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这些领域的高水平开放,将对我国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生巨大推动作用。
过去几十年支撑经济全球化的理念、原则以及市场契约、经贸规则、法律制度,在地缘政治、全球战略、意识形态、制度之争面前,显得非常脆弱。
在中国入世20周年之际,中国又面临着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挑战,面临第三次对外开放的迫切需要。
保持货币政策自主性、独立性,充分发挥本币作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形成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与的金融防火墙,可能是应对挑战的必要选择,也是内循环的应有之义。
在最终产品市场上,我们固然在一般制成品上仍然需要发达国家的市场,发达国家同样需要中国的巨大内需市场,形成相互依赖的局面。
此次疫情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全球化的不满,恰恰反映了过去的经济全球化存在着诸多问题,也为根本解决这些问题,重新启动全球化2.0版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如同疫情也为各国自身改革和完善内部制度提供了机遇一样。
抗衡逆全球化势力,需要一些力量来引领。如同当年美国主导美式全球化进程一样,需要一些重要力量维护全球化大局,引领新的全球化方向。在当下,这个力量非欧盟与中国莫属。
规则缺失、规则失当和规则模糊是WTO运作迟滞、日渐失灵的主要原因。而如何解决规则缺失、失当和模糊,也恰恰是未来博弈的重点。
与纷乱相适应,“多样化”、“多极化”、“区块化”会成为未来相当时间内全球经济秩序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基调。
金融危机8年以来,世界经济持续低迷,远未实质性复苏,G20峰会首先要讨论的问题依然是全球经济进一步可持续性复苏问题。
仅就全球经济结构视角而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能够替代或补充原有“单中心结构”的新结构。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