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经济总量的扩张相对有限,在几乎所有的行业,生存竞争的压力骤增,不仅被流量经济和数字平台替代的传统商业模式和业态面临巨大的调整和转型,就连已有的网购数字平台巨头也会被更新兴的业态竞争。
稳增长的政策倾向必须从制造业为主转移到以服务业和建筑业为主。如能出台一揽子金融与财政刺激政策帮助服务业和建筑业更快恢复,就能保持和扩大就业增长,显著恢复和改善居民收入状况。
长远来看,要促进家庭消费支出的合理增长,中国需要允许名义工资有更快的增速,至少也要保持不低于名义GDP的增长率。工资增长缓慢在宏观上也牵制了价格水平的灵活性。这些年宏观经济的一些指标,包括价格指数,扭曲的情况迟迟没有得到矫正。
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尚未枯竭,也没有成熟到失去活力的地步。
进口促进对任何一个靠出口促进战略实现经济发展的国家可能都是不可避免的选项,但毫无疑问,这个战略对大国经济的意义更大、更重要
“中国需要改变叙事方式,来消除西方的误解”
值得重视的是,近年由于疫情反复,对我国经济造成了较大冲击,尤其小微企业和普通民众面临较大困境,大量线下业务为主的小微企业面临生存困境,裁员潮席卷各个行业。
我建议应该改成以后由央行或者发改委发布对每个季度GDP增速的预估或预测值。
长期以来经济的增速、GDP增速目标是严格有一个自上而下的考核的,地方政府其实都有考核,其实大家都是在“竞赛”。
中央不再为全国的经济增速设定确定的目标值,而改为央行/发改委发布自己的预测值,不仅符合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有助于引导和稳定市场预期,也更符合国际惯例
近年来中国经济平稳下行。和这个说法类似的说法还有,比如人口红利减退导致了潜在增长率下滑。我认为,经济下行压力之所以持续不减,除了有长期趋势性的因素之外,这些年市场预期走弱是主要原因。我们这么多年已经不怎么谈预期了,也没有人关注这个问题,宏观管理政策正在逐步丢掉市场预期这个锚。影响市场预期的最重要因素是政策,或者准确地说是政策在时间上的不一致性、不连续,它导致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这就会扰动市场投资者和企业家对未来经济的看法发生改变。
乐观派把中国科技公司的国际崛起,看成其技术学习能力快速积累的结果,作为后来者,中国是学习的高手。
正因为中国在供应链中处于不断强化的主导地位,现在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崛起怀有不安和被挑战的心态,在经贸关系上也自然会增加与中国的摩擦和对中国的抱怨。因此,报告提出西方发达经济体要试图跟中国的供应链脱节,以减少未来对中国的战略依赖。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恰恰反映出发达经济体对全球供应链深度参与的事实。
就区域经济融合战略来看,最重要的不是如何解决税收共享难题,而是如何应对土地用途管制,实现土地建设指标在更大区域的更合理配置。我认为,某种程度而言,诸如深圳、杭州等产业超级聚集的核心城市,在建设用地本来就不够的情况下,强行保留耕地配比会大大降低这些地区土地的利用效率和土地回报水平,也会将房价推得很高。如何解决受高地价甚至无地可用这一制约问题,实际上,诸如深圳等核心城市发展不需要硬性规定那么多耕地指标,而是需要工商、住宅等建设用地指标。这样会保障整个区域内的耕地红线不被突破,但能实现土地的更合理配置,产生更大的回报。
将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而不是相反,将创造更多的全球贸易、投资和增长,对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经济衰退的全球而言,尤为重要。新冠肺炎的全球冲击显示出抵制全球化的思维多么短视和不合时宜。
在经济逐渐转向新的发展阶段时,中国需要的则是“做对价格”,以及新的发展战略和治理结构——这个大转型是中国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
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任暨社科与管理学部主任,兼任上海经济学会副会长、教育部全国高校经济学教指委副主任、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理事、广东省决策咨询顾问委员会委员。研究领域:中国经济,宏观经济,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