一步接轨,人民币被更多的国家、机构和主体使用,都将引起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与调整。
我国外贸出口面临的主要困难已从去年的供应链受阻、履约能力不足,转变为当前的外需走弱、订单下降和供给能力不足的问题。
上海应积极发挥浦东新区立法权的优势,可以考虑在陆家嘴金融城或临港新片区先行建设离岸金融试验区。
充分发挥21个自贸试验区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战略连接作用,主动在自贸试验区内发展离岸金融业务。
如果将我国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与美、英、日三国将本国货币国际化的发展进程相比较,我国人民币国际化还处于起步的阶段。
我国的金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是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因此制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所需要的配套法律制度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重要工作。
离岸市场也在助推人民币国际化更快发展。我们要利用好离岸金融工具,助推人民币国际化。
上海首席经济学家金融发展中心离岸金融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上海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交通银行离岸中心原市场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