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而言,短期内需要克服的,不仅有重大外部冲击带来的“疤痕效应”,还有房地产的周期性衰退和地方债的拖累,更要面对地缘政治、经贸环境的变化等诸多预期不确定对市场主体信心的冲击。
培养和打造一批适应国际金融竞争生态、熟练掌握国际金融管理工具,有着强烈使命感与国家责任感的战略型金融人才。
如果一系列稳预期政策能够在第四季度精准发力,结合内需的逐步提振,则全年经济运行完全有可能在优先保障稳就业、稳物价的目标引领下,实现经济学意义上的有效增长。
WTO改革尽管是蕴含合作性与非合作性博弈的多重战略博弈,但本质上并不构成零和博弈。
全球要在短期内修复业已撕裂的全球经贸与技术体系和早已恶化的金融生态,说易行难。如何治理经济体系或曰经济生态系统业已出现的功能性紊乱,将是2021年各国面临的头等大事。
区域和全球经济发展与繁荣稳定,呼唤富有国际责任感的各国决策者消除分歧,促进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从便利化和共享中获取利益。
在全球贸易格局面临大洗牌,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面临外部环境处于显著不确定的关键时刻,中国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出台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34条指导意见。
随着临港新片区建设的不断推进,其将逐步发育成为上海担当国家作为21世纪全球经济担保人的重要战略据点。
美国试图以使WTO争端解决机制瘫痪为要挟,重新洗牌全球贸易治理秩序。胁迫中国等成员事实上承认美国的国内法可以凌驾于WTO法律,进而否定多边规则与多边机制。
实现高质量增长的前提是确保以知识创新、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为核心内生变量引致的规模收益递增。
作为全球经济增长重要推动力的自由贸易与对外开放,亟需有实力参与主体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推动全球资源配置的进一步国际化与便利化。
印度去年是RCEP谈判未能达成最后协议的主要阻力,原因在于印度担心RCEP达成,其国内市场将很难经受得起中国商品的冲击。
明确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相关指标,控制经济金融化的边界,持续整固制造业竞争力,当是构建适应于21世纪全球经济竞争的弹性金融体系以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根本。
中国必须前瞻性地分析全球贸易发展与规则变迁趋势,应深耕核心技术的研发与自主品牌的国际化推广。
中国应以适应柔性商业规则为基础,以内生性技术进步为依托,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和出口商品附加值,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全球经济发展、贸易增长与金融稳定,都在呼唤中美决策者消除分歧,促进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通,找到两国经贸关系发展中的最大公约数。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