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图长虑构筑中国贸易高质量发展之路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中共中央 国务院11月19日就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给出了指导意见。在这份长达34条的指导意见中，决策层基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围绕加快培育贸易竞争新优势，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这个战略目标，强调要在加快创新驱动、优化贸易结构、促进均衡协调、培育贸易新业态、建设平台体系、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持互利共赢、加强组织实施等方面拿出实质性的改革新举措，全面实现贸易高质量发展。并给出了阶段性的目标任务，即到2022年，贸易结构更加优化，贸易效益显著提升，贸易实力进一步增强，建立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标、政策、统计、绩效评价体系。

在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将召开之际，党中央 国务院出台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既是十九大以来，中央在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所做出的一系列战略部署的阶段性表达；也是在全球贸易体系处于异常不确定且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由于该体系中负责裁决贸易争端的解决机制上诉机构可能于年底陷于瘫痪，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随时可能发酵的微妙时刻，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就关乎中国和全球经济增长、多边贸易规则和自由贸易秩序的维护等重大问题，拿出的中国行动方案。

中国致力于维护自由贸易体系

众所周知，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最重要受益者之一，也是致力于维护自由贸易体系的最重要力量之一。中国十分清楚，没有改革开放，中国如今仍有可能是相对落后与贫穷的发展中国家。41年前的1978年，中国出口额为97.45亿美元，进口额为108.93亿美元；全年206.4亿美元的进出口总额只占全球份额的0.77%。而到了40年后的2018年，中国则是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2018年全年进出口总额高达4.623万亿美元（全球占比11.75%）。其中，出口商品总额全球最高，达到2.487万亿美元；进口商品总额为2.136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的商品进口总额，全球排第二名。

可以说，过去41年，世人见证了一个原本处于全球贸易价值链边缘地带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在得益于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向全球最大商品供给者和国际贸易最有实力参与者和体系建构者角色转变的过程。如今，中国已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实际的贸易加权平均税率只有3.4%，非常接近于美国的2.4%，欧盟的3%和澳大利亚的4%。中国也顺势从全球主要的出口国向主要进口国的角色加速切换。

但是，全球最重要的发达国家对中国自加入WTO之后在贸易规模、规则适应与全球价值链提升、产业竞争力和综合国力方面的发展成就十分警惕。他们一向不愿意看到甚至决不允许主要竞争对手拥有接近于他们的经济贸易实力。即便是面对日本这样与其同一阵营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要进行战略打击。

自加入WTO以来，中国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迅速成长为全球仅有的两个GDP超过10万亿美元的超级经济体之一，而曾长期处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其GDP规模则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一直徘徊在5万亿美元左右。在某些国家看来，中国的发展大大超出了他们的预期，是他们“一手”引领中国走向全球经贸舞台中心的。如今，全球财富中心正向中国转移，中国正在积极参与构建区域乃至全球贸易规则。

全球多边主义受到挑战

中国坚决捍卫的全球化以及奉行的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与个别国家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形成了鲜明反差，中国有望引领新一轮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秩序变迁，使得发达国家有可能失去对全球贸易体系与规则变迁的主导权。这是它们不能容忍的。

一向怀有傲慢心态的它们，打心底里就很难认同中国的发展模式。尽管它们不是不知道目前中国出口制造产品中仍有相当一部分依然集中于低附加值领域，绝大多数行业在国际分工中仍然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无论是属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还是高技术产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以下情况：即本土企业由于缺少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严重依赖国外的技术创新，盈利水平受到限制和挤压。所谓的贸易失衡尽管可以简单地从数字上分析，但更应站在价值获益的角度来解剖发达国家才是切切实实的赢家。但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发展态势很可怕，中国在初步完成工业化和初步建成相对完善的贸易与金融服务体系后，其在国际经济秩序改革中的诉求可能不仅仅是一种被动适应，而是基于已有的经济力量，积极寻求参与国际经济话语体系建设甚至重建话语体系，包括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挑战既有国际经贸秩序。因此，必须趁中国还不够强大的时候，从战略上围堵中国日趋强大的高端制造业体系，并试图以“市场经济地位”、“发达国家身份”等来钳制中国发展。

