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60年的一轮康波周期中,美国有相对完整的实体-金融资产价格高频数据,这为系统分析大类资产表现的长期趋势和短期异变提供了研究素材。
美国隐性失业人数出现激增,意味着临时失业本身或也存在不小的低估。
在疫情反复、物价飙升、摩擦加剧、监管骤紧等现象背后,哪些是“暂时”的一次性冲击,而哪些可能将深刻重塑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政治、社会“新常态”?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厘清宏观变量的调整方式和形态。
当前,全球经济整体仍处在渐进复苏的进程中,低基数下的普遍经济增速反弹并不能掩盖负向产出缺口尚未完全闭合的现实压力。考虑到几乎所有经济体的两年平均增速均会明显低于上一轮全球货币紧缩周期的酝酿阶段,我们认为本轮货币宽松的退出过程会更加温和、节奏会更加徐缓。
若能吸引“一带一路”优质企业在中国开展人民币投融资业务,一方面能帮助“一带一路”经济体解决企业融资难等问题;另一方面将提升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作为投融资载体的地位。
2020年财政存款不断扩张而基建增速低迷,映射出大量资金可能沉淀在地方融资平台而未实际投入运用,今年专项债的实际运用规模或超过去年。因此,财政政策总体保持延续性,刺激力度适当,对处于复苏进程中的经济支撑作用仍旧明显。
通胀预期的大幅抬升,对于长期通胀的潜在影响不容忽视,但短期而言,预期的稳定性对于市场更为重要。
尽管在权力移交期仍有尾部风险带来的情绪余波,但拜登高票当选的确定性将极大程度稳定市场预期。
在中国经济逐步形成双循环新格局的背景下,资本市场在国企混改中将大有作为,积极推动国企上市、提升国有资产证券化率有望发挥多重“杠杆效应”。
在新冠肺炎疫情短期按下世界“暂停键”的同时,投资中国的四大逻辑却因历经试炼而日益清晰。
依托于数据和技术两大密切关联的要素,数字经济在中国相对研发投入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的背景下,将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
以十九大为起点,中国经济迈入新时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取代要素投入的扩大,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线。告别“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知识红利”成为创新驱动的核心支柱。
由于专项债的投资项目兼具收益性,专项债新增限额提前下达,除了本身将促进基建投资,还能撬动社会融资,通过乘数效应激发基建活力。
内外交困之中,发达经济体面临艰难但必要的政策转向,包括改善收入分配、调整经济结构、善用财政空间、重释全球化红利等,以期迎来沉淀后的质变。
化解民企融资“贵”的关键在于建立长效扶持机制:以信用体系建设压低风险溢价,借助资本市场开放大力发展直接融资,鼓励科技创新降低金融服务成本。
与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体系中的作用相比,其在金融系统获得贷款相对不足。
自2010年起,在全球复苏低迷的情况下,新兴市场经济体也面临内生动力不足的挑战,金砖国家也不例外。
在过剩产能收缩、下行风险增加的环境下,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货币危机余震,部分国家有进一步加息的压力,在财政领域的逆周期调节空间也受制约。
长期而言,全球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来源,合作与开放是协同复苏的关键驱动,在投资、贸易领域率先打破壁垒的国家和地区有望在新一轮增长浪潮中脱颖而出。
随着盯住美元的程度逐渐变弱,有效汇率趋于均衡,人民币有望在成为未来“锚货币”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工银国际资深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