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步入深水区和攻坚期之际,要让知识和技术成为经济前进中的发动机,最需要也是思维体系和方式的创新发展。
美国税改可能正在拉开大国拼实力的均势竞争序幕,特征是各国在制度、法律、文化和经济社会秩序等方面展开全面竞争,虹吸全球技术和资本并使之在本国安营扎寨。
所以行为经济学家最为突出的贡献,可能是将人的行动拉到了经济学研究的主线上,使经济学更加重视人们行为的重要性。
在金融危机十周年之际,我们更应做的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清晰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为市场机制的有效发挥扫除不必要的制度成本。
中央应支持以国债置换加以消化,并探索发行30年、50年甚至更长国债,以时间换取空间。
究竟如何解读目前的美国政经镜像?或许从文明冲突的视角来探寻当下的美国乃至世界,可以获得更多“深刻的片面”。
未来的国际公共秩序和合作框架,将是基于双边的强约束和对称性架构的新秩序,多边主义开始淡化,务实、实效和对等将成为趋势。
这汇聚成一个清晰的指向,促使政府回归公共管理本位,为个体提供必需的透明性担保和防护型保障体系,最大化科技给人拓展的可行自由。
当前金融机构的创新乱象带有夹缝中求生存的无奈,金融机构盘活存量的需求、处置风险的诉求,不会自动消融。借助同业市场等的方式不通,就会另寻他途。而谁摸准监管的可行边际,敏锐捕捉到市场稀缺性机会,谁就能抓住市场机遇。
特朗普将过多的监管理解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牵制,并宣称要砍掉75%甚至更多的监管规定,是其保守思想的集中外化表现,也是顺应时势而为的自然反应。
振兴实体经济已是当务之急,通过构建轻税制度等为企业提供休养生息的场景,并通过加快推进存量改革为企业自主创新提供制度性场景,将会为实体经济提供内生性激励相容机制,为企业家精神提供必需的土壤。
越秀金控集团副总经理、金融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