另一方面，作为全球多边主义与自由贸易最重要平台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正面临其创立25年的最大危机。一些发达国家一再公开质疑多边规则和多边机制的合理性，要求WTO启动全面改革，甚至口头上多次威胁“退出WTO”，动辄绕开WTO原则和规则，依据国内法对其他贸易伙伴实施贸易摩擦和制裁。强推基于本国偏好的国际经贸新规则、新标准。包括贸易政策、产业政策、环境标准、劳工标准等，以此替换国际多边贸易规则，实现继续控制全球贸易与产业发展主导权的目标。如果WTO改革停滞不前，或不能因应全球经济贸易发展新趋势，则贸易规则的块状化与集团化博弈趋势将严重阻碍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显著增加摩擦与交易成本。

构筑中国贸易高质量发展之路

因此，在全球贸易格局面临大洗牌，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面临外部环境处于显著不确定的关键时刻，中国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出台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34条指导意见。意在远图长虑，构筑中国贸易高质量发展之路。

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经济发展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自由贸易不仅是各国要素禀赋在日趋全球化的生产与交易中实现优势互补的唯一最优路径，而且是带动后发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进而促进全球经济有效增长的重要动力。

捍卫自由贸易，不仅是促进中国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被贸易理论与实践证明了的铁律。自从大卫·李嘉图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系统提出“比较优势贸易理论”以来，自由贸易不仅是先行工业化国家占据全球分工顶端地位的重要推手，也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核心推动力量之一。按照李嘉图的观察，在充分自由贸易的制度下，每个国家自然会将其资本和劳动投入那些对它来说最为有利可图的行业。而通过共同的利益和相互交换，有可能把个人同社会，各个国家同整个文明世界联系在一起。今天看来，李嘉图在200年前提出的经典资本主义理论依然有很强的生命力。

同样，由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在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的研究基础上形成并在1933年出版的《地区间贸易与国际贸易》一书中提出的“要素禀赋论”，在承认各国间存在要素禀赋相对差异以及生产各种商品时利用这些要素的强度差异的基础上，强调国际贸易的基础是各国要素禀赋的互补。如果限制自由贸易，将无法实现全球要素资源配置效率的相对最优化。

事实上，无论是1947年成立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还是1995年正式开始运作的世界贸易组织，既是古典经济学理论在现实世界的机制性表达，也是全球致力于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以更大限度节约交易成本的主导性力量在形成共识基础上的一致行动。促进投资与贸易便利化，巩固和发展多边贸易体系，不仅是各层级市场主体节约交易成本的最有效制度安排，也是作为全球经济三大支柱之一的世界贸易组织的“灵魂”，更由于其在国别与区域关系所扮演的核心变量角色而成为全球经济稳定的基石。

尽管世界贸易组织本身并不完美，尽管其在处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争端方面往往力不从心，但至少提供了促进全球投资与贸易便利化和争端机制解决的最重要平台。况且人类迄今为止尚未设计出一种可以取代世界贸易组织的全新机制。换句话说，现有世界贸易体系依然不乏生命力，只是需要不断完善与发展，而不是退出或废弃。

因此，值此紧要关头，中国迫切需要总结以往对外贸易发展的经验，必须尽快培育一大批能够全方位参与全球贸易竞争的种子选手，前瞻性地分析全球贸易分工与产业竞争的未来生态，在切实提高应对国际经济摩擦博弈水准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制定，更应深耕核心技术的研发与自主品牌的国际化推广，确立并巩固出口产品的高增值和高技术发展导向，全力提升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在积极参与资本与技术要素密集的制成品乃至中间品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中国的服务贸易，优化中国的贸易结构，进一步提升在全球贸易价值链中获益程度。

在坚持WTO需进行必要改革，以增强有效性、权威性和争端解决能力的前提下，可最大限度争取国际力量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

中国需要加快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进程，以2020年达成高水平中欧投资协定为重要突破口，向全球发出中国和绝大多数经济贸易伙伴致力于落实互惠对等原则，维护多边主义，促进自由贸易、可持续贸易与发展的强烈信号，以此加快推动WTO改革，赋予WTO改革活力与生命力。

中国将以2020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为契机，以法律的权威和强制执行力切实加强对外商投资合法权益的保护，放宽市场准入，优化营商环境，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允许更多领域实行独资经营。从制度设计与执行层面实现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在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有效对接。

另一方面，继续鼓励有条件的资本加快嵌入全球产业链，打造低中高产业链一体化通道，牢牢钩住全球经济。

最后，以构建高质量融资政策框架，高标准开展“一带一路”项目，以及参与主体的广泛国际化，将“一带一路”倡议培育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