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重塑包容性增长新内涵

刚送别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嘉宾，中国又在6月紧锣密鼓地投入到筹办夏季达沃斯论坛之中。这场于6月27～29日在大连举办的达沃斯论坛，拟定了一个极具前瞻性的主题——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实现包容性增长。

科技变革能否带来包容性增长的成效，一直极具争议性。现代经济学将经济增长的秘密和利息起源，锁定为以科技进步为主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这样的认识看起来大气磅礴，但这种“见物不见人”的结果评价，略去了个体在经济发展巨浪下的痛苦适应过程，多少缺点人情味。

表面看，每次科技进步都带有阵痛，其在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也从根本上改变着社会最基础的组织细胞、经济社会交易成本和交易生态，并不同程度打破了既有利益格局，部分工种会在社会进步中没落、被淘汰，部分人会被时代甩脱。如农业革命下，人类由狩猎状态进入定居状态，一些无法适应农耕的部落惨遭淘汰，而数次工业革命中机器代替人工，大量人群陷入失业风潮，是沉沦还是重新择业，对于个体来说都是在时代巨浪中的巨大人生波折。

当前以数字信息技术、3D打印技术、纳米技术为主的科技变革，正从生产和交易等各个环节改造和重塑着社会的基础结构和关系，大量可标准化处理的繁重智力活动将逐渐被人工智能取代，迫使人们转向更富挑战的创意领域寻求机会，即波兰尼在《人类学习》一书中的显性知识将逐渐为人工智能替代，人类工作机会开始聚焦意会知识领域。

然而，科技进步本身具有最原始的增长包容性。如果说前三次工业革命还是生产技术革新，那么这次方兴未艾的科技革命，正在通过技术重塑不同行业的交易方式，全面降低企业内部组织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等，使技术变革更具普适性和包容性。正如诺斯在《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中指出，每一次降低物理世界不确定性、增加生产可能性边界的科技进步，都会增加社会不确定性，都亟须制度变革降低社会不确定性，制度重塑恰是在人类行为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基础上构建的社会激励结构的支持性框架(即制度变迁)。

换言之，科技进步提高的是人们的可行自由空间，为人们进入开放的社会秩序提供必要的技术准备。而科技进步与包容性增长发生的冲突，恰源自制度未能敏感地适应变化了的经济社会环境，重组出一个新的社会激励结构的支持性框架，未能缓和科技进步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不确定性，使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经济社会资源配置错配，大量受困群体得不到合理补偿引发阶层对峙等。

当下要重塑科技变革下的包容性增长，借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观点，就是要围绕防护性保障和透明性担保体系，重构社会激励结构的支持性框架，让科技进步提升人的可行自由空间，使在科技变革下的暂时受损者能迅速适应经济社会的变迁诉求，享受科技变革带来的可行自由和便利，避免其成为一股阻碍经济社会转型的守旧力量。

如果说前几次科技革命尚未使权力和权利边界完全厘清，那么当前方兴未艾的新科技革命，正在给公域与私域、政府与市场划出清晰边界。如阿希莫格鲁等在新著《国家为什么失败》中揭示制度失去敏感性适应能力下的风险，纳伊姆在《权力的终结》中解释了技术变革下，曾需要权力介入的公域事务，可通过权利间的公平竞争得到满足，权利的扩展将权力压缩到狭小的空间里，吉尔德则在《知识与权力》一书中强调了知识和管理知识工具的不断丰富，降低了社会不确定性。

可见，要发挥科技进步内含的包容性增长绩效，首先需通过完善社会公共服务基础保障包，为暂时因为科技变革失去工作机会的人提供免于恐惧的自由，重构社会的防护性保障制度体系。

新科技变革下，并非所有人都能及时捕捉经济社会变迁信号并顺应之，大多数人都会出现罗纳德·海纳发现的C-D之差，即个体能力与所决策问题难度间的差距，此时人们最大的恐惧不是技术变革本身，而是失去踏准经济社会变迁节奏所带来的生存危机。这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是一个公共外部性困惑。如在适应新技术变革的共同信念基础尚不牢固下，新技术变革往往带来社会阶层分化、冲突和对峙。为经济社会竞争中的失利者提供必要的社会性公共补偿，使其免于恐惧，旨在增进新共同信念的共识，降低经济社会变迁的边际成本，成为一种必要。

这就需要政府将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民生领域，完善社会基础型公共服务保障包体系，为居民提供适应经济社会进步节拍的再就业、再教育等各种支持和机会，从而发挥科技进步内含的包容性和共享性。

其次，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反垄断法和独立的司法体系，为经济社会提供公序良法的透明性担保制度体系。妨碍科技提升人们可行自由空间的，是无法适应经济社会变迁的传统社会激励性支持框架，如妨碍市场公平透明竞争的垄断，不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和司法制度体系等，一定程度上干扰公平透明的市场交易和竞争秩序，牵制个体对经济社会变迁的适应能力和转型动力，引发经济社会变迁钝化。

通过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反垄断法和独立的司法制度，为经济社会提供透明性担保的经济社会秩序，将有助于促进经济社会的活性，使科技进步更有效地提升居民的可行自由空间。

总之，当前科技革命正显著降低经济社会的信息不对称性，并改变和重塑着经济社会的组织形态及社会激励框架，矩阵式企业的边际组织成本相比市场边际交易成本越发不具优势。基于专业的共享经济和组织形态、基于信任的交易机制，正在生根发芽、茁壮发力，个体逐渐以一个独立的市场交易主体而非特定组织的一个要素而存在。这汇聚成一个清晰的指向，促使政府回归公共管理本位，为个体提供必需的透明性担保和防护型保障体系，最大化科技给人拓展的可行自由。

(作者系越秀金控集团副总经理、金融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