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债务上限会再次被大幅度提高,以允许联邦政府扩大债务规模,增加了美国债务违约的风险,这关乎美国的国家信用、关乎美元的国际通用货币地位。
特朗普执政伊始,就迫不及待地、十分彻底地退出国际税改谈判,背后有着重要的深层意图,必须予以谨慎观察,准备好我们的应对选项。
特朗普估计会很快推出其第二任期的减税计划,对美国国内经济的影响及对其他国家的外溢影响,是我们必须谨慎观察、沉着应对的,不可低估美国税收新政的影响。
二次执政后,特朗普是否会真正兑现其竞选期间“天马行空”的承诺,究竟将如何改变美国的税收政策,非常值得认真观察和思考,同时也需要为我们的有效应对做好准备。
接下来两个月的公众征询意见就非常重要,事关美国究竟对支柱一方案对外采取怎样的立场。如果美国公众尤其是那些受影响的美国企业最终倾向于支柱一方案,这将大大有利于拜登政府,有“民意”的支持,拜登政府可能加速推动支柱一多边公约,共和党议员也会有所顾忌。
美国自己不能就全球最低税对外给出明确一致的政策立场,给新一轮全球税改带来重大不确定性,围绕全球最低税的博弈将会进一步延续跌宕。
一旦美国发生债务违约将引发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和金融灾难”,债务违约将永久性地推高美国的信贷利率,这将严重威胁到美国的经济状况。
债务上限只是两党博弈的焦点,并不是美国经济社会问题的关键,债务本身才是问题的关键。
由于债务上限空间即将于2023年年初被耗尽,届时美国联邦政府将再次面临“关门”的风险,围绕债务上限问题的争夺将会更加激烈。
一度淡出公众视野的民主党加税主张,似乎又要卷土重来,其中诸多问题耐人寻味。
无论支柱一还是支柱二,都将对国家间的征税权进行重新划分,重新调整国家间税收利益的格局,重塑各国的税制竞争力,百年国际税改的大幕已经拉开,不变的剧目是没有硝烟的利益博弈。
加拿大推动数字服务税实施的立法程序,如果短期内不能在美国与加拿大之间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可以预测,美国是不会在数字服务税问题未解决的前提下放行支柱一的。可以说,围绕国家税收利益的博弈从未消失,也未减弱。
毋庸讳言,两党就债务上限的“斗法”,不仅给美国国家信用带来重大风险,也影响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
随着12月的临近,债务上限问题再次浮出水面,美国需要系统性解决债务上限问题,不能够“临时救火”,如果美国国债出现债务违约,将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重大威胁。
全球大约100家落入支柱一适用范围的跨国企业集团也有超过50%是美国公司,由此看,美国的确做出了让步。美国愿意承受这样的让步,就是要获得贸易伙伴和盟友们相对应的让步,美国决意废除世界范围内针对美国数字企业任何形式的单边税收措施。
拜登-哈里斯政府执政以来改变了上一届美国政府对双支柱谈判的态度,对双支柱方案采取积极推动的策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将这形容为“美国全球领导力的回归”。双支柱中美国更加看重支柱二,因为这与美国国内正在讨论的税改密切相关。
解决美国债务问题还是要解决美国的财政赤字问题。
需要多方位、多层面地对美国预算案的审议过程予以观察,复杂繁琐的审议过程也折射出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利益争夺。
美国政府债务上限问题的解决关乎美国,也关乎世界。对于世界而言,美国需要从实质上保证美国国债的信誉,不加节制地进行量化宽松、印美元,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这种“大把花钱”的强刺激确实在短期内帮助美国经济复苏,也帮助习惯于借贷消费、超前消费的美国人渡过疫情期间经济拮据的难关,那么这种看起来似乎令所有人皆大欢喜的纾困措施,却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逻辑起点难题,“钱从哪来”。
中国民航大学经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