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理一年》所呈现的,并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而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当现代社会的压力与焦虑不断积累,我们如何在逃离与依赖之间寻找意义?
 
  伯格曼的电影作品主要围绕着三大主题,宗教信仰、家庭关系以及艺术家的角色定位,多数侧重其一或二,偶尔三者兼具。
 
  日本社会学家山田昌弘在《为避免下坠而竞争:日本格差社会的未来》一书中指出,当今日本社会最大的特征是“走向底层”,是为了维持“中流生活”而进行的竞争。
 
  人们很容易把自己想象成一场灾难或一起事件的受害者,一种简单便捷、近乎自我感动的情绪宣泄,将人们暂时凝聚在一起。

特约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